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盧燕馬上滿93歲了，
還在舞臺上演戲。
今年9月，她再次在舞臺劇《德齡與慈禧》中扮演慈禧一角，
巡演北京、上海兩地。
《德齡與慈禧》劇照
她1927年1月出生於北京，
是梅蘭芳先生的乾女兒，
是杜月笙的女兒杜美如的閨蜜。
她20歲赴美，31歲為人妻母、事業有成後，
中途改行，勇闖好萊塢，
是第一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好萊塢華人女演員，
也是奧斯卡獎的第一位華人評委。
美國前總統里根稱她為“好萊塢的中國明珠”，
影帝馬龍·白蘭度欽點她和自己演對手戲，
意大利電影大師貝託魯奇稱讚她的表演不溫不火、恰到好處。
1957年美國電視劇《槍戰英豪》劇照
她最先發現了李安的導演才華，
在好萊塢引薦了鞏俐、陳沖、鄔君梅、章子怡……
她幫助中央電視臺首次採訪奧斯卡頒獎禮，
幫助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次邀請國際評委，
幾十年來，她親自採訪好萊塢一眾明星，
給國內的觀眾介紹西方電影，
有人說，沒有盧燕，
華語影壇的繁榮可能要延後二十年。
2018年，盧燕獲亞洲世界電影節頒發的終生成就獎，攝影：Michael Tran
70歲後，她依舊日日磨練自己，
背劇本、鍛鍊身體，隨時準備登臺，
年紀愈長愈活躍，
在多部電影、電視劇、舞臺劇中演出、客串：
《乾隆王朝》《如夢之夢》《摘金奇緣》……
《如夢之夢》劇照（攝影：李晏）
《摘金奇緣》劇照
借《德齡與慈禧》巡演的機會，
我們面對面採訪了盧燕，
93歲高齡的她精神矍鑠，思路清晰，
“我這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什麼作品，
希望未來還能繼續有機會在舞臺上演戲。”
盧燕的狀態好得和她的年齡幾乎不相稱。93歲的人，能熟練地使用電腦、iPad。前一天晚上演出結束後，和年輕演員一起慶功到夜裡十二點才躺下，第二天早上八點就起床開始工作。
看書看字不需要老花眼鏡，吃東西不需要忌口，餓了吃蛋糕，熱了吃冰棍。兩年前，她還重新考了駕照——加州的法律規定，每隔幾年駕照就要更新一次。
“不過現在我開車不多了，”她笑道，自覺反應速度在變慢，“最近兩年尤為明顯。”演戲對她來說，有點像和時間賽跑。她要爭取在自己腦子還記得住詞、腿還站得住的時候多上臺，儘量彌補自己在年輕時錯過的機會——她錯過的是太多了！
1960年代的盧燕，初相見時，是讓白先勇都怔住的美人，“淨扮的鴨蛋臉，水秀的眼睛”，活脫脫一個玉卿嫂，白先勇感嘆，“沒料到想象的人物竟在眼前。”
然而，1960年代的好萊塢，沒有華人的地位。盧燕是在黃柳霜（1905—1961）日薄西山之時被好萊塢注意到的，他們的影片中總是需要一些東方角色來跑龍套，卻絕不願意讓中國人唱主角。黃柳霜已是移民第三代，從1919年踏入好萊塢到1961年去世，參演影片60多部，絕大部分仍然是演配角。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盧燕儘自己所能，在好萊塢取得了彼時華人女演員所能取得的最大突破。在各種美國電影、電視劇裡輾轉演了三年小角色之後，1960年，她終於有機會主演了抗戰題材的黑白片電影《山路》，成為第一位在好萊塢電影裡有對白的華人女主角。
業界對她進行了極大的肯定，說她的演技“從容，自然，可愛，生動，使人改變了過去對中國女性的陳舊觀念”。然而美國觀眾卻並不買賬，他們對在大銀幕上看一個黑白的中國抗戰故事並不感興趣，影片票房不如人意。
《山路》劇照
1961年，馬龍·白蘭度自導自演《獨眼龍》時，因為欣賞盧燕“自然純樸”的表演風格，欽點她和自己演對手戲。沒想到，後期剪輯的時候，盧燕的戲份被一刪再刪。120分鐘的電影面世後，盧燕只剩兩個鏡頭，50分鐘的電視版播出時，盧燕的鏡頭被刪至全無。
1960年代中後期，盧燕開始把演藝事業的重心轉回國內，並且大放異彩。《董夫人》（1970）助她贏得第一個金馬影后，美國作家亨利·米勒看過影片後評論，“她的表演，集美麗、魅力、華貴、莊嚴於一身。”
邵逸夫邀請她首次出演了慈禧，此後，她先後四次扮演這個角色，成為這個歷史人物最經典的詮釋者。
在美國，盧燕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中美文化交流上。
電影《音樂之聲》、動畫片《米老鼠和唐老鴨》是經過她的推動引進國內的。《拾玉鐲》、《武家坡》、《打漁殺家》、《牡丹亭》等京劇摺子戲的英文版是她翻譯出版的。
她的母親是京劇第一代女老生，比孟小冬資歷更深，是與餘叔巖、言菊朋相提並論的人物。梅蘭芳的女兒梅葆玥學女老生，便是請盧燕的母親開蒙。盧燕和母親在洛杉磯創建了“洛杉磯京劇社”，去大學裡示範演出，一做就是28年。
1959年，她加入了好萊塢電影工會，1960年代，被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協會吸收為會員，有了對奧斯卡評選的投票權，成為華人第一人。1994年，她晉身奧斯卡金像獎終身評委。
盧燕和鞏俐，中間為美國作家芭芭拉·羅賓遜
她還記得第一次看鞏俐的戲是《菊豆》，“很可惜，這出戏當時（在美國）沒有人代言，沒有人宣傳，假使那個時候她能出現的話，這個金像獎一定是她的。”
1982年，她在紐約大學看到了李安的學生作業，非常欣賞，在好萊塢一再推薦。“可是怎麼推薦都沒有用，那個時候好萊塢不重視華人。”看到《喜宴》的劇本時她非常喜歡，當時劇本還沒有得獎，盧燕跟李安說，這個戲只要你拍，我就願意來演，不要片酬。
“那個時候沒有人理我，只有你理我。現在大家都圍著我轉。”成名之後，李安這樣對盧燕說。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盧燕與李安
但盧燕不願意居功。“其實我沒有做什麼實質性貢獻。他們都是有才華的人，他們的成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只是在他們還沒有成功的時候就看到了他們。”
奧斯卡評委一事她也努力澄清。“我只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協會的會員，凡是會員都是奧斯卡評委，只要做到三個十年活躍在電影行業，就能獲得終身投票權。我入會的時候也就3000多人，現在有8000多人。奧斯卡評選有分工分組，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支力量。”
她最投入的是演戲，而她對待演戲的敬業程度令人難以想象。2009年，她參演王全安的電影《團圓》，有一個場景需要她身處冰水，當時天氣已經很冷，82歲的她二話不說，一直待在冰水裡泡著，直到這場戲拍完。
電影《團圓》劇照
2014年12月底，她參演大陸版舞臺劇《如夢之夢》。這個戲以時間長著稱，演出長達8小時。彩排時一天要排將近十二個小時，從早上開始，排到半夜11點多，88歲的盧燕全程待命。正式演出開始後，她連演三天。
《德齡與慈禧》在大陸首演時是2008年，那時盧燕已經82歲，表演之兢兢業業已經令觀眾折服。誰也沒想到11年後，還能見到93歲的她一如既往地在臺上詮釋這個角色。
陳可辛說，他更喜歡叫盧燕的英文名”Lisa“，而不是”盧燕老師“，”因為她經常為了演戲到處飛，充滿活力。她數十年來對華語電影和華人藝術的熱情和貢獻，是我們所有華人藝術工作者的榜樣。”
82歲時在《德齡與慈禧》中演慈禧（攝影：李晏）
以下為盧燕的自述：
我本名盧燕香，是從唐詩裡來的，“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是我母親請一位清末民初的詩人樊增祥起的名。這位詩人是當時的大才子，特別迷梅蘭芳先生的戲，我出生前他在梅家當詩文家教，幫梅蘭芳先生修改戲文曲詞。
我從小就喜歡京劇，想當一個京劇演員。我父親是京劇票友，我母親是當時的“坤伶鬚生泰斗”李桂芬，是第一代女老生，曾經名滿京華。
我媽媽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表演演說家。怎麼說呢？我今天在臺上一出臺，就能夠表現出一個人物的個性，這和我媽媽很有關係。
我從小就受到她的訓練，得過很多演講的獎盃。每次學校有演講比賽，我在家裡把演講稿寫完，她給我改，然後叫我一遍一遍地給她念，給她做，她就改正我的讀音，語言的速度或者表現，還要改正我的姿勢。
後排左一為盧燕，前排中間為盧燕母親李桂芬
梅家寄居九年
因為抗戰爆發，我6歲時隨父母南下上海避難。後來戰事吃緊，盧家人都撤到重慶去了，我的父親身體不好無法成行，我們一家便留在上海。可是沒有多少時候我父親就故去了，只剩下我和我母親兩個人，那是1937年，我11歲。
我的母親跟梅蘭芳夫人福芝芳是金蘭之友，情同姐妹。她邀請我的母親帶著我，到他們家去跟他們一起生活，並且認我做了乾女兒。這樣一住，就是抗戰八年，加上勝利以後住了一年，我在梅家一共住了九年。
梅博士我稱為“繼爹”，梅夫人我就跟著葆玖（梅蘭芳的小兒子）他們一塊兒叫“香媽”。我的父親早逝，梅蘭芳先生對我影響很大。
他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嚴父，而是一個很慈祥的父親，是個非常可愛的人。我對繼爹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愛國的情懷，做人的方正。他常常說，假使有一個人到你家裡來，你察覺到他有需要了，不要等他開口請求，就去幫助他。
那段時光，正好是梅先生為表達抗日之心，蓄鬚明志、賦閒在家的時候。他見我一遍一遍聽他的唱片，對京劇崑曲著迷，就主動教我學戲。
我14歲第一次登臺，演出二本《虹霓關》，身段怎麼做，臺上怎麼走位，都是梅先生一筆一筆教我的。
記得那次是在上海的黃金大戲院演出，葆玖也是第一次登臺。那時他8歲，梅先生和梅太太決定說要看看他是不是能夠承繼衣缽，給他安排了一齣戲，登臺去演，由我的母親教給他唱，唱的是《三孃教子》裡頭的小倚哥。
他們看了演出之後，就覺得葆玖將來應該學戲，我不應該學。因為我在臺上的表現不行。我記得演完了戲下來的時候，我問繼爹，我今天演得怎麼樣啊？他說，嗯，都做了，都對，就沒到家。
梅葆玖和盧燕
梨園夢碎，曲線救國
我母親跟我說，你的嗓子條件不好，也不機靈，往後你就在學校好好地念書就好了。
我上的是教會學校，我母親叫我住校，所以只有在禮拜六禮拜天回家看一看，而且早早就得返校。教會學校的校長是外國人，所以我的英文就學得比較好。
中學畢業以後，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那時交大的理工科是最好的，管理系也是最好的，有鐵道管理、實業管理、財務管理，我念的是財務管理，就是現在最風行的MBA。
我的演藝之路可以說是從交大開始的。我參加了學校的話劇團，一年公演兩次。我在《雷雨》裡扮演四鳳，很轟動。1947年，我因為隨家人赴美離開了學校，若不是這樣，我還會參加《原野》的演出，扮演女主角金子。
念惠中中學時演現代話劇，左起：王琴琴、殷維良、盧燕
除了話劇團的演戲外，學校其他活動我都沒時間參加，因為我是工讀生，要去外面兼職。儘管那時學校學費不高，住宿也不用花錢，可零用錢還是要靠自己掙的。
當時我在報紙上看到大光明電影院招“譯意風（earphone）小姐”，一天工作兩個小時，在電影放映的時候現場把英語片的對白翻譯成國語。我非常喜歡電影，就去考了，一考就考上了。
這個工作其實不是很容易的，電影都是戰前留下來的，也沒有劇本，也沒有字幕，什麼都沒有，事先看一遍之後，就要去戲院裡頭翻譯。
一共有四位“譯意風小姐”，各自負責不同的場次，每做四天休息一天。有早上10點場、下午14點場、17點場、晚上21點場。我做的大多是傍晚或者晚上那場，因為早上要念書。
四個人裡我年紀最小，其他人都30多歲了，其中有一位張小姐，後來我才知道是張愛玲的姑姑。
解放前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
電影院裡同一部片子，一放就是半個月、一個月。每天都是翻譯同樣的戲，所以我就有機會去研究，這個鏡頭是怎麼擺的，這個人物表演的分寸是怎麼樣的。
在翻譯的時候我也很過癮，因為我可以演很多很多的角色。我工作起來不像別的小姐們，她們只是做一個翻譯的工作，把意思講明白了就可以了，我坐在那個黑房子裡頭翻譯的時候，就像演獨角戲。
電影裡的人物要是哭了，我也哭了，要是笑了，我也真的笑了。而且男的聲音低一點，女的聲音高一點，好像真的是劇中人在那說話了。弄到後來，有些人來買票，專門指定說“我要買盧小姐（做翻譯那場）的票”。
這是我從事的第一份職業，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工作。可惜後來因為出國，就沒有再繼續做下去，很不捨得這個工作。
右起：盧燕大女兒、盧燕母親、盧燕
異國他鄉，艱難求生存
1947年，我和家人初到美國，落腳在夏威夷。因為生活的問題，我沒有能繼續完成我的大學學業，四處打工貼補家用。
我在美國的頭一個工作是當記者，那個時候在檀香山，本地的報館只僱了一個人來寫稿，我的文筆很好，反應很快，國際新聞、當地新聞、社會新聞，全是我寫，一個禮拜出一張，四個版面。
我寫過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在中途島會面，商量作戰方針。宋美齡第一次訪美，徵求美國各界的合作，我也去採訪她了。飛機落在軍事基地裡，外頭的人都不能進，我是記者身份，可以進。給她獻花、照相，她可能還詫異，覺得應該是有身份的人來接她的，怎麼一個小丫頭跑來獻花、照相。
我還做過小學教師、化驗員、播音員、解說員……後來我找到一份跟我的財務管理專業有關係的工作，在夏威夷最大的一家醫院——皇后醫院做出納。
我算學很好，不用calculator（計算器），可以直接心算，做事情又很負責任。院長對我很欣賞，四年裡，我從一個小小的出納員升為查賬員，最後升到預算主管，等於是整個醫院的第三把交椅，所有的預算，我不簽名是不行的。
盧燕和大女兒、二女兒
那個時候，生活也解決了，事業也有了，家庭也有了，還有了三個孩子。但是我每天去上班，坐在那兒和數字打交道，覺得很枯燥，很不快樂。我還是想念做演員的感覺。
有一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好萊塢有一個戲要來檀香山拍外景，招群眾演員。我很興奮，立刻就去報名了。
報名的人很多，我被選中了。副導演叫我第二天到劇組來報到，還特別要求穿上泳衣，早上五點半就來。我當時還以為是自己身材好所以被選中，高興得不得了。
第二天，副導演帶著我和另一個穿著泳衣的男孩來到海邊，要求我們兩人坐下不要動，說完就走了。我就這樣在海邊坐了一天，至於好萊塢的人怎麼拍戲，完全沒看到。
後來片子上映，我滿心歡喜地去電影院看，滿銀幕地找自己。終於在一場戲裡，我看到了遠方的兩個小點兒，我只是其中一個。
年過三十，進軍好萊塢
1956年，因為我的丈夫工作變動，我們全家搬到了洛杉磯。
離好萊塢更近之後，我越發不能忘記我的演員夢，平時老唸叨“要是”我做了演員多好。
我的丈夫跟我開玩笑，他說你現在多大了，你老想著你會演戲。要不你去試試吧，試試以後如果不成功，你就沒有遺憾了。
我的母親那會兒也沒有再阻止我了，她說你既然這麼喜歡，那就去試一試，孩子我幫你帶。
在好萊塢想入行，必須先拿一個學位，有一個專門的訓練，於是，1956年，我進入加州帕薩迪納戲劇學院進修。那是一個很出名的學校，1940、1950年代出了很多有名的明星和導演，我是那個學校招收的第一個中國人。
我的丈夫其實覺得我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那時候我都已經31歲了。他說好萊塢的美女成雲，你那麼老了再開始，我想機會不大。
1958年，我從戲劇學院畢業，成為那一期最優秀的畢業生，在畢業公演時擔任主演，學校請來了當時的百老匯名角傑瑞·阿度為我搭戲。
1958年《中國娃娃》劇照
我們的畢業大戲，挑選了一部東方題材的劇本《八月茶室》，全日語演出。我不會日語，怎麼辦？剛好有個來自日本的朋友，我讓她用日語把臺詞說一遍，我錄下來，回去之後再揣摩，就這樣完成了這個戲。
公演了七天，場場爆滿，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女影星瑪麗·畢克馥也來觀看了演出。謝幕的時候，還有日裔觀眾跑上來拉著我的手，連聲說我演得很好，說我的日語“有東京味兒”。
不過事後我回想，覺得這可能算不上表揚。我的角色是一個日本藝伎，藝伎出自京都，京都腔跟東京的口音是不同的。因此這次經歷反而提醒了我，演人物一定要仔細研究出處。不能扮演英國紳士卻說著曼徹斯特的口音，在美國，波士頓、紐約、加州各地的口音也完全不同。
1962年《死馬騎手》劇照
因為這出戏的成功，我被校長推薦到了好萊塢，給他的一個老校友的電影試鏡。那是我接到的第一個好萊塢角色，在電影《飛虎嬌娃》裡扮演一個東方酒吧女郎。
導演一開始不肯用我，說我看上去不像一個酒吧女郎。我回去換了衣服，重新打扮，導演還是不肯讓我試戲。我想了想，很誠懇地跟他說：我現在剛畢業，校長介紹我來，我只認識你一個人，如果我沒有一個工作，就拿不到演員證，就不能再找其他的工作，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試一試？
導演終於答應了，一試，覺得挺好，就把這個角色給了我。演完以後導演對我說，你很有天分，你的前途會很光明。
陳沖、盧燕和Russell Wong（李連杰的師弟）
不卑不亢，為華人抗爭
那個時候我在好萊塢，做事非常認真賣力。從來不遲到，給我的臺詞，我背得滾瓜爛熟，要是導演有什麼要求，我也可以臨時改變，滿足他的要求。
而且，輪到我的戲份時，常常拍一條就過了，很給製片人省錢，所以他們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做“One Take Lisa”，盧燕一條過。這個名聲傳出去，只要有東方人的角色，人家就要找Lisa Lu。
初到美國時，我已經察覺到美國人和華人圈子之間的隔閡。但是等我真正走向美國的銀幕和熒屏時，我才意識到這種文化認識上的差異有多嚴重。
1962年美國電視劇《Cheyenne》
那個時候，美國跟中國沒有交往，美國的劇作家不瞭解中國人，所以他們寫出來的中國角色，都是他們看到的中國城裡頭開飯館的，開洗衣房的，或者是歷史上的華人勞工，在西部修鐵路的。他們沒有見過有知識的中國人。
我在好萊塢，常常被導演要求按照他們理解的那種程式去表演——低眉順眼、扭捏作態，完全不顧是否符合真實。
我覺得一直以來因為缺少溝通的橋樑，才使得這種認識的分歧愈來愈大。所以每次被要求如此表演的時候，我都會找機會嚮導演提出，“真實的中國人不是這樣的形象”。提的次數多了，導演也會慢慢接受我的建議。
《安娜與國王》劇照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們缺乏的是劇作家。外國人不瞭解中國，就難以寫出深入複雜的中國女性角色。我想把《德齡與慈禧》翻譯成英文，介紹到好萊塢去。
我們的演員都是很棒的演員，都受過很好的訓練，不比他們差。現在有些國外電影，也喜歡用中國的當紅演員，這樣在中國上映的時候有號召力。
可是問題是有的時候他們劇本搞兩套，一套是給美國人看的，一套是給中國人看的，在中國的版本里頭有我們的明星，可是到了外國去，世界上發行的，就沒有了我們的明星，都剪掉了。
我覺得這個情況很不好，我們應該要堅持一個版本。否則大家一起合作，完了等到剪輯的時候全沒了，對我們的演員也很不好。
1977年10月在東京
一生中最痛心的兩個失敗
1970年代，我回到國內時，特別想給京劇各個流派的老先生們拍紀錄片。趁他們還能演，把他們的看家戲一出出拍下來，也說一說竅門在哪兒，給後人留下一些示範。
梅先生當年拍過《生死恨》，是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影片，和著名導演費穆合作，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據我所知，梅先生為這部影片真是很費精力。那時他很紅了，演普通一齣戲頂多兩個鐘頭，但為拍這個片子，一勒頭就是8個鐘頭。那時他年齡也不輕了，可以說是辛苦萬分。但他清楚，電影是可以留下來的，讓後來的人欣賞。
可是我拍戲曲電影的想法，當時不能為這些老先生們接受。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自個兒的藝術，不能被外人記錄和傳播。
我其實是自己貼錢在做這件事，可是有的人卻說，這個盧燕拿我們來賺錢。
那個時候我年輕氣盛，見到說服不了他們還被誤會，就乾脆不做了。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痛心的失敗。現在這些人都已經去世了。後來的人再學，沒有這樣好的老師了。假使我能再有一次機會，我會忍氣吞聲：不要緊，你說我什麼都可以，我只要把你的藝術留下來就好了。
盧燕（攝影：郎靜山）
我曾經三進西藏。1980年代的時候，外國人不瞭解我們，他們總說中國侵略西藏。可是我們是一個五族共和的國家，西藏本來就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就想做一個紀錄片，來把這個事情澄清。
1983到1984年，我帶領一支攝影隊，多次深入西藏腹地，拍攝了大型系列電視紀錄片《西藏：失落的王國》。
沒想到的是，我拿了這些片子回到美國，要放的時候，沒有一個電視臺願意放。他們願意放的就是有爭議的東西，關於西藏的風土人情、人文歷史，真實的情況沒有人想要了解。這大概是我做的最失敗的一個項目。
不過，我並沒有放棄。2006年，我又跟著CCTV一起，重返舊地，尋訪20年前的人和事，拍攝了現狀，繼續關注西藏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承。
《傾國傾城》劇照
“我非常渴望能在中國內地演戲”
說到成功，我很赧顏。我一直覺得，自己在好萊塢並沒有什麼作品。因為在我演藝的黃金年齡，沒有遇上黃金時代。從演藝的角度而言，我認為自己沒有達到什麼藝術高度或成就。
我很感謝邵逸夫先生將我引入華語影壇。《傾國傾城》這樣的片子，給了我巨大的成就感。我就想找機會回到中國內地演戲。
我說的是國語，又是從中國內地出去的。可是也時運不齊，在我最風華正茂的年齡，一直沒有人請我。
我想自己動手拍電影。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和白先勇，還有一位導演、一位製片，四個人共同組織了一個“四傻公司”，想把白先勇的小說《玉卿嫂》拍成電影。
我們去遊說一些企業商人，希望他們只負擔電影製作費，劇本、導演、演職人員都不要錢，如果賺了錢再給我們，不賺錢就不給。公司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因為我們四個都是“傻子”，都不是為了賺錢，但即使這樣都沒有人願意投資。
《最後的貴族》劇照
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陸逐漸開放了。我在北京看了謝晉導演的幾部影片，《舞臺姐妹》、《牧馬人》、《芙蓉鎮》，覺得他肯定欣賞白先勇的作品，於是先送他一本《白先勇小說集》。果然，謝晉一眼看中《謫仙記》，將它改編成電影劇本《最後的貴族》。
然而，《最後的貴族》的拍攝計劃一拖再拖。我本來希望能夠演其中的一個女主角，等到1988年9月開機的時候，我已經61歲了，不得不演女主角的母親。
這個角色還是白先勇專門為我加的。我也很感慨，自己終於第一次在中國內地的大銀幕上演了一個母親。
我也喜歡舞臺劇。最早是想演《洋麻將》，當時《洋麻將》在國外已經是很有名的一齣戲了，就兩個演員演，完全靠對話，非常有意思。
我到北京人藝找到英若誠，我說我翻譯，你導演，然後我們兩個人演。英若誠很喜歡這個戲，拿著本子找院長於是之。
於是之看後也很喜歡，但是劇本排練要6個月，我那時不可能在國內待6個月。後來於是之和朱琳演了這個戲。
李安專門為盧燕在《色，戒》中寫了一場戲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發現中國戲劇界的人只知道美國的尤金·奧尼爾，他之後的劇作家就不知道了。比如尼爾·西蒙有很多在百老匯成功的喜劇，可是中國人沒有聽到過。
我就挑選了一個我想演的劇本，《普來颯大飯店》，講的是一個猶太人的故事。在美國，他們絕對不會在舞臺上僱傭一箇中國人去演。我把它翻譯成了中文，1992年參加了“上海藝術節”。
那是我第一次在國內的舞臺上演出。我在劇中分飾三角，從青年、中年一直演到老年，連演了80多場，非常過癮。
2005年，我78歲，賴聲川找我在臺北版《如夢之夢》中扮演主人公顧香蘭的老年階段。其實那一次我覺得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臺詞方面功夫還不夠。很高興的是，2014年底，大陸版《如夢之夢》再次邀請我。
我很感激。藝術家肯定是希望自己能有平臺。我還發願說，希望到90歲還能再來演，一眨眼，夢想成真了。
攝影：Sean Gallup
93歲的人生感悟
有一件很遺憾的事情，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武俠片，可是一直沒有機會演。現在也不可能了，因為我太老了。
年輕一點的時候，我是最不順的。我的丈夫得了癌症，十年裡，天天要往醫院走，要照顧病人。孩子也還小，也沒有一個基礎。
現在孩子們都長大了，都有自己的家庭了。我的丈夫也去世了，我的母親也去世了，沒有人需要我照顧了，我就照顧自個兒了。
2019年《德齡與慈禧》劇照
從前我的母親說我太笨了，她不讓我進演藝這一行，說我的腦子太簡單了。我的性格就是從來不懷疑人，很相信人，她說，你呀，人家給你個棒槌你就當針。
她說，你要是做成一個好角的話呢，你也不能應付你的環境，但是你做不到最好，你何必去做呢？還是你的算學好，你人很誠實，你應該到銀行界去做，那麼日久天長，人家相信你，你就會做得很成功。
其實她錯了。她覺得銀行界的人“有板有眼”，但其實哪一行沒有那些複雜的情況？她沒有進入那一行，她不瞭解。
我活到93歲，我覺得只要做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就好了。日子久了，別人瞭解到你是一個正直的人，那麼任何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你自己也會無愧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