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
宁夏甚至比内蒙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
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
20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
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还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
1954年我18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
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
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
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
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
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
于是，在1955年7月，我偕老母弱妹与一千多人一起，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
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
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地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
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
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
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和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数千年来沿用至今。
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
犁田还用“二牛抬扛”，连犁头也是木制的，春种秋收、脱粒扬场等等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淳朴。
土坯房里虽然味道难闻，可是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得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
我终生难忘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情景。
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在河湾的回流处，一波一波漩涡冲刷堤岸的泥土，不时响起堤岸坍塌的轰隆声，使黄河在晴空下显得极富张力，伟岸而森严。
岸边一棵棵老柳树，裸露的根须紧紧抓住悬崖似的泥土，坚定又沉着，表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
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在旧社会混过事儿的，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宁夏没有竹子）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鲇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我们用的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次我打水时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里了。
政府给我们移民只发了生产性的农具，除铁锹、锄头、镰刀外别无长物，用什么东西把水桶捞上来呢？我只好到不远处的一个农村去借钩子一类的器具。
宁夏人把村子叫“庄子”。
进了庄子找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绊小褂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
我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嬉笑着互相撕扯起来。
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杈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
当然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
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
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把钩子的“钩”口语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
“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
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分”又不好的“贱民”。
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
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
宁夏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
秦代列入中央政权管辖，自汉代设“郡”，称为“朔方”。
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项贵族凭借宁夏地区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以“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市为中心的“大夏国”，统治了现今甘肃、宁夏、内蒙、陕西、青海部分地区近200年之久。
“大夏”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王朝，与宋王朝和辽国鼎足而立，还以汉文字为基础独创了一套文字系统。
“大夏国”公元13世纪被蒙古消灭。成吉思汗就死在宁夏境内和“大夏”的战争中，所以蒙古人攻占这一片土地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把党项族人赶尽杀绝，彻底焚毁了夏王朝的宫殿陵墓，还丝毫不留地消灭了党项人创造的文化。
辉煌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期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开始作为一个行省。
到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宁夏省全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
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
有关宁夏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
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所有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
我和我母亲妹妹到了宁夏的黄河之滨，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今天的宁夏首府城市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
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
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
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
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付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我们领路，就往银川市去求医。
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而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
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
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条黑咕隆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市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
唱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
歌中唱道：柳媚花妍，莺声儿娇，春色又到人间报到，山媚水眼 盈盈地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这花月良宵，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这青春年少，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逍遥，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一样地轻飘……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
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环城路的转盘中间。
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入了“凤凰城”。
4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文章摘选自张贤亮自选文集《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