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孟德斯鳩要給本書取名為論法的精神？在大多數人眼中，“法”是理性和嚴謹推導的化身，是邏輯和嚴密規則的產物，為什麼“法”會有“精神”？是作者有意把“法”人格化和圖騰化了嗎？又或者，如果真有的話，“法”的“精神”又體現在哪裡呢？
首先，是法律人自身的精神
一個好的法學研究者，僅僅懂得死板的法律條文就夠了嗎？
孟德斯鳩和他洋洋灑灑的皇皇鉅著給出了答案：要研究法律，必須要對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對歷史進程的蜿蜒曲折、對政治體制的好壞優劣、對人類情感的基本訴求、對自然地理的附加影響、甚至對科學發展的前沿成果，都要有一定甚至精到的掌握。
其中尤其需要了解的，是對人類歷史上各個階段不同政治制度的研判，藉此深入討論法律和統治權術、倫理道德、風俗習慣之間的關係。法律既是自然法則在有社交屬性的人群之中的對等物，具有某種先天的權威，同時也是由人不斷總結精煉而逐步發展的，她絕不像自然法則那樣，從起初就已定型。
當然，對於不同的傳統，其在法律研究中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有些純粹提供了反面教材，讓有理性的人明白，愚蠢的法律和粗暴的體制能帶來怎樣可怕的惡果。
在政制的發展上，唯有希臘-羅馬-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傳統，才具有歷久彌新的永恆意義。這一部分提供了法學研究所需要的絕大多數營養。
此外，由於法律總是和貨物的交換息息相關，那麼自然所賦予某地的產物，以及地理所決定的通商環境，甚至包括相應的氣候條件和神祇崇拜，也都會成為某地法律形成的淵源之一。
正因為法律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僅僅只掌握專業內容和枯燥的法律條文，對一個真正的法學大師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在歐美教育中，通識教育是非常重要。沒有簡單粗暴的文理分科，也不以成績和分數為終極和唯一的標準，而代之以培養興趣、開拓眼界、陶冶情操等人文素質的訓練。
在這一過程中，既沒有特定理唸的灌輸，也沒有某種主義的限定，在自由的學習中，學習者自然學會了自由。
最重要的是，廣泛的涉獵及優秀文化（歐洲古典文化）的訓練，有助於培養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包括：
正確或者說適當的三觀；
富有同理心和良知；
這兩點無論對於科研工作者，還是法律從業者來說，都不是無關緊要的，沒有倫理的科學會走向毀滅，沒有良知的法律呢？孟德斯鳩這樣說：
共和國的法律建基於良知。
法律奠定社會前進的基礎
從論法的精神中，很容易看出，資本主義是誕生在理性法律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則不會有之後的大踏步前進
在孟德斯鳩的作品中，無疑還保留著對古典共和國精神的緬懷和繼承。比如，他和古典大師一樣，非常推崇“節約”這一品質。在他看來，節約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保持共和國純潔的平等的前提。對此，他是這樣描述的：
財富的平等維護了節約，節約也維護了財富的平等。
而一旦奢侈，則會導致以下的情況發生：
奢侈在共和國逐漸深入人心後，人的精神也會逐漸轉移到個人利益中。
同時，奢侈導致的財富的差距，顯然會帶來公民間的不平等，並由此腐蝕共和國賴以為生的根基。
僅僅從道德的角度出發，奢侈顯然會帶來倫理的敗壞以及人心對虛榮的渴慕，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人可以置許多原則於不顧，當凱撒可以用麵包收買羅馬的市民時，古典的共和國精神已處在崩潰的前夜。
更重要的原因是，孟德斯鳩雖然身處17世紀，現代科學已經誕生，但仍未展現出令人震撼的生產力。
在他的年代，總體上和古代共和國一樣，一個人或一群人如果想要富裕，必然是以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的被掠奪為代價的，社會財富的此消彼長，始終是殘酷的零和遊戲。
即便作者再富於智慧，也很難想象在200年後，人類的財富可以如此迅猛的增長，想要發家致富，可以不再通過掠奪，而是通過創造而獲取。
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一脈相承的推崇節約的精神，並奉之為共和國諸美德的基礎。他所設想的，因為奢侈而造成的財富不均，也確實發生了。
但如今，一個穩定的真正的共和國，需要的正是大體上在收入和財富上平等的中產階級，如果沒有龐大而穩定的中產，淪落為極少數富人和絕大多數窮人的組合，那麼這樣的共和國，其實根本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這樣的情況，在如今的非洲比比皆是，它們之所以頂著共和國的名字，唯一的原因是它們被告知：這是現代國家應該有的名字。
可以說，以財富的平等作為公民美德的基礎，產生並維繫共和國的這一原則，在現代社會仍發揮著可觀的作用。
一旦公民們將對自由的珍惜轉化為對享樂的憧憬，共和國的基礎也將隨之崩潰。
以美國為例，更傾向大政府的民主黨，更喜歡用福利來換取選票。而一旦人在物質上依賴不需要靠自身勞動獲取的來源，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她就會越來越依賴於這種福利。物質上的依賴，也必將導致精神上的附屬，失去了精神的自由和獨立，共和國精神只能成為無水之源，共和國也終將名存實亡。
因此，不止孟德斯鳩一位大師強調：共和國需要美德來支撐。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作為資本主義前夜的法學大師之一，孟德斯鳩並未能預見到科技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爆發，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奢侈和節約含義的重新定義，但他們的工作，實際上為資本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沒有這一切，生產力也許仍會爆發，但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三種政體的區別
如果要細分，古今中外，可能有不下成百上千種各式各樣的政體。但孟德斯鳩將其大致歸為了三類：
民主-共和政體；
君主政體；
專制政體；
這樣的分類實屬司空見慣，和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他從法律為這三種政體作了區分，總結如下：
共和政體以法律為最高準繩；
君主政體雖然是獨夫統治，但這位獨夫卻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以確定不變的法為執政的手段”；
對於專制政體，一切以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和情緒為轉移，沒有任何規則和法律，在這樣的社會中維持秩序的，往往是約定俗成的習慣和宗教力量的干預。
他舉例道，在中世紀西歐的君主政體中，原則上，國王是不能參與對大臣的審判的，路易十三曾被最高法院的院長如此告誡：
在這件事中，郡主竟然想要參與大臣的案件，這太不可思議了。判決權應該交給官員，君主只要保留特赦的權力即可。陛下卻希望能審判對面被告席的人，並處死此人。君主只要保留特赦權，就不能做出這種會損害自己尊嚴的事。
他進一步援引慣例：
這種審判是前所未有的，古往今來從未有一個國王以法官的身份判處一名貴族死刑。
甚至一直被認為是暴君的尼祿，在登基之後，也公開宣言：
時刻提醒自己別做審判官，以免幾名被赦奴濫用權力，迫害宮中的原告和被告。
君主參與審判，不僅會帶來極大的不公，也會讓君主所寵幸的人找到更多的尋租空間，在金錢的腐蝕下，進一步破壞原有的法制。
但羅馬進入帝國之後的問題在於，只能通過君主的良好意願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已有的機制很難對皇帝做出可靠的約束。
在中世紀，由於貴族和教會勢力的龐大，形成了明顯的制約結構，國王不以法官的名義參與審理（大臣）的慣例，才逐漸穩定下來。因此，孟德斯鳩認為：
當君主政體在向專制政體靠攏時，僧侶權力的制約十分恰當。
一旦君主消滅了中間的過渡勢力，那麼，君主政體也就不復存在了，這也就得出了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間的另一個重大區別：
無君主則無貴族，無貴族則只有暴君。
是不是很熟悉？在門閥政治終結之後，天朝皇帝們正是通過消滅世襲貴族，來進一步加強皇權的。
殘暴的法和愚蠢為伴
從來沒有君主不得干涉案件審判的觀念，甚至將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個人意志隨時左右著審判的進程和結果，這就是專制。
在孟德斯鳩看來，土耳其、波斯、莫臥兒和以東地區，無一不是專制國家。就法律而言，它們的所作所為與其說是懲罰犯罪，不如說是發洩和報復。
當社會趨於動亂時，它們習慣於用嚴苛甚至殘暴的懲罰來解決問題，企圖用野蠻和粗暴一勞永逸。事實上，恐嚇和威脅是它們維繫統治的唯一武器。
此外，由於專制政體缺乏可以依賴的法律，包括君主在內的所有人，都活在一種不確定之中。君主在位時，需要用恐懼讓王位覬覦者心生膽怯，這其中無疑會使用各種各樣的酷刑作為威懾；這樣做的結果也顯而易見，當權力的寶鼎遷移之時，此前施加於他人的殘暴，都會毫不留情的被施加於自身。
在這樣的情況下，父子君臣後宮外廷，每個人都處於不穩定的恐慌之中，皇帝也不能例外。
因此，每當有風吹草動的時候，他們傾向於先發制人，以暴制暴。人和人之間，既因為最高權力的誘惑而缺乏信任，也因為平衡機制的缺失，而處於一種非常脆弱的動態平衡之中。
只需要一句讒言和一個眼神，這點可憐的平衡就會被打破，落敗者則將面臨異常可怕的命運。
這樣的法律，就好比恐怖分子的虐殺，也好比墨西哥毒販之間的戰爭：他們用極其野蠻的手段殺害競爭者，但也讓自己處在了這樣一個毫無底線的環境中，並有很大的幾率自作自受。
在很多人看來，只有殘暴粗野的法律才能解決問題，在他們看來，尋求程序正義只會讓作惡者逍遙法外，他們既非常鄙視給予嫌疑犯的辯護權，也非常熱衷於對犯人的額外懲戒。
能夠一刀解決的問題，為什麼要那麼麻煩？但效率高的背後，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對生命的“浪費”，是以生命為代價，來追求所謂的“效率”。
在這些人眼中，用省力的辦法去除帝國的障礙，對皇帝的江山社稷更有利，自然也對社會發展的“大局”有利。
在這種邏輯中，良知約等於愚蠢，程序正義約等於無所作為，現代法律體系的繁文縟節約等於訟棍的自我吹捧。
其實，這正是一種典型的強權至上的叢林法則思維，在此環境中，沒有一個人包括其擁護者是安全，也沒有一個人是有尊嚴的活著的；每個人都在恐懼中畏縮求生。即便對當權者來說，這樣的社會也一樣令人窒息。
要避免這一局面，唯有通過理性的基於良知的法律體系的保障。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粗暴的一刀切式、但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意志-法律，看上去效率很高，但實際上是遠離人類理性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良知、美德這樣的“無用之物”，絕不會和真正的理性相悖。
人類想要變得完善，必須讓自己遵從良知的指引，這樣才能沐浴在理性和平的光輝。
法的精神的第一個精神，也許就是良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