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民国各大报纸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举国沸腾。看着全城欢庆的军民，不禁欢欣鼓舞，思及战场上捐躯的袍泽，心下却是凄恻难平。李宗仁不禁百感交集，郁郁寡欢。
日后，他写下了《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在文章中，李宗仁分析了日本的失败原因：日本民族目光短浅，日本领袖空有成吉思汗的野心，却无成吉思汗的魄力。在侵华战争中，更是战略与战术的双重失败。
李宗仁认为，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
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
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
中国被外来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让日本产生了别人能我也能的天真想法。
日本政治、军事领袖皆是志大才疏之辈，僻居小岛自然缺乏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道。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
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
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
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
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
日本从唐代就大规模学习中国，至少在军事谋略方面，是没有学以致用的。李宗仁的观点，则集中国历代军事经验之大成。以当时中国的状况，确实难以抵御。到时中国能依仗的，唯有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与德国似乎拿错了剧本。德国仅仅38天，就打垮了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反而深陷中国战场八年，终于等来了世界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