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柏拉图


1.柏拉图的生平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心里怀着一个志向:一旦我长大成人,我就会立即投身政界。但是,后来的生活经历却改变了我的这个决定。我们那时的社会状况被许多人所厌恶,所以就发生了一次颠覆活动。有五十一个人领导了这次革命……但是其中的三十人在整个政府中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中间有几个是我的亲戚和熟人,这些人马上就开始设法拉我入伙……当时我少不更事,所经历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那时我想,他们将要把国家从不公道的生活状况中拯救出来并能使之走上正义之途,所以我就急切地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于是我就看到,这些人不久之后就又重蹈覆辙了。别的不说,他们竟然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和我的一个年老的朋友苏格拉底——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正直的人——连同其他人一起强行把一个市民处死,目的是……想让他(苏格拉底)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他并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愿,而是宁愿担风险也不去参与他们的那种罪恶勾当。当我看到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但也并非鸡毛蒜皮的事情以后,我就感到厌恶之极,于是我就决定从这种罪恶的统治之中退隐而出。不久之后,那三十个政客以及他们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于是,我对政治的兴趣又慢慢地复萌了……可是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个有权势的人把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他们拿最恶毒的(当然也是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他们把他推上法庭的理由是,他亵渎神明。他们判处了他死刑……当我看到这一切,看到那些当权者所施行的统治,看到当时的法律状况和社会风气,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看透了这喧嚣尘世,因而也就更清楚地认识到,搞政治是多么不容易,因为若没有朋友和可以信赖的同党就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国家的立法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也日益严重……虽然我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些问题,希望能找到解决之道,使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并且总是期待着能够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是最终我认识到,国家的现状整个说来是糟糕透顶,因为它的法律现状几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除非能够有一个神奇的新机构来挽救它。于是我经过再三思考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崇尚真正的哲学,因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为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正义之见;必须使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或者使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要不然,人类的不幸就不可能终止。”

以上是柏拉图的一段自述,引自他的一封信札(研究者认为这封信札是真实的),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有关他的生活的大概印象,并且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一些动机。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他是雅典贵族的后裔。二十岁的时候,柏拉图遇上了苏格拉底并成为他的弟子,柏拉图放弃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志向,从而专心研究哲学。他做苏格拉底的弟子长达八年,苏格拉底被判刑并被处死,这件事对柏拉图的心灵震动很大(我们在上一节中曾经引述过他自己对当时场面的描写),于是他就背井离乡,先是到了麦加拉城,后来他又去周游各地,据说他还到了埃及并认识了那里的宗教和丰富的知识以及他们的僧侣制度。或许他也到过东方,并且还认识了印度的智慧——他的某些著作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曾经在希腊的殖民地下意大利和西西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在那里,他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过密切的接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叙拉古的专制君主狄奥尼修斯的宫廷做客,他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接受他的政治观念,但是未能如愿。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自己故乡的一个花园里创立了一所学校,据说这所被称为“柏拉图学园”的学校在柏拉图死后仍然存在达一百年之久。在这里,柏拉图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授课,他不要任何报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经两次离开雅典前往叙拉古,但都是无功而返,除此之外他一直待在他的学园里授课,他活到八十岁的高龄,临死之前还在忙于工作。

2.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只是通过对话和讲演的形式对他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他自己并没有给后人留下片言只字,但是柏拉图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出自柏拉图本人之手,其中也包括几封书信,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对柏拉图来说,口头传授也比书面表达更为重要。他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没有说过表示尊敬的话,这种态度在许多如柏拉图这样的杰出著作家身上也并不少见。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从来都不相信能够用书面文字来表达他的思想内涵,文字的东西可能会遭受猜忌或不被理解。对此,他说:“我没有著作,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因为这不像别的事情,如果学会了就可以说出来,而它是突然之间产生的,就像被一个跳跃着的火花点燃了,这是心灵的闪光,从此以后它就会自我保存。”但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他的著作还是我们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唯一源泉,而且这些几乎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而写出的著作也仍然是那么超群出众。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前后持续达五十年之久,在个别问题的处理上,柏拉图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大部分问题上他的观点经常发生明显的改变。

柏拉图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他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写下的著作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在他后期的几乎所有著作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其中我们也很难区分得出,哪些话是苏格拉底本人曾经说的,哪些话是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柏拉图的名义流传下来的对话有34篇,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伪作。我们把柏拉图的最重要的对话列述如下:

1.《申辩篇》(Apologie)——记述苏格拉底在针对自己的法庭上的所作的辩护演说。

2.《克力同篇》(Kriton)——关于对法律的尊重。

3.《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讨论诡辩术,论德性及其一致性和可教性。

以上三篇被列为柏拉图的早期著作。

4.《高尔吉亚篇》(Gorgias)——其中讨论的中心问题还是德性,以及德行的可教性问题。智者派的自私的道德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修辞术也不能完全作为教育手段。道德的善是绝对的东西并可以用形而上学加以证明。政治、音乐以及诗艺都从属于道德的善。最后他还对灵魂在彼岸世界里的命运做了展望。

5.《美诺篇》(Menon)——论认识的本质是“回忆”,论数学的意义。

6.《克拉底洛篇》(Kratylos)——论语言。

以上三篇对话被列为柏拉图过渡时期的著作。显然,它们是柏拉图从意大利归来后写成的,因为它们明显地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这时柏拉图还没有达到他思想的顶峰。

7.《会饮篇》(Symposion)——追求美和善的动力就是厄洛斯(爱欲)。这里也有对苏格拉底的赞美,认为苏格拉底是完美的化身。

8.《斐多篇》(Phaidon)——论不朽。论灵魂的永恒和超验性。柏拉图理念论的形成。

9.《国家篇》(Politeia)——论国家。这是柏拉图内容最丰富的著作。柏拉图成年以后花费了许多年才写成这本著作。从个人到社会,它几乎涵盖了柏拉图哲学的所有领域。

10.《斐德罗篇》(Phaidros)——这篇对话对于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他的“灵魂划分”的思想尤为重要。

11.《泰阿泰德篇》(Theaitetos)——关于知识的本质所做的认识论解释。

上述的第7至第11篇对话被认为是柏拉图成熟时期的著作。

12.《蒂迈欧篇》(Timaios)——柏拉图的自然哲学。内容涉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成,从宇宙天体到地球生物。

13.《克里蒂亚篇》(Kritias)——这一篇没有完成。其中记载了传说中比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还早约一万年的岛国阿特兰蒂斯的衰落,至今人们对此仍然有许多猜测并一直在寻找它的遗迹。

14.《政治家篇》(Politikos)——包含老年柏拉图的政治观点并与下一篇相衔接。

15.《法律篇》(Leges)——这是柏拉图晚期的最后一部伟大著作,它在柏拉图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而是由柏拉图的一个学生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这一篇对话仍然讨论政治问题,它表明,柏拉图思想的真正目的自始至终就在于要建立一个合乎道德的国家并对其国民进行相应的教育。“法律”是柏拉图晚期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自从柏拉图之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都常常用对话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柏拉图式的对话当然也不是不假思索、任意而为的,由诡辩学派所倡导并在苏格拉底那里日臻完善的对话艺术不可能不对柏拉图产生影响。与系统地表述思想相比,对话形式具有它自己的优点,它更加形象和生动。在对话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各执己见,他们既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示反对,并且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考察同一个问题。此外,对话形式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作者本人在对话结束时不必总是调解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并且他也不需要表明自己的最终立场。这既可以表示作者的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可以表示作者清楚地知道并且深信,人的思想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意见分歧和思想对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柏拉图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柏拉图对话的特点就是语言极其优美,参与对话的人物性格突出且观点鲜明,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

3.方法论的注解

我们可以采用系统的形式阐述柏拉图的哲学,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分别讨论柏拉图的各个哲学议题并陈述与其相关的思想。可是,人们对这种方法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柏拉图自己从来就没有创立一个前后一贯的“体系”,而且从柏拉图现有的著作中我们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推断出一种体系来;与早期的杰出希腊思想家不同,柏拉图写作时使用的是自己的哲学概念语言,或者说,他自己新造了一些概念。而且他的著作中的术语也并不前后一致,几乎每一部著作在思想上都有所创新。一种“体系化的”陈述必然会借助于虚构,因而也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把柏拉图的思想硬塞进一个既不属于他也与他的思想不相符的框子里。这个框子是叙述者按照自己的观点选取的,许多哲学家就这样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释过去的一切,用以作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前期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的哲学文献好像已经成了他们本人著作的一种注脚。由于这个原因,对柏拉图的研究需要一种追本溯源的叙述方式,这就是说,在叙述他的思想时,我们要追寻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这就要求相当的细致入微。柏拉图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前后衔接不上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把他中断了的思绪重新连接起来,而不能跳过去忽略不计。

每一种哲学史的叙述基本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方法上的困难,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柏拉图著作中内容丰富和错综复杂的哲学思想。每个思想家都是“带有矛盾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的著作能够始终保持前后一致。对于我们这篇导论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前后一致地遵循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也就是按照从形而上学(理念论)到伦理学再到政治学的顺序来讨论柏拉图的思想体系。

此外,细心的读者也可能会在对话中发现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结论和推论。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是不是想(如苏格拉底那样)为其争论的对手设置一个陷阱——或者他的论证中存在的缺陷是不是在无意中产生的,关于这些问题人们写过大量的研究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哲学史家认为柏拉图写作对话只是为了“消遣”,这些对话是指导人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入门性的著作,而柏拉图思想的核心部分都是由他口头传授的。柏拉图自己曾经发表的一些意见倒是能够佐证这种论点。

4.历史的出发点

柏拉图的思想首先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激发下产生的,在其他思想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同样,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柏拉图的态度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与其他思想家也是一样的。他接受了一些时代的思想并对其加以发展,而对于另一些思想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并努力克服之。就此而言,柏拉图思想的出发点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柏拉图极力反对和克服的就是诡辩术。在他的对话中,他总是让智者们再三出场,他先让他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然后他再对其加以反驳。在他看来,普罗塔哥拉的那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不存在普遍的标准——是一个基本错误。他说,这样一种学说必然会摧毁知识以及道德的基础。智者们的修辞术是一种说服他人的艺术,但是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的方法则不适合。

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事物都需要一个对立面,因此,每个哲学家也需要一个思想对手。柏拉图努力想使自己脱离智者派的影响,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他自己也是站在智者派思想家们的肩上的。即使在最伟大的哲学家那里,我们也不可以期待他能够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对手。除了柏拉图从智者派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的辩证法之外,柏拉图与智者派主要有两点共同之处。首先,柏拉图也对流行的知识产生怀疑,他表示,人的感官知觉不可能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能感知始终在变化着的事物的现象。如果我们通过将大量的感官知觉合并到一起并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这样其接近真实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是,它仍然更多的是以一种说服(通过感官)为基础的,而并非以他们的清晰的意识为基础。其次,和智者派思想家们一样,柏拉图也怀疑流行的道德观念,而且他也对故步自封的元老制以及政治家们的所谓丰功伟绩持怀疑态度。如同流行的观念所缺乏的,它们也都缺乏一种能够赋予一个行为某种价值的能力,即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好的和正确的。

至此为止,柏拉图与智者派还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当涉及到理智和道德问题时,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智者派思想家们说,对于思想和行为来说并不存在普遍的有约束力的标准。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它要表明这样的标准是存在的,而且它还要告诉人们该如何获得这种标准量器。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准备(是入门性的基础知识)。在这里,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且这也是他的哲学出发点的积极的一面。但是,柏拉图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说“我自知自己一无所知”,对此柏拉图的意见是,在永恒的理念之中存在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我们能够通过思想和预感来把握这种标准。

柏拉图的思想不仅与智者派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它还与早期的思想家如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产生分歧。与德谟克利特不同,柏拉图认为,世界是一种宇宙理性的标志和产物,这样,他的世界观就与早期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带有悲观色彩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在柏拉图那里,那个灰暗的宇宙背景被迫隐退了,因此,他的哲学就成了一种“光明的形而上学”。

5.理念论

从事哲学思考的原动力和方法

只有那些具备哲学思考的原动力的人才能够获得对理念的认识,柏拉图称这种原动力为“厄洛斯”(爱欲)。这个词原来在希腊语中代表情爱(或性欲)——爱神也被称为厄洛斯,柏拉图为这个词赋予了一种更高的超凡脱俗的意义。厄洛斯就是追求,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是尘世的人对永生的渴望,同时也是意欲唤醒他人心中的这种冲动的期盼。一个美丽的身体所能带来的愉悦是Eros的最低层次,一切与美相关的活动都接近于这种冲动,尤其是被视为哲学的前奏的音乐,此外还有数学,因为数学教导人们撇开感性的东西而专注于纯粹的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爱”这个概念,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纯粹精神的爱或纯粹的“友谊”,在这里,肉体的欲望已经被消除了,但这是对柏拉图的一种误解。柏拉图只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些爱肉体更甚于爱灵魂的庸俗的情侣是不好的。”柏拉图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要消除肉体的欲望。此外,柏拉图说这句话时指的也根本不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指的同性之间的爱,同性爱在当时也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柏拉图提及此事也并不感觉难堪。

美的直观是一种准备,但是认识理念的真正工具则是抽象思维,柏拉图称之为辩证思维。为了达到目的,正确的方法就是必须使厄洛斯成为原动力。修辞法可以作为说服别人的工具,而辩证法则是一种艺术,它可以帮助人们在共同的探索中,在对话中,不断地接近普遍有效的真理。一方面,辩证的思想会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相对上升到绝对,另一方面,辩证的思想还会通过所有中间环节从一般下降为特殊和个别。

理念与现象

你想象一下,有人在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居所里,它的入口是朝上开着的,亮光可以从上面照进来。这些人从孩童时就被捆缚在这里面,他们只能待在原地,连头都不能转动。但是他们有光,这光是从他们上面和他们后面的远处燃烧着的火那里发出来的。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的人之间有一条从上面延伸下来的路,沿着这条路有一堵墙。有些人手里拿着各种器皿举过墙头并沿墙走过,很自然,有人在走过时会说话,而另一些人则沉默无语。

他说,你在述说一个奇特的景象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我说,不,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你想想看,除了火光映照在他们对面墙上的影子之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和自己同伴的什么呢?那么,那些被人举着过去的东西呢?情况不也是那样吗?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确信,他们看见并谈论着的那个东西就是真正被人拿过去的那个东西吧?又比如,如果一个过路人说话,声音在他们的地牢的岩壁上发出回音,你不认为,他们会确信,那是对面岩壁上的影子发出的声音吗?——那么,请你设想一下,如果其中的一个人被解除了桎梏,并且他不得不突然站起来,转动脖子环视四周,开始走动,向有光亮的地方张望,这一切会让他感到痛苦的,他会由于目眩而看不见原先他只见到过其影子的实物。假如有人确切地告诉他,他过去所看见的一切纯粹都是虚幻的东西,而现在他接近了事物本身,他就站在具有高度实在性的事物面前,因而见到的东西也更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番话会说什么呢?如果有人甚至逼迫他去看那亮光本身,难道那光就不会刺痛他的眼睛吗?他会不会想逃跑,逃回他以前习惯见到的东西那里去,并且坚信,他过去看见的影子比刚才人们指给他看的实物更加真实呢?

以上就是柏拉图在《国家篇》里讨论人的生活和人的认识时所做的著名的“洞穴比喻”,引文略有删节。我们的日常存在就类似于那个地牢,我们周围的环境就类似于那些岩壁上影子。我们的灵魂上升到理念的世界就类似于那个囚徒突然站立起来环顾四周。那么,理念又是什么呢?“我们设想一种理念,在其中我们用同一个名字称呼一系列个别事物。”理念(希腊语eidos或idea,原来意指事物的形象)就是存在物的形状、类型和普遍性。但是理念不是一般的纯粹概念——这种概念是通过撇开事物的特殊性并从中归纳出其共同特征而获得的,它具有绝对的现实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的)现实。个别事物会消亡,但是,理念会作为事物的永恒的原始形象而永驻。

究竟应不应该为一般的理念赋予比个别事物更高的现实性,或者与之相反,仅仅认为个别事物是真实的,而认为一般的理念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在叙述中世纪哲学时,我们还将讨论这个问题。对柏拉图来说,理念无论如何就是真正的现实。晚年的柏拉图喜欢将理念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概念联系到一起。

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将可见的自然也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由于唯一真实的理念能被纯粹的思想所认识,所以,对柏拉图来说,研究物质存在只具有次等的意义。以研究物质存在为目的的自然科学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确定性,而只能达到或然性。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也写了一篇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

对我们来说,与理念论紧密相关的首要问题就是:影像世界(即可见的自然)究竟是如何实现其存在的呢?显而易见,由于美的直观也可以通达理念,所以自然物就是理念的映像与显现。那么,存在于一个更高的、“彼岸的”精神世界中的理念又是如何显现为感觉世界里的具体物质呢?虽然这种显现并不完全并有所减弱。在理念之外必定还存在另一种东西,或者说还存在一种反映理念的物质。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称这另一种东西为(虚)空——他肯定是依循了德谟克利特的观点,或许称之为直观的形式会更确切一些,不仅应该包括同时存在的,而且也应该包括先后存在的。柏拉图将这第二个原则称为普通意义上的“物质”(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关于柏拉图的自然理论我们在这里就不深入探究了,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的漏洞:因为,即使存在这两个原则,我们仍然不清楚,是什么力量促使本来沉睡着的理念现身为物质。因为柏拉图哲学不能弥补这两种原则之间的漏洞,因此可以说,他的哲学是二元论的。

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另外还需要起中介作用的第三个原则,它介于两者之间,或者说高于两者之上。晚年的柏拉图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一种神的或世界精神的观念,但是,他并没有用具体的形式,而是用神话的形式阐释他的这种思想——因为柏拉图本来就特别喜欢用神话的形式阐发严密的思想。

6.人类学与伦理学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可划分为思想、意志(情感)和欲望三部分。思想存于人的头部,情感存于人的胸部,欲望存于人的下身。但是,思想或曰理性是其中唯一不朽的部分,它在进入人的身体时就与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了。

不朽的灵魂既无始也无终,其本质与世界灵魂很相似。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过去事物的回忆,是对灵魂的体现。“既然心灵是不死的,并且已经投生了好多次,既然它已经看到了阳间和阴间的一切东西,因此它获得了所有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到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既然一切东西都是血脉相通的,而灵魂也已经学会了一切,因此就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够通过对于一件事情的记忆——这个记忆我们称为学习——来发现一切其他的事物,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并且能够不知疲倦地探求。因为一切探求、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这些句子容易让人产生猜测,人们会想,柏拉图可能对古代印度哲学有所了解。

在理念的王国中,至善的观念占据最高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理念的理念。至善的最高目的就是将自己置于一切之上,这也是世界的最终目的。“我想,你可能会说,太阳不仅赋予可见的东西一种能力,就是让它被看见,而且还赋予可见的东西以生成、成长和获得营养的能力,虽然太阳本身不是生成……同样,你会说,能够被认识的东西不仅从善那里获得其可认识性,而且还从善那里获得它的实在与本质,因为善本身并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力量方面高于实在的东西。”

柏拉图的伦理学从至善的观念中得出结论,不死的灵魂是人身上的那种能够使人参与到理念世界中去的东西。人的目的就是通过使自己上升到超感觉的世界从而达到至善。肉体和感性是阻碍人们达到至善的桎梏,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soma,sema”(肉体是灵魂的坟墓)。

德行是灵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灵魂接近于这个目标。因为可见的东西是不可见的东西的影像,所以,尤其是在艺术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可见的东西去把握理念。

就像在苏格拉底那里一样,只有当德行建立在可被认识的基础之上,德行才能真正成其为德行。因此,德行也是可教的。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德行理论,他将一般的德行概念分解为四种主要德行,它们是智慧、勇敢、审慎和正义感。其中前面的三个与灵魂的组成部分相符合:智慧是理智的德性,勇敢是意志的德性。第三个德行,虽然(在德语中)被称为审慎,但是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柏拉图的原意,希腊语中的Sophrosyne意思是平衡(或内心的平静),也就是说,在享乐与禁欲以及严厉与顺从之间能够保持中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时候也应表现出高贵的尊严,既不要愚蠢地表现出过分亲密,也不要态度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最后,正义感包括其他所有的德行,它存在于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德行的恰当的关系中。

7.国家

我们前面引述的柏拉图信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柏拉图是一个未能如愿以偿的政治家,政治问题以及国家的正确体制问题都是他终生为之殚精竭虑的问题。Polis,这个柏拉图的国家思想中的中心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Politik(政治)这个词的雏形。正确的行为、德性、合乎道德、正义感等,这些柏拉图首先用于个人身上的概念现在又“被放大了尺寸”用在国家的身上。只有在国家中,这些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也只有在国家中,这些概念才能完全实现其意义。可以想象的合乎道德的生活的最高形式就是那种在一个完善的国家里的合乎道德的社会生活。

柏拉图的国家学说中既有消极的批判性成分,也有积极的建设性成分。前者与柏拉图丰富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在其中,他考察了现存的国家体制。在后者中,柏拉图描绘出一幅理想国的画卷。关于两者我们都截取其代表性的特征做简要陈述。

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批判

就像有许多种类型的人一样,也有许多种类型的国家体制,因为国家是由不同个性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当然会对国家的形式产生影响,所以国家体制是由人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柏拉图考察了不同的国家形式以及国家中的人的类型。

寡头政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建立在对财产的过分尊重之上,有钱人拥有政治权力,穷人则被排斥在执掌政权之外”。寡头政治有三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如果人们根据财产的多少来任用船长,那么,即使一个穷人更懂得航海技术,他也不会受到重用!这样,他们的航行就会遭遇危险……涉及任何一种领导事务不都是同样的道理吗?……在国家事务中也是这样吗?……在国家事务中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政治事务是最困难最重要的事务”;第二个缺点,“这样的国家必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另一个是穷人的,尽管他们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但是他们双方却总是相互威胁着对方”;第三个缺点,“每个人都有机会挥霍掉他的全部财产……然后他仍然留在这个国家里……作为一个穷光蛋……你在一个国家里遇见乞丐的地方,那里也会藏着小偷、扒手、强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职业惯犯”。

必定会出现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够适应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生存。因为“凡是受到尊重的东西,大家就都会去效仿,不受尊重的东西,大家就弃之如敝屣”。人们不去追求智慧和正义,而是去追名逐利,聚敛钱财。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贪得无厌、游手好闲的人,这种人与恬淡寡欲、合乎道德的人格理想相去甚远。

在这种以寡头政治为主的国家里,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可能导致民主制的产生。“我想,如果穷人获得胜利,他们把那些与自己敌对的人或处死或流放到异国他乡,其余的国家公民都有权参政议政并担当政务……民主制就是这样产生的。”民主的口号就是自由。“首先,人们是自由的,整个城邦都在享受着行动自由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里的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即使你精于权术,你也不必被迫去执掌政权;如果你不喜欢服从命令,你也可以不服从;当别人去参战时,你可以不上战场;如果你不喜欢和平,当别人要和平时你也可以不要……就目前来说,难道这不是天赐的绝佳乐事吗?……诸如此类的……就是民主制的特征,它因而是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制度,这是一种斑驳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不管平等与否,所有人都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

那些对这种制度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呢?难道无节制的纵欲和普遍的人心涣散不会因此而充斥整个社会吗?如果人人平等自由,又该如何教育年轻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在学生面前会战战兢兢,会去讨好学生,而学生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况且,年轻人会夸夸其谈,他们与前辈们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而那些前辈们却尽力表现出平易近人和谈笑风生的样子,目的是不让年轻人觉得他们会因此而不高兴,或者认为他们是盛气凌人、难以亲近的长者”,“年轻人称羞耻感是一种愚蠢之举,他们把羞耻感抛诸脑后;他们把审慎的品德说成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生活节制和勤俭持家的美德在他们眼里就是土里土气和寒酸”。

民主制后面接着就是僭主政治。“因为僭主政治是对民主制的一种反动,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寡头政治所推崇的至善就是拥有巨大的财富,它也因此而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对财富贪得无厌,并且为了聚敛财富而忽视了所有其他事物,寡头政治从而就走向衰落……而民主制之所以走向衰落,不也是因为它对自由的贪得无厌吗?”“事实上,物极必反,一年四季是这样,植物是这样,身体的营养是这样,更何况国家呢……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对于每个公民和国家来说,当自由达到极端的程度时,其结果就只能是极端的奴役”,“人民通常都是推举一个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们爱戴他并使他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其代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过分膨胀的权力欲也会使得这个君主忘乎所以,他渴望权力就如同嗜血成性的猛兽。“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个被恭顺的民众所拥护的人民领袖,面对臣民的流血牺牲他不仅表现得无动于衷,而且他还不公正地陷害他们,把他们推上法庭,草菅人命……他们或被放逐,或被宣判死刑;他取消他们遗留下的债务并将他们的田产重新分割,然后,必然的结果就是,要么他被自己的敌人杀死,要么他就成为一个如豺狼一般凶狠的暴君。”

两千多年以前,希特勒统治的历史就已经被柏拉图写就了!

理想国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欲望、意志和理性,只有当三者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中,公道才能得以实现。同样,一个国家也面临着三个与生俱来的任务:保障人民的基本营养,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理性的领导。与此相适应,也存在三个自然的社会阶层:劳动者、战士(柏拉图称之为“守护者”)以及统治者,在这里也一样,只有当三者的关系和谐一致,国家也才能实现公道。就如同在个人那里一样,国家也必须由理性来统治,这种理性是由统治者来体现的。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柏拉图的回答是:通过选择。

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它必须为每个儿童提供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体育和音乐是儿童期最基本的教育内容。体育运动可以锻炼人的体魄,能够赋予人以勇气和坚强的意志。音乐可以塑造人的灵魂,能够使人性情温和宽厚。两者相结合就会塑造出和谐均衡的个性来。随后就是要学习算术、数学以及初级的辩证法,也就是要学习正确的思维,此外,他还要经受疲劳与匮乏之苦,间或接受一些诱惑的考验,目的是锻炼和巩固他的坚强品格。到了二十岁时,他们要经过最高当局的严格选拔,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接受十年的教育,然后再进行一次筛选。然后,被选中的人再接受为期五年的哲学方面的智力教育。经历过所有这些考验的人到了三十五岁时还缺少一种东西,它对于他们将来执掌政权至关重要:这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和生存斗争中的经验。在这方面他们还要接受十五年的锻炼,与过去所经历的思维训练不同,这时他们要经受冷酷的现实的考验。然后,他们到了五十岁,这时他们经过生活的洗礼而变得沉着冷静和意志坚定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们经过精心全面的培养而成为非常成熟的人,所以他们这时就可以进入领导阶层去担当要职了,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用再经过选拔,因为他们已经被确定为是最优秀的了。他们将成为柏拉图梦寐以求的“哲学王”或君王式哲学家,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这是多么美妙的理想啊!

可想而知,基于他的出身以及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柏拉图自然会倾向于一种贵族国家的理想。他的国家理想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贵族统治:一种最优秀者的统治。但是这也是一种完全民主的统治制度,因为不存在世袭的优先权,大家都有均等的机会上升到最高地位。如果民主的特征就是大家机会均等,所有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那么这种民主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设若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冲破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得以成功建立,那么这个国家在其内部也会面临众多的危机。通过上述方式选拔出来的统治者肯定都是一些强者而非弱者,他们身上也会存在一般人性中都存在的本能欲望,其欲望的强度至少也不会低于其他人的平均水平。他们在国家之内拥有无限的权力,虽然已经接受过各种考验和教育,但是他们也无法抵制各种人生的诱惑,因此,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利益比大众的利益更为重要。其欲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金钱和财产,女人和家庭——因为“食与色”乃人之本性。

必须从两方面抵制这种诱惑。针对武士和(未来的)统治者——因为统治者也是从武士中招募来的,所以他们都被柏拉图称为“护卫者”——柏拉图提出如下准则:“首先,倘使能够避免,他们就不应该占据私有财产;他们的房屋也不能带有门锁或门闩,这样,当有人想进入他的房子时就不会觉得受到阻拦。他们只能得到作为一个武士所必需的物品,国民为他们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刚好够他们一年四季的所需,而不会为下一年剩下结余。他们就像兵营里的士兵一样一同进餐,一同居住。我们将会对他们说,他们会从上帝那里得到足够的金银,因此他们就不再需要尘世的金子。他们不应该拿尘世的金子去玷污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他们不允许接触金银或与这种合金有什么瓜葛,他们居住的房屋上也不应该有这种合金制作的东西,他们的衣服上也不能佩戴这种东西,而且他们也不能用这种东西制成的器皿喝酒。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好处,而且对国家也有益……但是,假如他们在某个时候拥有了自己的房屋、土地和金钱,那么他们就变成了房主和地主,而不再是国家的护卫者,就变成了粗暴的发号施令者,而不再是其他公民的同盟者;他们就会憎恨他人并虎视眈眈地窥视他人,同样,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被别人憎恨和窥视的对象,他们的生活也处于恐惧之中,比外敌当前时还要恐惧。他们自己的人生面临灾难之时,国家的覆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在护卫者那里的共同性也扩展到妇女身上。护卫者将没有自己的妻子,“妇女是男人所共有的,一个妇女不会固定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他们的孩子也是共有的,因此,父亲不会认识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会认识自己的父亲”。一般来讲,男人选择女人应该遵循如下原则:“最优秀的男人应该与最优秀的女人尽可能多地性交,最劣等的男人与最劣等的女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性交。如果想保持种群的优秀,那么最优秀者的下一代就应该抚养成人,而最劣等者的下一代则不予抚养”,“结婚人数的多少由统治者们自由决定,这要考虑到战争和疾病以及其他因素,应尽可能地使男性的数量保持不变”。

广大的从业者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和建立个人的家庭,在这方面政府不应插手干涉。

我们注意到,在老年柏拉图的思想中,其早期国家理论中的某些观念的片面性已经有所减弱,他的整个观念与现实生活已经非常贴近。他提出的国家体制实际上是各种不同体制的混合体。

8.评价与批判

柏拉图在希腊思想史上的地位

柏拉图的著作是希腊哲学的顶峰,其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我们在这里几乎难以尽数。过去的一切思想都在他这里汇聚到了一起,他不仅吸收了苏格拉底以及智者学派的某些思想成分,还承袭了较早时期的希腊自然哲学,起初他倾向于埃利亚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后来他又认为世界是变化多样的,因而他又接近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即认为一切皆流,万物皆变。

然而最为主要的是,柏拉图首次将迄今为止的希腊理性哲学与神秘教派,和毕达哥拉斯派那里就已经出现的对灵魂转世、净化以及解脱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像柏拉图那样认真严肃地对待永恒性问题的人并不多见。在他的伦理考察中,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假如人占有了整个世界,而他的灵魂却遭到损害,这对于人来说有何益处呢?因此,必然就会产生贬低感性生活的思想,如我们在印度奥义书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来自东方的人生观被认为是“滴入希腊血液里的陌生血滴”。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柏拉图展开了攻击,他称柏拉图是“败坏道德的、前基督教的骗人高手”,“这个雅典人在埃及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为此我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事实上,柏拉图的著作一方面是对迄今为止的希腊哲学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它的发展,或者说他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希腊传统。因此,柏拉图的思想必然就会与古希腊文化中的几个基本因素发生冲突:他不仅不承认那些雅典的大政治家是能够使人民过上合乎道德的生活的真正的教育者,而且还指责古希腊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和文学成就,对他来说,这些感觉敏锐的艺术家和美的爱好者也是应该得到赞赏的,可是,当他在道德上必须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时,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了。

柏拉图与后世

柏拉图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经历了第一次复兴,而新柏拉图主义在古典后期的几个世纪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柏拉图哲学还成为上升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以及中世纪哲学的坚强同盟者,在近代初期,它又真正经历了一次复兴。在当代,哲学的兴趣重又转向了柏拉图哲学。柏拉图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心理学方面的深刻见解——他已经预先认识到了某些现代精神分析的思想——和他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以及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柏拉图永远都是所有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者,是生活中的精神先锋,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的宣告者,因此也是人类的最伟大的教育者。”

柏拉图逝世后不久,他就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在和谐的精神力量中追求道德完善的开明智者的形象。亚里士多德这样赞颂他:“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坏人连赞扬他的权利都没有,他们的嘴里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

关于柏拉图,歌德这样写道:“柏拉图面对世界表现得像个圣灵,他只是乐于在这个世界上暂时停留……他潜入世界的纵深之处,与其说要研究它,倒不如说是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向高处飞升,怀着渴望,意欲重新分享他的本源。他所表述的一切都关涉一种永恒的、善的、真的和美的东西,他所追求的就是唤起人们心中的这种东西。”

当然,这多少是把柏拉图理想化了,太过于把他看作是超出常人的威严崇高之人。可是,他的雕像向我们显示的倒是“一幅思想深邃的面容,上面有他那跌宕起伏奋斗不息的一生留下的痕迹”。

关于理念论

“理念”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关键词始终贯穿着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从柏拉图所赋予它的鲜明意义上看,我们或许可以用“原型”或“真正的实在”来翻译它。柏拉图本人曾经把希腊语中的idea(或eidos,即图像)与其他许多术语交替使用,显然,只是当西塞罗开始向罗马读者阐释柏拉图的时候,他才使idea这个概念获得了它通常的意义。

今天具有批判头脑的读者可能对柏拉图提出质疑:为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个(广义上的)对象设定一个与之相应的对应物,一个理念范围内的原型,这到底有何意义?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请注意!如果我们正在想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比方说一棵树,而是正在想着某种概念性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数学中的“对象”,那么事情就会是另一副样子!

1545年,意大利的医生和数学家杰罗拉莫·卡丹诺﹝我们今天汽车上的使用的万向轴(Kardanwelle)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次使用了虚数,亦即负数的平方根,它“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原本纯粹只是一个(为了解开立方方程式而想出来的)手段,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它却为人类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和认识创造了条件,直至本世纪发现的“曼德尔布罗特集合”(Mendelbrot-Menge),这是当初谁也预料不到的事情。

有人会问:从卡丹诺到欧拉,再到柯西、高斯以及黎曼,这些研究者们是“发明”了某种(原先并不存在的)新东西呢,还是“发现”了某种新东西呢?在后面一种情况下,那种被发现的东西必须事先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是在哪里呢?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它存在于一种精神的、理念的范围之内,它只是等待着被某位数学家“发现”。

罗杰·彭罗斯,这位当代著名的数学家曾经说过,他执著地坚持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说,信奉数学柏拉图主义,他的原话是:“曼德尔布罗特集合不是人类思维的发明:它是一个发现。正如喜马拉雅山那样,曼德尔布罗特集合就在那里!”柏拉图(在他的学园的门上安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非数学家不得入内”)肯定会对彭罗斯的这段话感到高兴。

对国家学说的批判

柏拉图的国家学说中的乌托邦思想是它遭到抛弃的主要原因。有人说,虽然他的国家学说中包含某些正确的成分,但是它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带着明显的嘲讽口吻说:“这一些以及其他东西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地重新编造出来。”

其主要原因在于:柏拉图低估了人对物质财富和女人的占有欲望,尽管他认为,在性和私有财产领域内,一种共产主义的状态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再者,如果从母亲手里把孩子拿走,那么母性本能以及其他妇女的自然属性和尊严也将会随之退化。家庭是历史之根源,是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基础,倘若它遭到破坏,那么将必然导致社会的衰败。

柏拉图的拥护者们对于这样一些不容忽视的异议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柏拉图只是对精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或许他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放弃私有财产、金钱、奢华和个人的家庭生活;况且,在思想成熟时期,柏拉图自己就放弃了他的大部分有些偏高的期望。

或许柏拉图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理想仍然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一个城市的典范就这样矗立在天上,谁若是想看就能看到它,并且能够以它为榜样。现实中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曾经存在过一个这样的城市,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他总会拥护这样的城市而非其他类型的城市。”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意见认为,柏拉图没有注意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者掌握着一种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力。历史证明,社会的政治权力总是会随着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也是最为尖锐的,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在我们的二十世纪里表达了出来,它主要来自卡尔·波普。两种极权主义的国家体系——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政权——给人类造成了最为悲痛的经历,而卡尔·波普的犹太血统更使他深受其害。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并吞之后,他被迫流亡。他的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首先于1945年出了英文版,后于1957年出了德文版,其中的整个第一卷(题目是“柏拉图的魔力”)都是用来抨击柏拉图的(第二卷主要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抨击的核心问题是:由于害怕民主权利和思想自由可能会受到滥用——这也是柏拉图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柏拉图要求建立一种全能的国家,主要以斯巴达为榜样,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从一出生就被决定了,并且将终生不再改变,甚至统治者将有权决定,谁应该和谁在一起生儿育女。这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应该按照统治者的原则来安排。军事纪律高于一切,宗教的“异端邪说”应该禁绝,艺术和音乐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柏拉图甚至走得更远,他将他的民族的最美和最伟大的创造——如荷马史诗——坚决地予以摒弃,因为它们不适于做他的理想国的教育材料。于是,对柏拉图的伟大和意义并非视而不见的卡尔·波普就问道,难道柏拉图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的精神先祖吗?这种体制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不是制造出了一种新的野蛮行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