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可在关于需求是原生动力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类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都发生在供给侧，并由此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跃型的文明进步。代表原主流经济学动力认知成果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并未完成对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任务，必须把“三分”框架的认知逻辑延伸、传导到供给侧，并在“非完全竞争”假设下，聚焦于“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复杂性，系统化认知和把握复杂的结构问题及其优化机制问题。在供给侧可形成基于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与管理）的创新动力机制理论模型，并应特别注重后两项要素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重大意义与作用，以及前四种竞争性、流动性要素在制度保障下充分流动的条件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中国现代化追赶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有对“守正出奇”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必然涉及一系列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特定制度与机制安排，极为关键的是在通道比较狭窄的“历史三峡”冲关期，解决一系列冲破既得利益阻碍、攻坚克难的问题，使“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有机结合，能够支持“守正”前提下承受风险考验的“出奇制胜”。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
理论的特点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确的理论认识可以服务生活、烛照生活和引领生活。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对于理论创新的努力，来源于我们作为研究者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与担当。在此概要讨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中，新供给经济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框架。
一、需求侧原生动力，以及实质性创新成果在供给侧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是以供给不断满足需求的循环所形成的资源配置，需求是原生动力，并且需求有不断升级的内在取向，永远不会完全满足。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具体形态上考察，需求侧是“永新而无新”，有需求意欲得到供给之满足的社会成员，即为“用户”，社会上的众多用户，其本身并不知以怎样的创新才能够使合乎意愿的可消费成果提供出来；人类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都是发生在供给侧，即发生在以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领域。结合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历史回顾。可得如下阶跃曲线（见图一），以及与时代特征、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相关联的创新发展一览表（见表一），体现的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人类社会阶跃型的文明进步。
二、对代表原主流经济学成果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突破势在必行
传统主流经济学成果的一大特点，是侧重需求（总量）分析与需求（总量）管理的认识，对接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知上，有“三驾马车”之说，以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的需求（净出口为代表）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解释GDP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这有其生动形象的优点，并且，这实际上已把需求侧的总量框架，演变为结构化的“三分”框架，但其显然并未完成对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很有必要将此结构化逻辑延伸、传导到供给侧，形成对于动力机制体系的完整认识与把握。新供给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已积极做了这个方面的理论创新工作。
如果我们把响应国内消费、投资和国外需求的供给侧引入视野，马上会遇到更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整个供给体系中微观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宏观的调控行为，所涉及的显然有生产力布局结构、各类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制度（体制机制）结构等等。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对此视角的展开考察、深入剖析和认识提炼，都还远远不够。虽然在生产力视角和生产关系视角上，已有一些研究者的努力及其成果（如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方面），但主导的思路仍是总量型“反周期”政府调控之下，由竞争性市场的要素流动，自发地解决极为复杂的结构优化问题。理论上说，这一认识所包括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可取之处，应当得到肯定，但必须指出其明显的局限性：现实生活已反复表明，非完全竞争是世界上经济运行的真实图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须得到应有的尊重、顺应和充分的发挥，但不能认为市场在一切领域、一切事项、一切阶段、一切情况下都发挥决定性作用。研究者
三、经济发展创新动力机制在供给侧可形成的要素组合理论模型与动力机理解说
我们的基本认识是，需求在供给侧得到的响应机制的“动力”特性，可以解释为生产经营主体（供给主体）在物质利益取向下“内生的”要素流动与组合。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上“人”与“物”的组合及其相关要素，可以抽象为供给侧五大要素的组合关系，理论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L代表劳动力, R代表土地与自然资源，C代表资本，T代表科技创新，I代表制度与管理。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是指所有经济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都会涉及的主要投入因素与影响因素。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响效应，则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劳动力、土地、资本是最明显、最主要的影响要素。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科技创新、制度这两大要素一般会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以及对冲前三项因素支撑力滑坡的重要价值，乃至成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已经明显感受到，追求现代化“民族复兴”目标过程中潜力的发挥，一定要紧扣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核心命题。其中应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中，必须充分依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放大、乘数效应，以及与此紧密相关，在特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即只有紧紧抓住抓好制度创新，才能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活力空间——落到实际生活中，这也就是强调要以配套改革为核心，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对以上五大要素还可以做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流动性、竞争性较强的快变量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使用权、开发权、资本、科技创新成果；二是非流动、慢变量要素，主要是指制度。制度安排以及由此生成的制度环境虽然也始终处于变迁之中，但总体而言属于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要经由诱致、压力等综合作用而不断发生演变、进化，是最后才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体系的较慢变量。简言之，制度供给是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相对滞后、相对稳定但又具有显著能动性作用的响应，其所提供的有利于或不利于竞争性要素充分流动、顺畅重组的环境与条件，也就总和地成为有利于或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
要素流动及其组合始终处于循环往复、互动和继起的运动过程之中。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就是为满足人的利益而发生的供给与需求互动的无限循环过程，亦即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供给侧，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权、资本、科技创新成果等
可知：正是供给主体寻求要素投入的“更高”、“更多”、“更大”回报与尽可能高的利润的内在驱动机制，经其回应需求主体的创新过程，形成经济增长澎湃不息的动力机制。为使经济在此动力驱动下不断增长，就必须为要素于生产流动中去寻求最大回报，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竞争性主体，提供更为丰富的机会，同时又要由政府主体的介入提供最为可靠、可预期的法治化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并解决好矫正市场缺陷与失灵的问题——这便是制度供给使前四个要素的潜力、活力得以充分释放的意义和作用之所在。
四、中国现代化追赶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和“守正出奇”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在工业革命后严重落伍、积贫积弱、救亡图存、牺牲奋斗的求发展之路上，终于走到了以改革开放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强起来”时代的门槛，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按照最高决策规划的“新的两步走”达于“中国梦”的梦想成真，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而攻坚克难。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福利陷阱以及转轨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虽然都只是比喻，但却寓含着不可忽视的挑战：走向“强起来”新时代，中国必须以新旧动力的转换，形成抑制和化解矛盾凸显、对冲下行因素，有后劲跨越此类陷阱的质量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新供给经济学于此种挑战面前，基于竞争、但不局限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以及基于经受考验、使中国冲过“历史三峡”瓶颈考验期的现代化诉求而所形成的思路，可表达为“守正出奇”地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的政府”两方作用，于创新中优化结合。
所谓“守正”，首先就是强调我们必须认识、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让它充分起作用。这样一个“市场决定论”的认识来之不易，是基于多年实践中的反复探索，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决定（“60条”）中终于明确地表述出来；后面跟着的“出奇”，则是说中国并不能止步于应用一般市场经济的常规发展经验，而必须形成政府高水平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寻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出奇而制胜实现创新型超常规发展。中国在“工业革命”后严重落伍一、二百年，现在如果满足于常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国际竞争的环境，种种的制约条件，必须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和中央现在进一步具体化的“新的两步走”战略里所蕴含的十分深刻的追赶—赶超战略思维。对这种战略思维的学理依据，我们已有依照学术规范而作出的论证。那么，
这种守正出奇寻求创新成果的通道，势必是比较狭窄的，很容易出现双轨运行中的种种纠结、矛盾、扭曲，处理得不好，设租、寻租等等问题会不断困扰我们，但是把这条路走通，却是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达到现代化愿景目标的希望之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1]贾康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M].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2013.8:1.
[2]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M].山西经济出版社:山西,2015.8:1.
[3]贾康,苏京春.《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M].中信出版集团:北京,2016.2:1.
[4]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M].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2015.4:1.
[5]贾康,冯俏彬,刘薇,苏京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M].企业管理出版社:北京,2018.11:1.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