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沈从文忌日，这位曾经在文学史上被轻视的作家，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和张爱玲、钱钟书等人一起重新回到大众读者的视野。他描绘的那个充满牧歌情调的边城已经广为人知，但他对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有情”，对“真的历史是一条长河”的理解或许更值得玩味。
《单读 09 · 耐心》收录了单读作者燕舞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访谈，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两次进入诺奖终审名单的中国作家，那么在这篇中应该会有所收获。张新颖教授一直从事沈从文研究，对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世界和转向文物研究的后半生都有很深的理解。他认为，沈从文的独特性就是，在不太可能创造安身立命事业的时代和境遇中，挣扎着要创造安身立命的事业。
湘西凤凰县（边城）
历史没有给沈从文机会
文 | 燕舞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1948 年 7 月——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半年， 46 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偕次子虎雏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 7 月 30 日夜，虎雏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读着《湘行散记》，童言无忌地“激励”自己的作家爸爸—— 1934 年就出版了自传和《边城》的大作家。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从文喏喏。儿子又激励道：“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和姆妈商量，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从文允诺。
然而，时代和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太多机会。
青年时期的沈从文
（以下为关于“沈从文为何在后半生转向文物研究”部分的访谈节选）
外在压力是沈从文“改行”的最大原因
《单读》：当解放军正包围北平城时，沈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抢运学者赴台湾”的名单里本来有沈先生的名字的，他是怎么做出放弃全家南飞的决定的？
《单读》： 2002 年出齐的 32 卷本《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 9 卷——“每卷大概 40 万字，总共有 1500 封左右，其中 1949 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 1949 年到 1988 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 300 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么？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湘行书简》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单读》：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他为什么如此倚重这种文体？它们对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 1949 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单读》：在《三个阶段，三种形象》的旧文中，您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阶段和形象。如果这一“三段论”成立，那么沈从文在 1949 年后假设能继续自由写作，他还能写出《边城》《长河》这样的高峰作品吗？
张新颖：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清晰，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仔细说起来会复杂一些。假设沈从文能继续自由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这个问题是回答不出的。历史没法假设，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实现更难假设。
湘西沈从文故居
《单读》：在因不堪政治压力而自杀又自杀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实也曾尝试着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只不过《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说创作计划失败了？
张新颖：不是尝试跟上政治形势，而是尝试在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他选择写“老同志”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着眼点还是他以前文学的着眼点，但要跟新的形势结合，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单读》：较之于聚焦沈从文前半生的那几部传记，尊著一大新颖之处，就在于突破了既往关于沈从文 1949 年之后“改行”原因的“政治压力”说这一单向度论述模式，阐明了湘西少年岁月及短暂从军时期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的深远影响。可是，他在文物研究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似乎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那又怎么解释他 1970 年曾试图通过写旧体诗完成“第三次新的试验”呢？
张新颖：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为什么不是去干别的行当，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讲清楚这个选择的来由。后来他又写旧体诗，那是连他“改行”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是绝境了，在绝境中还想干点事，别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写旧体诗。这一改再改，其实是见出这个生命的强韧这个生命的挣扎的。
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更多更充分的讨论。我是门外汉，只能做门外谈，我写过一篇《“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沈从文的后半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单读》：沈先生早年相熟的是胡适、徐志摩这些海归学者，但他为什么一直不补习英语？这个缺陷似乎又并不太妨碍他晚年三个半月美国之行中的各地观摩？
张新颖：沈从文 1920 年代末确实曾经有过学习英文的打算，他甚至还向在美国的王际真探问是否可能到美国去用英文创作，但这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想法，实在太不现实，那时候他连给王际真寄信都得王际真写好信封从美国寄来。他晚年的美国之行，有亲人、学生陪伴，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
《单读》：与昆明时期结识的那些西南联大老学生的重逢，对沈先生的美国之行也是极大安慰？
张新颖：他的美国之行，特别动人的就是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过去的学生，会有学生大老远来看老师，这真是做一个好老师的安慰。
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历经劫难而不死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确实没有张兆和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于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1935 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朱，旁边为沈从文的九妹岳萌
《单读》：大哥沈云麓（ 1897 — 1970 ）“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他是沈从文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精神纽带？
张新颖：沈云麓这个人很奇特，黄永玉的散文里描述过。沈从文的父亲 1930 年就病逝了，沈云麓这个大哥就不仅仅是大哥，还是老家的象征，沈从文对老家、对故乡的感情就还有个去处。这个大哥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话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孤独中会少掉重要的说话对象。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沈云麓保存了沈从文的大量资料，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书信，就是 1927 年写给大哥的。如果没有沈云麓保存下来的东西，沈从文研究的完整性是会受损的。
《单读》： 1922 年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担任书记的半年时光，除了为沈从文提供“学历史的地方”——为其晚年“改行”埋下决定性的伏笔之外，其实也让此后的沈从文对军事保持着终生的敏感？
张新颖：倒不一定是对军事敏感，比这个重要的，是对军人的感情。沈从文不仅出身军人世家，他自己也是少年当兵。你看《边城》题记，一开始就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沅水
《单读》：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大数学家们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
张新颖：沈从文对“抽象”之美有强烈的向往和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向虚空凝眸”，这个“抽象”、“虚空”，是排除了乱七八糟的现实的干扰的。表达这样的东西，他多次说过，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懂音乐，可他是真正的爱乐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大概不懂数学，但这不妨碍他对数学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说的这几个大数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钟开莱介绍给沈从文的，他在这几个人里面年纪最轻，和沈从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浅，他200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做了一个《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的演讲，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述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变”，也“究天人之际”。你看看他谈自然与数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大略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拜见沈从文了。
《单读》：“老来走红”（林斤澜语）的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学者杨早在《读丰三题》中有一个说法，即“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这篇《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壁，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现，才有了第三篇。”您同意杨早这个说法吗？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杨早说的三篇文章确实好，我也都非常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人还是不一样，简单说，沈从文野，汪曾祺文，林斤澜涩。
沈从文与汪曾祺合影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最近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剧照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一昧跟着时代跑，总不是那么回事
《单读》：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他“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 1949 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 1957 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
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极端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 1950 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单读》：沈先生“文革”初期曾告诉其同事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这种“左右为难”，也反过来证明了沈从文在同代知识分子中的独特性？
张新颖：这个其实不算独特。国民党到台湾后，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书都是禁书；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文革”中也大都遭受磨难。沈从文的独特性，是在不太可能创造安身立命事业的时代和境遇中，挣扎着要创造安身立命的事业。
抗战前夕沈从文摄于北平
《单读》：您写道， 1975 年，沈先生在王亚蓉协助下推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工作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 1976 年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您怎样体会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还童”？
张新颖：1975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这个很有意思，从人类的发展来反思，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向某个个人的“赤子之心”。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沈从文说文物》系列书籍
《单读》：您的核心关怀在 1997 年那篇《论沈从文：从 1949 年起》中就已经有初具雏形的表述，“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 那么，与您所置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界，甚至与更广阔的当下社会，您倾向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恰当关系？
张新颖：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知识者来说，多少应该具有自觉的意识、反省的意识，得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做了有什么意义。丧失了自己，一味地跟着时代跑，总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能做的事有限，就用心、尽力把有限的事做好，做个好的老师、好的研究者。
……
（文章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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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