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会是手机。
手机的出现，网络的普及，实现了“天涯若比邻”，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几乎都能一秒钟联系对方，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是怎么联系对方的？
欢迎收看本期走进科学，不，是【漫成都·新知】。
有一个从古至今的游戏，叫做击鼓传花，可能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的起源，可能就出自古代人的通讯：敲鼓。
鼓，是古代四川人的一个重要通讯工具，居住在山区的彝人和羌人，会用鼓声传递机密讯息，这其中的秘密，就是鼓点，它的轻重缓急都有规矩，用类似于现代电码的形式，来传递讯息。
鼓往往放在山寨中的特定位置，每逢械斗或征战等紧急失去发生时，便会敲响这面性命攸关的鼓，通过特定鼓点呼唤临近的村寨。
用鼓来传递情报，并不是蜀人独有，《韩非子》里记录过这一段：
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
也就是楚厉王有天喝醉了，误击了鼓，百姓大惊，纷纷赶过来，等后来，有次真遇到了危险情况，再击鼓时，百姓就都不来了。怎么有点“烽火戏诸侯”的感觉，不过老百姓们脾气大多了，被戏了一次就不干了。
楚厉王击鼓
正如烽火的光，敲鼓的声，都有即时性，所以都是大事、急事才用，若是平常联系对方，四川人会用到：木刻。
彝人、羌人村寨的头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头领，相互之间传递重要信息时，会用到木刻，就是一块一尺长，两寸见方的木块，上面刻有固定的花纹，这种花纹类似于一种符号，只有少数人知道。
这或许不是彝人、羌人的独属，似乎在西南少数民族都很常见，比如《岭外代答》记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说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可见瑶族和云南的少数民族也在用木刻传递信息。
不止是木刻本身可以传递信息，还能够贴上其他东西，附加信息，比如鸡毛，上面粘一根鸡毛，表示事态紧急，估计后来的鸡毛信也是出自于此。
云南有一个佤族，过去是无文字的民族之一，木刻也是他们的重要通讯方式之一，同样也有送鸡毛的操作，表示紧急和最后的警告。
佤族刻木记事
古代人当然不止会击鼓和木刻，也有正常的书信往来，还有类似邮局一样的存在，那就是驿站，早在秦始皇时，就设立了驿站，用来传递官方重要文件。
唐朝的驿站，更是做大做强，以首都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每隔30里路就有一个驿站，除了陆路，还有水路驿站，据说还有国际线路，通往朝鲜、日本各国，宋朝则更加细分，除了普通邮递，还有加急快递，怎么有种各种通和顺丰的即视感。
不过驿站多是为官方服务的，民间也有一个流行的，叫做民信局，据说就是出现在我们大四川。
据说在明朝时，四川居住了一批来自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游子在外，自然思念家乡，但是又不可能都回去，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同乡召集在一起，开会，选出一个代表回家乡，带上信件、礼物等，因为多是麻城人，所以又被叫做麻城约，这是我国民办的第一个通信组织。
最有历史价值的“麻乡约民信局”，目前它位于重庆的东溪古镇上，它创建于清同治年间，就是现在的邮政的前身。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是西南最古老的邮局。
如果你问家中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公，甚至辈分更大的老人，他们或许会告诉你另一种特别的通讯方式：挂灯笼。
挂灯笼，据说是出自古驿道上的四川旅馆，客人来投宿，先看客栈门口的灯笼，如果是红灯笼，则代表没客人，如果是绿灯笼，则是住了一半，如果是黄灯笼，那就是客满了。
但在战争年代，西南一带的挂灯笼，则是为了躲空袭。
“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烟囱变成高射炮，膏药飞机磕响头。娃儿也要当兵去，大刀砍脱鬼子头。”就像这首抗战时期山城重庆流传甚广的一首童谣《跑警报》唱的，抗战时期，老百姓要躲空袭，关键就是看悬挂的灯笼。
不止是重庆，成都也是一样，四个城门挂上灯笼，全城其他地方都能看见，如果灯笼是黄色，则为预行警报；等到灯笼转红，便是空袭警报；如果灯笼转黑，则是紧急警报；等到灯笼转绿，才是警报解除。
抗战时期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城里制高点升起“红灯笼”就是空袭警报，是人们逃命的“信号弹”。
老成都们有没有能比较洋盘的通讯方式？当然有，那就是：发电报。
如今你去暑袜街，还能看到一个很有复古气息的邮局，它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一百岁，早在清朝时，成都就设立了官督商办的电报局，当时的电报为有线电报，老百姓们不知道是干啥的，根据“大清邮政成都分局”的字眼判断，还以为这个地方是卖清油的。
大清邮局
过去通讯方式有限，所以邮局特别火，在很多老成都的记忆里，邮局每天都排满了人，等着发报寄信，当时发电报还特别贵，都是按字数算，一个字要一角钱，不过解放后，估计价格降低了，一个字差不多三分钱。
成都暑袜街邮局旧影
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还出现了邮递员，据说是当时很受欢迎的职业，全都是帅小伙子担任，标配是一辆自行车，戴着帽子，穿着深绿色制服，挎着邮包，骑着车，很潇洒，穿过大街小巷，敲开门送信，只有信，人早就骑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邮递员
不过，电报也成了过去，成都最后一封电报，出现在2002年。
一位叫做王小兰的市民，带着3岁的儿子芊熙，发给了远在台湾的爷爷奶奶，里面写着“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盼早日回家”，还有一句“窗台下那盆兰花长得还好吗？”因为爷爷奶奶回来探亲时，把种的兰花和着泥土一起带回了台湾，这件事还被当年的新闻报道记录了下来，叫做《成都最后一封电报飞台湾，浓浓思念飞向大陆彼岸》。
文字 | 萌鹿
监制丨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