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故居
按照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的方式，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歸入“詞曲類”的詞話，應屬於廣義上的“詩文評”，是“集部裡的一條尾巴”（朱自清語），它的內容不外批評、賞鑑、解說詩詞，既是作者表達文學態度和觀點的方式，有時也具備補佚詞作的客觀功用。
早在詞這一文體興起之時，詞話很可能就已隨之出現。詞是起於筵間尊前的一種音樂文學，具有強烈的現場性和表演性，本為取悅賓朋、助興歌舞，自述或代言兒女情事，雖然在其後案頭化和徒詩化的過程中，融攝更多抒情功能和言志意味，但與經史詩文相比，在主流價值觀中仍屬“小道”，詞話作為品賞析論這類“小道”的文字，亦難脫“以供玩好，可有可無”的定位。自隋唐五代而下，兩宋已見專門論詞著作，明清以降，詞話製作如林，但大多不出傳統思維之囿，直到晚清王國維《人間詞話》成書，乃標誌詞話這類批評文體已嘗試棄舊圖新、融入西方審美體系，也可見詞話“從本事、評論的簡單連綴到以某種理論來作全書邏輯基點的變化”（彭玉平語）。
“境界”是評價標準
《人間詞話》發表於20世紀之初，屢經增刪修訂，是王國維的學術關注由哲學轉向文學的產物和重要成果。王國維的文化修養非常全面，治學亦博涉諸多領域，詞學僅為其間一隅。與詞學研究相比，更令王國維自豪的其實還是他的詞學創作，作為批評著述的《人間詞話》可算一種“試驗文本”，並未獲得王國維本人的重視——也許是由於自悔“少作”，王國維晚年甚至多次婉拒《人間詞話》的再版。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王國維身後，這本《人間詞話》不僅被多數讀者視為其代表作，更成為晚清以來最具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文學研究著作之一，受捧為20世紀的“國學經典”。
討論《人間詞話》的“經典性”並不適合在傳統語境中展開，事實上這部著作的可貴處正在於王國維奮然跳脫舊有的文體偏見，以西方美學思想為“手術刀”，解剖和檢視詩詞的精神境界與生命意識。有無“境界”，是《人間詞話》評判一切作品優劣的標準，其開篇即雲：“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至於“境界”為何、如何表現“境界”，王國維則認為應將之分為“造境”和“寫境”兩種，“造境”類似於理想派，“寫境”則如寫實派，但對於大詞人來說，他們的理想並非直露表述，只是隱約附著在看似寫實的筆墨上，因此他們的“寫境”往往實為“造境”。根據這一判斷，王國維又提出“境界”分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所謂“有我之境”，即“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而“無我之境”，乃是“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在美學上分屬“優美”和“宏壯”，這兩種境界和審美形態，又並非只呈現為景物，更關乎人心中喜怒哀樂之真感情。
《人間詞話》中最為一般讀者所熟知的論述也與“境界”有關，王國維別出心裁地摘取古人的幾句詞，用以比況人生所經歷的三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第一境感觸於春溫秋肅之變，聯繫到人生繁華謝去之境遇，生命的質感漸獲增重；第二境代表著人生某個階段的執著乃至於執迷，痴情和痛苦雕琢著生命的形態，沉淪或超越也在此時醞釀；第三境可謂如夢似幻，醒豁明瞭，是精進後的頓悟，但外在看來卻依舊如常，這種平淡中的現實，實際是相當深刻而高明的。
由文學觀照生命
可以說，王國維對“境界”的多番論述，不僅表達出他對“物”與“我”複雜關係及其在文學中呈現方式的看法，也顯示出其強烈的生命意識。相較詩而言，詞的體性特徵更為明顯，因而作詞的“套路化”現象更為嚴重，似此則易散失真情真氣，陳陳相因，古今一式。王國維不滿於南宋詞的雕飾，認為五代、北宋之詞“獨絕”在於它們境界高，自然且見真性情，特別是詞人多為“豪傑之士”，“能自樹立”。在王國維的眼中，南唐後主李煜即是此類非凡人物，他以一片赤子之心寫詞，實際是以血淚書寫生命，甚至具備“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在這之前，尚無任何一位批評家如此高度評價和讚頌李煜及其作品，王國維抽離了文學的“政治”意涵而獨鍾情於“生命”意識，從詞中解讀出生命的傷感無奈和悲壯蒼涼，並由此將詞雅正化、嚴肅化和崇高化，與清代常州派等推尊詞體的做法迥然有別，既見卓爾不群的眼光和思維，也能看到西方哲學和現代進步觀念對之產生的深刻影響。
王國維在論李煜詞時提到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名言，所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且對此種審美極感認同，而前述人生“三境界”云云，也可見尼采“靈魂三變”之說的烙印。在撰於1904年的《論尼采與叔本華》中，王國維指出“尼采之學說全本於叔氏”，實則《人間詞話》的核心觀點亦多由叔本華思想中化出。1903年，王國維初讀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即深受吸引，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此後他潛心研讀和翻譯了叔本華的諸種著作，對之頂禮膜拜，發誓要將叔氏理論“奉以終身”。在叔本華看來，“世界是我的表象”，這是一個“先驗的真理”，而表象則是意志的客體化，因此世界同時是意志又是表象；理念是一種“完美的表象”，個體化的事物則是“不完美的表象”，認識理念的方式就是藝術，“這是天才的任務”；藝術審美又有優美和崇高之別，在優美中，理念無阻礙地被純粹主體認識，而在崇高中，純粹主體要有意地、強力地掙脫客體對意志的不利關係。與《人間詞話》兩相比照，能夠明顯看出王國維關於“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分判和論述，都藏映著叔本華的影子。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屢屢稱譽“赤子”和“豪傑之士”，並謂李煜即是此等人物，作為一個“主觀之詩人”，其可貴和成功便在於“閱世愈淺”而“性情愈真”——這分明也是叔本華“天才論”的翻版，而叔氏“天才之痛苦”的悲觀主義論斷亦使王國維傾心不已。王國維之受叔本華影響，本與其自身的體質和氣質有關，他曾自言“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這種困擾和焦慮投射到對文學的觀看和解讀中，便是《人間詞話》裡的“詩人之憂”，王國維將之別為“憂生”和“憂世”：“‘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處於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憂鬱善感的詩人對國家、社會和民生的憂戚，大多自然轉向對生命本質的叩問。漢魏時期的建安詩人如是，晚清的王國維亦如是，物華流逝、歲序更易的哀嘆，由文字和詞句凝化造設為種種“境界”，或隱或顯地承載著複雜而深沉的情感，而這又已溢出所謂“悲觀主義”的意涵之外了。
儘管深染西方美學色彩的《人間詞話》成為“國學經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顯得有些弔詭，但它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在保持民族文化認同基礎上吸收外來思想文化的“想象性的解決方式”（羅鋼語）。隨著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要求愈加迫切，《人間詞話》的象徵性和重要性也將日益凸顯，這是否王國維始料所及，抑其樂於見者？所慮種種，也許本無唯一的答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
欄目支持：黃帥
谷卿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2月14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