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帝王诸侯、贵族世家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常常左右当时的文学风气与发展。而这些对文学有兴趣的天子王侯，往往利用其政治地位，召集一批文人雅士，从事文学创作。
春秋战国时代，稍通文学之士以“纵横家”或“言语侍从”的身份，于王侯门下充当食客，如楚顷襄王时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文学观念，此时亦难以“文学集团”称之。
直到西汉时期的吴王濞与梁王武，召集文人如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人，形成最早的“文学集团”。
但真正影响南朝文风、开启后世帝王注重文学的是“三曹父子”。
曹操虽为政坛领袖，却刻意网罗文人、奖励文学，而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更详细描绘了“南皮高韵”之会及其平日文人王侯聚会欢乐的情形。
这一时期杰出文人，如建安七子(除了孔融之外)，都是曹家的宾客；除了建安七子之外，曹氏父子更是当时的重要作家，他们亲身参与文学创作，写出许多杰出的诗赋，起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建安七子浮雕
曹氏父子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学，上行下效，形成一派作风。在他们的扶植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优秀的文人群体，并创造了光辉的“建安文学”。
而帝王雅好文学的风气，也从此流传下来，使得南朝文学集团特别昌盛。
梁武帝萧衍与昭明太子萧统
南朝文学的集体化现象，又较西晋时期更为明显。
齐竟陵郡王萧子良爱好学问文章，以礼贤下士著称，曾在鸡笼山西邸召集文士，当时萧衍亦游其门，与名诗人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八人，同属“竟陵八友”之列。
建武元年，萧子良病逝，其重要成员也逐渐离散，虽然这些文人聚于西邸仅有数年的时间，但文学活动却十分热络，彼此酬唱赠答，同题共作，甚至研讨出声律理论，应用于诗歌创作，形成“新体诗”。
但“竟陵八友”除谢朓、王融早卒外，其他都由齐入梁，萧衍更以梁朝开国之主的地位，提倡文学，奖掖文士，形成新的文学集团。
萧子良画像
相较于竟陵王子良的缺乏文采，身为集团主人的萧衍，本身就是不错的创作者。他即帝位后聚集文学之士，自然成为文坛的新领袖。
萧衍非常喜好诏令群臣赋诗，自己也经常创作，令文士奉和，多次见于史传记载；他奖掖文士，不仅赐以金帛，甚至因其捷才美文而加以晋升。
萧衍文学集团中，包括竟陵旧友，如沈约、任昉、陆倕、萧琛等人，又招引后进文士，如到沆、丘迟、王僧孺、张率、刘孝绰兄弟、到溉兄弟等人。
萧衍对待后进亦一视同仁，不因其年辈、官阶较低而小视之，这意味着文士参与游宴赋诗等活动时，彼此之间应当是较为平等的“文友”关系，身份地位的差别较不显著，文才优劣才是判别高下的依据。
萧衍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学，在梁初的影响力，自然无人能出其右。
钟嵘曰：“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
这段话对梁武帝显然有溢美之辞，不过用来描述当时文学风靡、文士众多的现象，应当是可信的。
梁武帝萧衍画像
萧衍十分用心栽培其子萧统，派遣大批知名文士侍从东宫，使他能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
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九岁时“于寿安殿讲孝经，进通大义”，他性情仁孝，宽和容众，具有创作才能并且赏接文士。
“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
东宫文学人才众多，藏书丰富，加上萧统对学术、创作的兴趣，竟将文学风气提升到晋宋以来未有的高度。当代知名文士云集东宫，游宴赋诗、论文讲学，并编纂《诗苑英华》与《文选》。
盛极一时的东宫文学集团，却在中大通三年，因萧统的去世而告终。随后入主东宫的萧纲，带来他在外藩时期形成的文学集团，及“新变”的文学观。
萧统雕像
梁简文帝萧纲
可惜萧统三十一岁就逝世；萧统死后，梁武帝选定萧纲为太子，梁代另一个文学集团即以简文帝萧纲为中心。
萧纲从小出任外藩，与萧衍的文学集团有长期的隔离。梁武帝萧衍对萧统的文学教育极为注重，动员大量当世文人入侍东宫；相对于其他诸子，则只派一两位亲信文人随任外藩。
萧纲为晋安王时代，此时文学观念虽在孕育阶段，仍聚集许多文学之士。此文学集团对于年轻的简文帝而言，无论文学观或文学作品都产生极大影响，其中与简文帝关系最亲密、影响最深远的人，莫过于终身随侍左右的庾肩吾与徐摛。
此二人长久侍奉萧纲，有足够时间影响萧纲，何况继承他们文风的儿子徐陵、庾信，也都在萧纲身推波助澜。
萧纲的文学集团，从他们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标准来看，比较属于世俗的、艳丽而流荡的风格。
萧纲画像
由于王室世族奢侈淫逸生活之影响，蓄妓养妾风气甚盛，女色声伎之享受已成为门第世家生活之重心，故诗人文士咏物之兴趣与注意力，转向集中于宫廷女子身上。
诗人以客观写实之态度，形似、切近、细密、雕琢之手法，全力描绘女性内在与外在之各种怜爱情态，于是“宫体诗”诞生。
“宫体诗”在南北蔚为风尚，遂造成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唯美风潮。宫体有四个特点：文彩华艳、声调道畅、以轻柔笔触咏物写情、立意浮浅。这四点在庾信早期作品中很明显，如《镜赋》。
“宿鬟尚卷，残妆已薄。无复唇珠，才余眉萼。靥上星稀，黄中月落……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于搔头，拭钗梁于粉絮。”
以华美雕琢的清丽辞句，以细腻逼真的描写技巧，去形容女性容貌仪表、情态颜色，但那位女性的精神却是空虚放荡的，这就是一篇很典型的宫体风格的骈文。
唐代女子剧照
因此，唐初文人对此类作品一概斥其“轻佻”、“淫靡”。这些批评，正代表唐代史家从总结“兴亡治乱”的角度来评价南朝文学——此乃“亡国之音”。
然而，这种以绮丽、新巧、流丽、婉约著称，缺乏实际生活感受和内心感动的“徐庾体”，却风靡了南朝文坛；即使到了初唐，整个文坛仍然沿袭这种轻艳浮华的文风。
南朝文学集团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齐梁时代文学集团声势盛大，皇室贵族致力提倡文学、礼遇文士，因此齐梁文人几乎都从游于文学集团。两者关系密切，文学活动也就或多或少影响文人的创作。
文学集团的活动，并不限于游宴赋诗；编纂书籍、研讨学问也是常见的活动。然而，在游宴欢会的场合中，诗歌创作基本上就带有社交性、游戏性，以及逞才竞技的意味；这样的背景，对题材内容、作品风格也产生了限制。
影响最大的，是集团领袖拥有命题和评判的权力——其本身喜好的题材与风格，对文士有强烈的影响；加上，创作时常常被限定题目与内容，文士们难免为创作而创作。
再就创作方式来说，集团活动时，主人有时会在创作方式上加以限制、提高难度；既是对文士才能的考验，也具有游戏、竞争的趣味。
“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
竟陵王以刻一寸烛作为四韵诗的计时单位，萧文琰还认为太过容易，而自愿以更短的时间来作诗，可见文士自己也十分主动，意欲展现其才思敏捷。
《琅琊榜》中的皇帝，以萧衍为原型
萧衍亦曾经限时令臣下赋诗——以三刻为限，下令臣子完成三十韵诗。相较于萧子良的四韵，萧衍似乎比较偏好长篇制作，结果谢微才思敏捷，因此获得武帝欣赏。
除了限制时间外，文人聚会时还会进行一种记忆游戏——“隶事”。
“隶事”是一种看谁能记诵、默写某物某事其典故及出处的游戏，多者为胜。文人们对“隶事”的胜负往往十分在意；奖品并非贵重财物，他们更重视其所代表的荣誉。如萧衍十分在意“隶事”胜负，而且无法容忍别人胜过他，沈约、刘峻都曾因为“隶事”而得罪过萧衍。
一般情况下，帝王对文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文学发挥教化作用，为统治阶级服务；二是要求文学发挥娱情作用，满足其精神享乐的需求。
由上所述，南朝帝王与文学的关系，偏重于第二方面，也就是放弃了政教的目的，而强调娱情的作用，这在客观上使文学走向了对唯美的追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