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台记者，电视台主播，市府新闻发言人，巴士集团副总经理、久事集团副总裁……1978年参加工作，2018年12月底正式退休。
职业生涯40年，正逢改革开放40年，姜澜得以体验很多重不同的身份，也留下丰富精彩的职业经历。
“这个精彩完全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精彩，我只不过有幸成为了一名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时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这一生既不平静，也不平淡。”
中山南路28号久事大厦37楼，姜澜办公室一整排的落地窗前，是浦东标志性的天际线。“脚下”是黄浦江，隔着玻璃依然能感觉到“浪奔浪流”的时代感。
姜澜说，几乎每一位他办公室的访客，都忍不住在这窗前驻足一会儿。而直到12月，退休倒计时，他不记得自己是不是仔细欣赏过这窗前的风景。作为一个“浦东开发”的亲历者，姜澜的记忆中有比黄浦江更澎湃的大江大潮。
老市长教导 要造福于后人
“我78年参加工作，刚开始是在企业。后来，广播电台、电视台从社会上招聘编辑、记者、主持人，我被上海广播电台录取，在北京东路2号当记者，这是83年。”姜澜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当时上海的发展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万事待举，百废待兴，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住房困难……”
80年代 镜头下的上海
1986年，在广播电台新闻部当记者的姜澜，去宝钢采访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年会。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也应邀到会致辞。那时候去宝钢的路况很差，交通非常不便，一般都早早出发，领导平易近人，那天到得很早。正巧姜澜也到早了，汪市长就叫他进去，问起了电台的工作，还讲了许多话，其中一段他一辈子没忘掉，“差不多成了我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准则。”
那天，汪道涵市长是这样说的：
“我们长期重生产、轻改造，城市建设的费用极其有限，目前还没有财力来改善城市的交通和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但我的后任、或者后任的后任注定是要立纪念碑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了，大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城市的面貌一定会有巨大的改变。”姜澜就问，“汪市长，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汪道涵市长很干脆地说道：“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是我现在能做的，可以做的，也是必须做好的事情。”
“他离任了以后，上海果然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几乎天天有重大工程竣工剪彩，这都是因为早就有人为我们勾画好了一张清晰的城市发展蓝图。”姜澜感慨道。作为一名时政记者，他曾有幸在很多领导身边工作，近距离感受到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伟大人物的风范。
“老一辈领导人给我的教育一生受用，尤其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几乎成了我一辈子的追求，这也是我的幸运之处。”凌晨一点爬上楼顶水箱漏水声音“触心经”
1985年的夏天，也是姜澜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夏天。他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说北京东路一幢大楼的楼顶水箱天天漏水，没人过问。
“那时候上海困难到什么程度？每年夏天市里面要开一个计划用水动员大会。所谓计划用水，就是限制用水，工矿企业要停产让水，以免老百姓在用水高峰要受断水之苦。”得知这个（大楼漏水的）情况，姜澜就想到：一到夏季，城市用水压力那么大，工厂企业不惜停工，但还有这么严重的浪费。他要去看看到底浪费到什么程度。
那天凌晨1点多，姜澜爬上大楼顶层，果然见水箱就像瀑布一样，“哗……”不停不息地流。他回到台里，做了一个录音报道。凌晨1点录下来水箱漏水的声音，真是“触心经”，触动了每一位上海听众的心，当然也触动了市政府领导的心。
节目播出这天上午，刚好市政府开“计划用水动员大会”。结果因为这则报道，会议就变成了一个“节水动员大会”，当时的副市长倪天增在会上会上大声发问：“你们早上广播听过没有?”
这篇录音报道让姜澜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30年前就“暗访”揭真相整治出租车
另一件事，老上海人应该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拦差头”可不容易。当时出租车行业是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高峰期的经营单位多达590家，多为私人承包。“乱收费、服务差、要车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屡禁不止，但出租汽车市场究竟乱到什么程度，政府并没有真切的感受。
1988年12月，姜澜和客运管理处办公室主任李鸣同志选择在铁路新客站南北两个广场就此进行暗访。这种采访形式如今大家已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十分罕见，费了很大周折借到微型录音设备，姜澜佩戴麦克风和无线传输设备走进人群，收录黄牛、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议价情况。然后选取了录音中“最平常”的一些片段，连夜制作了长篇录音报道
10分钟后，编辑部收到传真，上面是朱镕基市长的亲自批示：“今天的新闻广播告诉了我们真实的情况，出租汽车市场的混乱竟至如此，令人发指！这样的出租汽车市场已经严重影响上海的形象和投资环境，必须予以坚决整顿。投资500辆出租车组建国有骨干企业，引导市场、平抑价格，这件事不要再犹豫了。”
两个星期后，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应运而生。
广播屡创“第一”背后 是每一天都在创新
1990年，姜澜所在的上海广播电台，也顺应改革开放潮流试验转型。“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人们对信息获取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这种改革的气氛允许你去尝试创新，甚至鼓励你去创新。”作为广播改革的实践者，姜澜也因此创下许多上海甚至全国媒体的“第一”。
比如第一位“上天”做直播的。坐直升机到天上去，直播上海的交通路况信息，姜澜是第一个。现在看看，这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在那时候实属前所未有，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新闻。
再比如第一档“脱口秀”直播，92年姜澜和电台的同事一起到日本访问，带回很多的见闻观感。老台长陈文炳便提议：我们能不能做一档节目，主持人主持、提问，由姜澜和尹明华畅谈观感，尝试一下新的广播形式？“那档叫做《你好，大阪》的广播节目涉及到出租车、市内交通管理、市容、人们的择业观，也讲了跟很多老企业家的交流……完全没准备地谈了两个小时。”
这样的广播节目其实就是现在的“脱口秀”，但在199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电台播出是一个字出错、吃一记“螺丝”都是不允许的。从文革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播音风格也都是“宣读式”的。总之，在人们的概念里，广播是很神圣的，大部分节目还都是录播的，所以这一档“脱口秀”播出去自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原来广播是可以这样做的啊？”连姜澜都感到新鲜和震撼。
男主播？是第一个记者型主持人
1993年，结束了整整10年的广播生涯，姜澜参与创办了东方电视台。继续做记者，继续创造“第一”。
当时轰动一时的千岛湖事件，也是他在国内外第一个报道了真相。当时，他通过自己踏勘现场、分析线索、层层印证，果断而准确地对这一“事故”做出了判断：“遇难人员全部集中在舱底，身边财物不翼而飞，接近事件调查现场的人士认为，不能排除劫匪杀人谋财的可能”。千岛湖岸边，姜澜在东视新闻进行了上述直播。
但这个结论却让相关部门十分紧张：因为没有任何权威人士的佐证，姜澜差点为此被调离记者岗位。
“但我觉得我很光荣的，我每一句话都有足够的依据，没有任何鲁莽行事。只缺有一个人亲口跟我说：我给你证实你的判断是对的，仅此而已。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采访、求证、负责任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职业素养。”到了94年，东视的老台长穆端正把他找到办公室，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能去主持晚间新闻呢？”。
第二天晚上，姜澜就坐进了新闻直播间。
“东方电视台作为在浦东开发开放的热土上诞生的电视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这是我们的台训，我们的台长鼓励我们干的都是别人没想过的事情，所以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压力。”但是事实上，记者播新闻，又制造了一次轰动效果，央视新闻都到东视来学习。“当然我们本意也不是为了制造什么效果，只是（领导）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第一线、有新闻体验有新闻判断、新闻领悟能力的人来给大家讲新闻呢？”
回忆东方电视台的日子，姜澜说，我们在“七重天”楼上办公，一共才几台电脑，很破旧的。“条件非常简陋，但大家充满了干劲。那时候真是一种创业的热情，热情探索新闻媒体新的实践方式。我也非常有幸参与到这个年轻的团队当中，把自己的热情、积累，投入进去做这些事情。”
成为全国第一位记者型主持人之后，以后姜澜又成了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主播《东视广角》，这是一档个性化程度比较高的政论性节目，姜澜这位电视台男主播，离开后电视20多年还被大家念念不忘。前几天他陪太太去体检，一个小伙子看到他还说：“我认得你的，我小时候看你的新闻。”姜澜笑道：“哦哟，我真是老了。哈哈哈，你说你小时候。”
全国率先直播911 体现了国际性媒体的专业
2000年，姜澜离开东方电视台，调任上视新闻中心主任，次年又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台改革成立“文广集团”后，他又担任上视的新闻综合频道书记和总监。虽然不再在一线跑新闻了，但勇于创新、大胆尝试的初心未变，他继续创造着上海乃至中国电视新闻的新纪录。
第一件是“911”，“911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值班。我办公室的前面有20多个电视屏幕，看得到全世界的新闻。当我看到飞机撞击大楼到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发生在纽约的突发新闻事件”姜澜说。他马上下楼，命令中断正在播出的节目，主持人迅速到位，做好直播准备。随后他马上请示了当时的上海电视台台长朱咏雷，得到的指令也是一个字：“播！”于是导播果断地切换了国际信号——“现在我们来播放一则重大新闻”。
当然这种非常迅疾的反应，让当时的上海卫视成了全国地方台的独一家，即便是央视四套也是在上海卫视之后才开始直播的。
这一次直播延续了半个多钟头，后来新华社电讯稿来了，信息来源变得更加丰富了。这个夜晚，让上海卫视在全国卫视节目的份额遥遥领先，一炮而红。
“这是我在任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不仅是新闻人的新闻直觉和反应的问题，更体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在重大国际事件面前应该持有的立场和专业态度。上海媒体作为国际性媒体应有的一种标准、一种操作能力。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落伍。”第二桩，是2003年的
这次胜利的出击，是姜澜做的策划，朱咏雷大胆的决定。
还有2002年，姜澜带着电视团队在摩纳哥直播了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感觉蛮兴奋的，也是当时全国来讲蛮出彩的。体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大城市，电视媒体应有的表现和地位。”
第一批市府发言人 新闻人最会抓热点
2003年，上海市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型，政务更加透明、更加公开。顺应改革的需要，姜澜幸运地成为第一批的市府新闻发言人。
“当然会有一个部门来准备资料，但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毕竟不知道人家会提什么问题，不可能准备好。”姜澜说。
那怎么准备？“抓热点。为什么让新闻记者来当新闻发言人，就是因为职业记者知道新闻媒体会关注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新事件，然后去了解。如果你在这个场合失言、噤声，这都不是一种职业态度，这代表了政府的形象。”
“政府发言人这个职位对我是有挑战的。前20年我都是在相对自主、带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的氛围里工作。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尝新、喜欢应对有挑战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姜澜发现他不太能适应机关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方式。
正巧上海引进了网球大师杯等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急需有人进行专业管理和运营。承办了首届网球大师杯赛的上海巴士实业集团总经理王力群向他发出邀请：“你愿不愿意来做我的副总经理？”2004年，姜澜结束了他作为新闻人的职场前半生，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管理者。
20年火热的新闻生涯，还是在姜澜的生命里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失去了挑战、尝新、探索，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姜澜这样反问，更像是他在反思。
“广播十年，电视十年，我做了很多第一。这绝不是我特别聪明，恰恰是因为我碰上了一个需要创新、鼓励创新、为每一个创新喝彩的好时代。”采访中，姜澜反复强调，他只是生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