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古代道德体系和社会稳定靠上帝维系，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稳定则靠两子——老子、孔子。提到孔子，他不仅是开文学的一派之主，"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他同时也是一个史官，写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为后代史传之滥觞。《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春秋末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罹，作春秋。"由此可见，他根据鲁史作《春秋》是为了建立完善的封建王朝的社会道德体系，用来维护以周天子为正宗的封建社会阶级体制。封建王朝的制度完善得利于周，周朝的制度贡献，周作人认为：一是同姓不婚制度，二是嫡长子继承制，三是史官修谱制度。由此三制，而生封建宗法制，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持社会阶级稳定也是维持社会安定。孔子的形象一开始便是这样一种封建卫道士和积极治学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出仕形象。"孔子厄而作《春秋》"众所周知孔子"三立"之路十分坎坷，死生师友，飘零久矣。什么使得孔子饮冰数十载，也难凉为仕的热血呢？
一、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在一国统治者的选择上，崇尚正统，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周天子统治权力式微，各地诸侯势兴，贵族之间养仕形成礼贤风气；由此刺激了平民知识阶层的兴起，诸子百家由此产生，自由思考的现象较为普遍。民间治学的思想激进、阶级制度的松动、礼贤之风的鼓励，都促使这一时期"朝布衣，暮卿相"的例子数不胜数，极大地刺激了文人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
二、仕之于孔子
古代文人以科举为官，学优而仕的说法由来已久，溯源可从还未有科举制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说起。这个时期，由于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办学的主力在民间，一个人学问做的好，就会众口传播，贵族也会慕名前来听课，传达到国君那里，国君就会召他讲课，从治理国家，到人生理想，遨游天地之间，可谓无所不谈。这人早上穿着麻布衣服去讲课，讲课讲得不错，国君觉得有道理就会给他封官，这就是"朝布衣，暮卿相"的由来。孔子的出身是很低微的，时代给了他一个大的机遇，一个向上阶级跨越的机遇。他心中的热血沸腾，认为为仕理所当然。
他的学生子路就曾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按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释为：不做官是不对的，长幼的关系不能废弃，君臣的关系又怎么能不管。你原想不玷污自身，去不知这样隐居是忽视了君臣关系，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应尽的责任，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子路此番议论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很多人选择躬耕避世的现象。子路的话表明儒家观念的看法。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家中父子，朝中君臣，以长幼之序喻君臣之义，如果所有人都消极避世不为国家所用，则是"乱大伦"。当然，后面他也提到说孔门之学在当时不见纳于诸侯，孔子及其弟子自己也和清楚，这句话有些伤感，不过可以理解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君子致仕是为行君臣之义，如今道虽不行却仍需行其义也。仕，确是重要的。
但孔子仕并不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他对仕的追求显而易见，奔波诸侯之间且不提，甚至为了求仕，去见行为被人所不齿的南后，这也引起过他的学生对他的质疑；不止南后，甚至公山弗扰一类的叛臣也应召而往。是以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对他评价"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这么一看，给人留下个鸢飞戾天，趋名逐利的形象。但是看事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孔子曾说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我仿佛就是匏瓜，不是挂在那里给你们看的（我要给人吃的）。意指：怀才而莫展，一如匏瓜中看而不可吃用。这么一来，孔子"惶惶如也"是惶恐抱负无所施展，大道不行，民不聊生是无私的；而非惶恐无官可做，无车出行，无权可使。
三、仕与隐的抉择
"仕"在孔子那里是有艺术的，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首先得讲究"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其次得讲究"道"——"君子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出仕还是隐逸呢？孔子的判断标准是"道"的施行与否。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各国都是公司，孔子前去应聘，如果孔子的想法和国君也就是老板相契合，那么就尤如高山流水遇知音，千里马遇伯乐，金风玉露一逢迎——胜却人间无数，他的道就得到施行，这就是他理想的出仕条件。但如果君主无意于道呢？身为臣者，无权无势没有行道的条件，无法实践，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未得到君主的许可，无法实践"道"，无论孔子的"道"如何仁义，都只是一堆概念，无法证明其真理的地位。这种非理想的条件下，孔子就会选择另一条路——隐。隐即隐逸。《论语·先进》中"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论语·卫灵公》中"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在困境中懂得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无法"行义以达其道"便"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民》）。
但孔子对于"隐"，态度十分复杂， 一方面，孔子明知自己的道义不行，也偏要坚持，义也是其处事准则的最高标准，积极入世开了古代文人之先。他是极力避免隐逸的，在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中，他下撵欲与之谈论看出他其实认同楚狂人："今之从政者殆而"的看法，但面对楚狂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劝告，仍然继续周游列国，寻求出仕；另一方面，孔子对于隐逸者的态度是赞赏并且尊敬的。《长沮桀溺耦而耕》中对于长沮和桀溺这类：不满于当时的黑暗现实、不与统治者合作、选择了避世隐居，以求洁身自好的人生道路的隐士，十分尊重的。但这篇语录并不是告诉我们，孔子历经磨难，折戟成沙打算归去隐逸。
而是，为我们解答孔子出仕的原因——孔子为什么在众所隐逸的社会大背景下，坚持寻求出仕的机会。故事发生在"子路问津"，"问津"在文中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自然意义上的渡口，另一方面是指现实生活中人生道路的选择，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小故事都表现了孔子四处碰壁而志向不改，走投无路却毫不懈怠的崇高精神境界。所以，首先出仕是他个人高尚品质和坚韧人格所决定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人是不能和鸟兽合群共处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和你们一起来改变它了。"其次，这个原因就在于：人的社会性本质。人是社会性的，并非完全独立的，人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历史的长子，改变社会，推动历史前行。
所以，孔子在时代的裂缝下，个人的理想主义下，为生民请命的强烈意愿下，左边是入世，右边是出世，最终坚定不移选择了左手为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壮哉文人气骨数千年。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想要拯救斯民于水火，这种为世而忧，为国而忧，为民而忧，为时而忧，身处逆境而心忧天下的胸襟抱负是很宝贵的，是儒家精神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