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註定是個歷史性的時刻。
與這一時刻緊密相關的鹿鍾麟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道：汽車共五輛，我乘第一輛，溥儀、紹英第二輛，溥儀後、妃和親屬及隨侍人員分乘第三、第四輛；張璧等乘第五輛，由故宮直駛醇王府（清室稱北府）。溥儀在醇王府門前下了車，這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握手接談。我說：“溥儀，今後你還稱皇帝嗎？還是以平民自居呢？”溥儀回答說：“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當然廢去帝號，願意作一箇中華民國平民。”我說：“好，你既然願當平民，我身為軍人，自有保護責任，一定要通知所屬，對你加以保護。”張璧在旁湊趣地說：“你既是一箇中華民國平民，就有當選為大總統的資格。” 到此，我們握手道別。
這就是說，從這一刻起，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成了真正的平民，得把自己的皇后叫老婆，不能再把“我”叫“朕”，更不說自己是天子了，就是困在沙灘上也不能稱自己是“龍”了。這些稱謂上的變化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的天地差別，那一刻，溥儀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事情的緣起北京政變，也被稱為首都革命，發動者是馮玉祥。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軍。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宣佈成立“國民軍”。政變後，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款》，廢除帝號，清室遷出紫禁城，驅逐溥儀出宮。
當時，馮玉祥說：“驅逐溥儀出宮的事，要馬上辦理，你們可同攝政內閣商量。”
聽話的是時任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和警察總監張壁，張壁立即找到內閣總理黃郛，經過反覆商討，拿出了《修正清室優待條款》：
一、大清宣統皇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
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五十萬元，另撥兩百萬元設立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被逐出紫禁城的溥儀逃往天津，與日本軍方來往密切；
三、清室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可自由選擇住居；
四、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五、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同時決定由鹿鍾麟和張壁前往執行。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時，鹿鍾麟與張璧以及攝政總理黃郛、社會名流李石曾一行四人，由北京警衛司令部乘汽車出發，帶四十軍警，直趨神武門。守衛故宮的清皇室警察，見到突如其來的國民軍，驚慌失措，還沒有回過神即被全部繳械。鹿鍾麟在神武門換上了國民軍的崗哨，並在故宮外佈置軍警，割斷了電話線。
此時，此時，溥儀正在儲秀宮和皇后婉容吃著水果聊天，突然，內務府的大臣們就跌跌撞撞地跑了進來，為首的紹英手裡拿著《修正清室優待條款》，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皇上，皇上，不得了了，……馮玉祥派軍隊來了！還有李鴻藻（晚清重臣、清流黨領袖）的後人李石曾，說民國要廢止原先的優待條款，拿來這個叫……叫簽字……限我們三小時內全部搬出去！”
溥儀慌忙上前，幾乎是奪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款》，但看過之後，他覺得情況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糟，只是三小的時限讓他不能接受，便讓紹英再出去和鹿鍾麟等人交涉。
紹英說明溥儀同意遷出，但時間太倉促希望能夠延時，還說，端康太妃剛死去不久，宮裡只剩下敬懿和榮惠兩個太妃，她們倆表示寧死也不肯離宮。
鹿鍾麟聽後像是思索了一下，但隨後便命令隨從去告訴“外面的人”：“快去告訴他們，時間雖然到了，但事情還可商量，先不要開炮放火，再延長！”
紹英一聽，連忙跑回去將這“二十分鐘”的事情報告了溥儀：“我們只有二十分鐘，不然的話人家就要開炮啦！”
溥儀絕望了，在太監和宮女們的一片哭泣聲裡，他取出現洋，給宮裡470多個太監每人發洋10元，100多個宮女每人發洋8元，要他們收拾細軟物件，準備出宮。隨後，溥儀在國民軍的監視和保護下，離開了故宮。
鹿鍾麟不用一槍一彈將將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剷除了滿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應該說是個不小的功勞，而這足以讓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顯赫的一筆，但在後來的歷史的長河中，他卻一直默默無聞，何故？除了政治博弈中的遊戲規則，在這裡，讓我們從馮玉祥為什麼要驅逐溥儀出宮說起。
馮玉祥戎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級上將，所部從一個混成旅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數十萬人的龐大軍隊。在其50餘年的軍事生涯中，以治軍嚴、善練兵著稱。同時，因其一生中時常背主倒戈，因此有人將其字“煥章”改為“換章”（換章意即打麻將換牌之意），以諷刺其經常倒戈的行為，還稱他為“倒戈將軍”。但在反對清王朝這方面，他的態度是堅定的，1911年參加灤州起義時起，他就一貫痛恨封建帝制。他認為，民國要與清朝決裂，不應該保留溥儀的小朝廷。1917年，張勳率辮子軍入京，馮玉祥參加討伐張勳復辟的戰鬥，收復北京後，他極力主張剷除禍根，驅逐溥儀出宮。但當時他只是一個旅長，人微言輕，沒能實現這一願望。
很明顯，在馮玉祥看來，只要它（溥儀的小朝廷）在那兒存在著，就會成為一些人的“念想”，就會以此為由生出一些事端甚至是禍亂，所以，北京政變後他便迫不及待地實現了自己的這一願望，但他這麼做分明還沒有能夠做到徹底“剷除”。我們應該看到，1924年11月5日，與鹿鍾麟握手的溥儀雖然聲稱自己“願意作一箇中華民國平民”，但當日本人在東北向他伸過“橄欖枝”，他還是將它接住了。
要革命，就得把它進行得徹底些，所以，192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註定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跡。道理很簡單，很多事情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可以死灰復燃的，馮玉祥、鹿鍾麟他們當時確也沒具備完全將之消除的能力，而這不僅僅是面對溥儀一個人的事。（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