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还是有的，比如说，教师惩戒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学校的权力，还是法律委托的、法律确认的权利？对教育惩戒权的规范，究竟是制定行政法规好还是规章好？
“教育惩戒权”之争终于靴子落地。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开，“教育惩戒权”又一次上了微博热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此前最受争议的，是教育惩戒与体罚如何区分。规则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明确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等六方面体罚行为。
规则制定过程中，北大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都参加过相关研讨，11月23日、24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两人，请他们分享研讨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争议。
南方周末：规则制定研讨的背景是怎样的？
湛中乐：关于讨论教师教育惩戒权力来源机制，大的背景是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
我参与的相关研讨既有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组织的，也有教育部下属的研究基地组织的。
周洪宇：今年10月，我拜访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和相关领导就什么是教育惩戒权、边界何在，以及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他们正在起草教育惩戒权的指导意见。
探讨主要围绕包括批评、隔离、停学、转学等这些惩戒权力赋予给老师，到底合不合适？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一个平衡，既要保障教师拥有教育惩戒权，又要防止把教师推在一线背负太大的压力。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惩戒到底是权力还是权利？这就涉及定性定位的问题。我一直强调教育惩戒权是国家赋予教师的实权，就是“权力”。
南方周末：专家们研讨时对哪些问题存有争议？
湛中乐：还是有一些争论的。比如说教师惩戒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学校的权力，还是法律委托的、法律确认的权利？
对教育惩戒权的规范，究竟是制定行政法规好还是规章好？还是在教师法修改的时候，把有关教育惩戒权的内容写进去比较好？
大家普遍觉得法律依据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所以从法律位阶来讲，最好是在教师法修改的时候，把教育惩戒权写进去，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这就是一种建议了。仅仅用规章来直接规定是有欠缺的。这次教育部出台的规则是迈出了第一步，肯定是好的。
周洪宇：华中师大是参与教师法修订的单位之一，今年5月，我们专门就将教育惩戒权问题写入教师法提交了报告。教育部的反馈是正在研究。
南方周末：值得注意的是，规则将教育惩戒权下放至学校。各校在规定的原则基础上，制定本校惩戒规定。这意味着什么？
湛中乐：从两个层面来讲，首先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应该是国家、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要有担当，不能推卸。
第二个层面，法律制度实施的公共政策只能确定一般的标准，考虑到在现实中很多情形举不胜举，法律不能事无巨细地规定。从立法上讲，也给不同类型、地域的中小学，留有一个制定校规校纪的空间，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去细化国家层面的政策，去细化教育部的规章制度。同时也强调了中小学在有关事件的处理上是被赋予了一定权力的。但这不能解读为政府或教育部门逃避责任。
南方周末：不同学校规定肯定不一样。家长可能担心惩戒会轻重不一？
周洪宇：执法是由个体来执法的。在规则基础上，具体实行者的个人理解不一样，有的严有的宽很正常。以后在规则执行过程中，老师必须坚持分类分层、平衡适度、依法依规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