人文关怀不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古今中外，人文关怀都是大多数作家的终极精神诉求点和作品成长的必需空间，也是读者感悟作品，与作者灵魂共鸣的必要的精神材料。
人文关怀即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人性概念的剖析与拯救，是人类精神慰藉，精神交流的产物。人文关怀一直是作为一种精神而被传播着，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内容，即人性、理性、超越性。
余华小说中人文关怀精神的集中体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呐喊》是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现实写作的衔接点，是他重新回到思考人生、生活、社会的标志，特别体现在余华对人的欲望的透彻阐释。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先锋写作的最后总结，是其先锋写作的巅峰之作，在转型的阵痛中完成着他对于自我和艺术的双重否定与双重解构。
《活着》是余华小说中人文关怀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不再是一个漠然冷酷的旁观者，而以自身的感情角度去定量人物，正视人物所遭遇到的各种苦难和悲剧，余华在《活着》的前言中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小说的一开始，福贵从一个成天吃喝嫖赌，不学无术，沉迷赌博的纨绔子弟到输光所有家产，气死老父的贫苦佃户，余华没有对于如此遭遇却又罪有应得的主人公戳之以鼻，而是让他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正常轨道，生子养母，照顾妻子，做一个虽不能顶天立地但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贫穷却又安乐的现实生活，这也是大多数人应该并正在经历的。余华肯定了福贵的平等人性和人权，让福贵真真实实的生活下去，体现着浓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福贵似乎是中国历史上普通老百姓的代表或者缩影，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洪流中无力抗击命运而只有顺从甚至麻木地生活着，并偶尔享受生活带来的细微快乐。福贵在苦难中表现出的超脱达观，使其成为余华对抗苦难的一种态度，表现了其在逆境中的人文关怀。
《许三观卖血记》表现出了抗争苦难的自由精神，即自由生命，为了追求这样一种自由生命，许三观采取了“卖血”这种极端悲惨的方式，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完整和基本生存状况，而故事结果也一改余华八十年代的“死亡悲剧”式，转而以希望的悬念结尾，“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得最好”这体现了余华赋予许三观全新的生的希望。
余华在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曾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像中的，现在的现实则更接近于现实本身。”
小说中的许三观是一位地地道道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的形象，同情、担当、狡诈、小气等性格特点并存，作者采用顺叙的叙述方式将许三观所遭遇的人生磨难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许三观面对苦难、摆脱困境、化解苦难的唯一方式竟是卖血。血液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传统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血液又是血脉继承的寄生品。
许三观不顾家族伦理传统而通过卖血来保全家庭的完整和延续，在这样一次一次几乎被动的卖血行为中，许三观的宽容、善良得以展现，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对家庭的归属感被深刻地诠释，以及展现了许三观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对生命对家人的理解与关爱。
余华对女性形象塑造的根基在于对女性群体的尊重和同情，“女性主题”是人文主义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演化和发展的一大主题。
《兄弟》讲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过两兄弟的家庭在劫难中的崩溃，又在劫难中得以升华，缩写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
《兄弟》中，余华对李兰和宋凡平这对恩爱的短命夫妻在不断的阻隔、辱骂、敌视中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的叙写最能体现出余华对家庭温情的向往与追求。
李兰是一个传统、柔弱的女性形象，同样也是众多苦难形象之一，丈夫宋凡平强大的责任感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在点点滴滴，大风大浪中给予了她坚实的依靠，宋凡平能屈能伸的人格魅力给了她忠贞不二的坚定，连他惨烈的死亡都给了她坚忍不拔的勇气，以至于她以七年不洗头的非理性方式纪念对丈夫的刻骨铭心的爱。
余华歌颂李兰这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和面对现实，面对生命的真挚体验，以及超出精神层面的女性的坚毅、忠贞和洒脱的形象正是他对传统女性悲惨命运的怜悯，润之以希望的曙光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