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有“诗豪”之称。他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千古传诵，而散文《陋室铭》更是古文观止，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有一篇大作，那才是最虐心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口兵诫》。他说：“诫哉我口之启，尔心之门；无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他长叹道：“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这些话至今读来让人读了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刘禹锡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口兵诫》呢，那自然是他平生经验教训所得。
此公少年得志，章坛走马，皇帝恩赐紫金鱼袋。但在唐顺宗永貞元年（805），刘禹锡参与王叔文主持的改革遭到失败，就被贬为连州刺史、朗州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好不容易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可他老先生又写了一首什么《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结果得罪执政者，又被外放到连州、夔州、和州当刺史。这一去就是23年。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这辈子之所以如此倒霉，除了政见之争外，还因为自己平素“语多怨刺、以言获罪”。所以他要写一篇文章告诫自己和世人：说话招罪惹祸，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其实，历史上不只是刘禹锡写过《口兵诫》，还有许多古代文化人都有同样的人生教训，同样的处世体会，而且写过同样的文章。比如，西晋傅玄就写过《口诫》，苏彦写过《语箴》，南北朝萧子良写过《口铭》，谢惠连和唐代姚崇、皮日休写过《口箴》，唐代韩愈、李纲、刘一止、高登写过《言箴》，当过宰相的李德裕写过《舌箴》，北宋刘敞写过《畏言箴》。
如果放眼世界，人类文明伊始，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对话，印度哲人在恒河畔思考人与神对话，而我们中国哲人就在黄河之滨琢磨人与人对话的问题。据说，周大庙前有金人，三缄其口，其背有铭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孔子极力主张慎言，一部《论语》里有二十多条强调这个问题，他认为君子说话就应该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而鬼谷子则干脆说：“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呜呼，幸亏汉武帝没有独尊“鬼术”。
由此可见，不能随意说话，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国文化人的共同戒律和生存状况。刘禹锡的《口兵诫》真是言为心声。
当然，也有个别文化人讲狠话，比如范仲淹就在《灵鸟赋》里高呼：“宁鳴而死，不默而生”。王应麟评论说“其言可以立懦”，“人口不是牲口”！可是这些讲狠话的人一个都没有吃到好果子。事实上，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文化人都是信奉《口兵诫》以及各种“口铭”“言箴”的。
不过，这也引起人们对文化人的批评，古代就有草根愤青大喊大叫：“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馀读蒙庄书曰：“兵莫惨于志，莫邪为下。”缺然知志（一作智）士之伤夫生也。他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衋然知言之为兵，又惨乎志。因博考前载，极其两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愤，不过无从容于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作诫以书于盘盂。
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屙，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途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后。人或罹谮，比肩狐疑。借有纷解，毁辄随之。故曰：舌端之孽，惨乎楚铁。夷灶诚谋，执戈以驱。掩人诚智，折笄以（一作之）詈。贤者诲子，信其有旨。发言之难，往古犹尔。辩为诈媒，默为德基。玉椟不启，焉能瑕疵。犨麋深居，孰谓可嗤。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无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