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儒学、儒士真的沦为了“娼、丐”之地位吗?

儒学可以说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推行后,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占据独尊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受到了道、释教兴起的冲击,但是经过唐、宋的巩固,其地位更为尊崇。


孔子论道

然而,随着宋朝的亡国,元朝的建立,儒学、儒士失去了其尊崇的地位。当时的郑思肖曾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和文天祥一起抗击过元军的谢枋得也曾经有过“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感慨。

那么儒学、儒士真的在元朝是沦为了“娼、丐”之地位吗?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儒学与早期的蒙古上层

最早将儒学传到蒙古上层的是耶律楚材,他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是在他的父亲花甲之年出生的,父亲用《春秋左氏传》中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为其起名“楚材”。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燕京,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选中作为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并为成吉思汗所喜爱。1219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1226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可以说,耶律楚材颇受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信任和器重,他大力倡导儒学,推崇孔子,使儒家思想得以在蒙古族上层传播。在蒙古族的统治者中,最为主动积极吸收儒学和任用儒士的当属忽必烈,虽然忽必烈本人对儒家文化一知半解,却能积极的去采用一些儒士的建议。


耶律楚材

儒士在元朝社会的地位

元朝是把人按照地域和民族分成了四个等级,即: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而户籍制度更为复杂,实行诸色户,就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其从业的不同在户籍上区分开来,并由此固定其所应承担的义务。主要的几种有: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灶户等,又将各户其贫富状况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一共九等。而儒户就是诸色户的一种,比起农户来说,可以享受到一些优待,比如免除部分差役徭役。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中,儒士在以前朝代尊崇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再了。


儒士

另外,在忽必烈时期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朝廷虽然办官儒学、办书院,但是就是不开科举考试,因为一旦考了科举,蒙古人肯定考不过江南儒士,蒙古贵族阶级害怕儒士掌权,这就造成了大多数儒士只能栖身于吏员和教官等卑下的官职。可以说,在元朝前期、中期都是没有开办科举的,一直到了公元1238年,元朝才开始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大批的儒士才有机会得以入朝为官。


益津书院

所以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毕竟郑思肖和谢枋得皆为南宋遗民,始终对元朝抱着敌视和偏见,谢叠山在所著的《叠山》中就明确的提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乃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戏谑之语,虽然儒学、儒士地位相比其他朝代直线下降,但也没有沦落为“娼、丐”之流。这估计也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的起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