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选举制度，使豪族和缺乏财力的士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德行或学识跻身于政权之中。而“通经致仕”成为了做官的直接途径。地方豪族凭借自身优越的经济条件，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西汉时，已有部分豪族跻身为官僚阶层，甚者兼官吏、士大夫、地方豪族为一身，这就是“地方豪族的官僚化”（详见尹建东先生《关东豪族研究》）。
豪族通过对经学的学习，渐渐同文化、儒学有了联系，成为了“士族化豪族”（详见崔向东先生《汉代豪族研究》）。汉末的豪族，有着浓厚的儒学底蕴。
孙吴的朝臣，多为儒学士大夫，在行为、思想上深受儒学熏陶，与孙坚遗留的尚武、不尊儒家礼法的家风有着较大的冲突。以下试举几例：
一、孙吴统治者酗酒之风颇盛
史料中，常见孙权及孙皓恣睢饮酒，朝臣时有进谏。而孙氏常不以为然，一些大臣甚至险遭杀身之祸。孙氏的酗酒，是有违儒家礼法的。
孔子曾经说过：“饮酒之节，旰不废朝，暮不废夕。”他认为，饮酒不能荒废朝政。孔子又举出桀的例子“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借此劝解不能对酒沉湎。由此可见，儒家对于酗酒是批判的。
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从上述几处史料看，孙权的饮酒，是放纵的，不顾礼法的。张昭对于孙权的酒宴，拿出了商纣作为对比，从孙权的行为、言语看，虽无商纣之奢靡恣睢，但也颇有几分暴君之意味了。
从《顾雍传》来看，当顾雍等人不在孙权此类酒宴时，恐大多是“肆情”的。孙权又说顾雍在此，使人不快乐，实是贪图享乐的表现了。张昭、顾雍此类名士、豪族，在关于此事上，孙权尚会给几分面子，但对于虞翻这种屡屡触犯孙权的狂士来说，孙权酒醉后并不会顾及影响。倘非刘基，虞翻恐难逃杀身之祸。
孙权酗酒，固然是自身贪图享乐的表现，但与其寒门家教，也不无关系。《朱然传》中记载，朱然早年时曾与孙权一同学习，但孙权十五岁即为阳羡长，恐并未有过多学习机会。后来张咨出使魏国时，曹丕对孙权也颇为嘲弄。孙权对于经学的修养恐怕并不是很高，对于儒家礼法，自然不以为然。
这与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儒学士大夫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孙吴统治者与儒学士大夫的矛盾之一。孙权贪图享乐，耽搁政事的事情并不止酗酒，这无疑激化了孙权同受儒家思想熏陶颇深的群臣之间的矛盾。
二、对于射猎都颇为喜好
不但是孙权，甚至是孙登孙休，对于射猎都颇为喜好。这与孙坚行阵出身所有的尚武风气也有一定联系。孙坚尚武的家风使统治者对这种活动颇为痴迷，甚至影响了南北朝。
《江表传》中记载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后来也导致孙策被射伤。但孙权并没有汲取孙策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玩起了“射虎”的游戏。
“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於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卻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孙权的射猎，无疑是极为危险的，若非侍从勇武，孙权怕难逃虎口，从这里看，孙权并没有接受孙策的教训，依旧对射猎颇为喜好。
但是更让人诧愕的是，孙权依旧没有汲取这次教训，《张昭传》中叙述了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在张昭劝说之下，孙权也只是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於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后来张昭的劝说，孙权便置之不理。其喜好射猎的程度之深不免让人感叹。
孙登和孙休同样也喜好射猎，不能不说是跟家风有非常大的关系。此外，通鉴中孙夫人“刚猛”的事例，也体现出了孙氏尚武的家风。
综上，孙吴一族的“刚猛家风”使得与当时的儒学士族有了矛盾，致使孙吴始终只是偏安一隅，三足鼎立的光芒也始终弱于其他两位。
關鍵字: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朱然传 汉代豪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