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金冠時2019年6月28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讓胡路區法院新聞發言人向經濟觀察報記者確認，檢察機關已就原葵花葯業董事長（002737.SZ）關彥斌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訴。
大約半年之前的2018年12月22日，時任葵花葯業董事長關彥斌在其前妻張曉蘭父母家中，手持菜刀，暴砍張曉蘭4刀；行兇後，關彥斌亦試圖舉刀自戕。
12月23日凌晨，警方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找到了關彥斌。2018年12月29日，關彥斌被大慶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監視居住。
關彥斌和張曉蘭之間，到底存在著哪些恩怨糾葛？這起震驚資本市場的“董事長殺人案”，究竟因何而發生？上市公司葵花葯業，又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關彥斌與張曉蘭：從相識到成家
“他（關彥斌）朝我走過來，我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他過來幹什麼。他一把把我拽過去，摟住我的頭，拿出菜刀，就砍我的脖子……”
2019年4月27日，張曉蘭在回憶4個多月前——也就是2018年12月22日，被她的前夫——時任葵花葯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彥斌持刀所砍傷的經歷時，原本較為平靜的情緒，劇烈地波動起來。
關彥斌，生於1954年10月，滿族，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下轄縣級市五常市人。家有兄弟姐妹多人，他排行老大。
1972年，18歲的關彥斌參軍入伍，在空軍某部服役。“在部隊，他是空降兵，力氣非常大”，張曉蘭稱。
1977年，退役後的關彥斌，進入五常市第二輕工業局工作，兩年後“下海”。他先是搞活了一家磚瓦廠，而後轉型做塑料廠，生產農用地膜等產品。張曉蘭表示，這家塑料廠迄今還存在，“虧損也要繼續營業”。
張曉蘭，1959年12月生於黑龍江，亦有在部隊服役的經歷，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她也是排行老大。
退役之後，張曉蘭進入體制內，來到瀋陽工作。她自述，與關彥斌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為一場小官司認識的。認識後，她在瀋陽幫了關彥斌不少忙，“他公司在瀋陽，有什麼事兒，比如缺個電視，或者什麼事情辦不了，因為我在瀋陽，在體制內，就能幫助他。”
兩個人之間，也有了私人之間的往來。“他到我單位這裡來，我們什麼廳長、什麼局長的就得接待他。可他穿的衣服特別不好，不太協調，我就從裡到外給他買了，我說你這樣再去見我們領導……這樣可能逐漸他就有了對我的認識。我要是生病了，他也會派人送一些什麼東西來關心我。”
1995年左右，關彥斌與第一任妻子離婚。他與這位妻子育有兩個女兒：長女關玉秀，生於1979年2月，2019年1月7日，在關彥斌案發後，補選為葵花葯業的董事，同年1月31日當選為董事長；次女關一，生於1982年7月，2017年9月，擔任葵花葯業董事，2019年1月7日當選為葵花葯業總經理，並代行董事長職務至同年1月31日。不過，迄今關彥斌仍是葵花葯業實際控股人。
1996年6月左右，張曉蘭從遼寧瀋陽的公務員單位離職，來到黑龍江五常，“我是從單位完全離職走的，走之前我已經是正處級幹部了。因為那個時候他（關彥斌）非常需要幫助，他去南方，深圳東莞那邊，與一位香港小姐創業，幹得挺不錯。但是，結算時，香港小姐把錢都結算在香港了，沒有給他，他們當時籤合同也簽得不太好。這樣他就虧損了2000萬。”
關彥斌與香港小姐創業的這段經歷，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懸壺大風歌——關彥斌二十年光大國粹構築葵花中藥王國風雲錄》（下稱《懸壺大風歌》）中也有提到。《懸壺大風歌》出版於2018年，是葵花葯業為紀念其改制20週年而推出的著作。關彥斌也視該書為自己的個人傳記。
從東北第一大都市瀋陽來到縣級市黑龍江五常的張曉蘭，在關彥斌的塑料廠裡，主要負責爭取政府項目、做政府關係等業務，“當時叫‘技改’，就是向國家爭取優惠政策，也包括申請國家貸款等等”。
1998年，當地的國有企業五常製藥廠，因為連續虧損要改制出售，以關彥斌為首的塑料廠員工團隊，買下了這家企業。
張曉蘭說，“買五常製藥是一千多萬元，借貸是我幫他完成的。當時我拜託一個人幫助我們，會簽了一個我們想購農地膜新設備的貸款項目。這個錢本來應該在1997年下來的，但是趕得非常巧，就在1998年年初，這筆資金還沒來得及去買設備。錢到賬之後，我們請示中國銀行同意，把這筆款轉為購買了五常製藥。”
改制之後，五常製藥廠更名為黑龍江省五常葵花葯業有限公司，基本就是上市公司葵花葯業的前身。
關彥斌在這家公司裡持有大部分股份，其餘的股份主要為他在塑料廠的同事、包括張曉蘭所持有。
同樣在1998年，關彥斌與張曉蘭結婚了。
葵花葯業上市三年後，關張離婚
改制之後，葵花葯業發展迅速，其主打產品“葵花護肝片”暢銷全國。
“（我們）民營企業接過來後，（企業經營）所有的情況就會更實一些。隨後幾年，基本是每年以300%的速度增長。那時候我們羨慕別人能做到4000萬，覺得怎麼掙那麼多錢，沒多少年，我們也有了。”張曉蘭向記者回憶。
而她在葵花葯業裡，先是擔任總經理助理，負責企業形象、物流採購倉儲等工作，後又任副總經理，再進入公司的董事會。
張曉蘭表示，婚後她和關彥斌的感情開始一直很好，只不過“生活過程當中，關總這個人就是激情澎湃的那種，逢酒必喝，喝酒必醉，喝了酒以後人就走樣了。男人女人之間這樣的情況比較多了……最終，大家覺得，我們有個孩子的話，他可能會好起來的。”
2008年，關彥斌與張曉蘭兩人的兒子出生了。
這一年，關彥斌還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此後，他又連任了一屆，直至2018年。
張曉蘭說，有了孩子之後，她和關彥斌之間的關係反而疏遠了。“他就寂寞了，然後他就和秘書好了——那個秘書還是我推薦的。”
數位接近關彥斌家庭的人士也對記者表示，在關張二人結婚的前些年裡，兩人的感情確實不錯，而有了孩子之後，張曉蘭將很多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
在2017年7月之前，關彥斌的女秘書，為關彥斌又生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在知曉關彥斌與女秘書的事情之後，張曉蘭提出離婚，關彥斌不同意。2014年，兩人在青島時，他手寫了一封《悔過書》：如果兩人離婚，財產的一半將歸張曉蘭，同時孩子的撫養費由他承擔。
2014年，關彥斌給張曉蘭出具的悔過書
同年12月30日，葵花葯業正式在深交所上市。關彥斌和張曉蘭是上市公司的共同實際控制人。
兩人的婚姻又維持了兩年多，直到2017年7月。關彥斌和張曉蘭達成離婚協議，張曉蘭將名下所有股權轉讓給了關彥斌。後者則現金補償9億元給張曉蘭，“分3年付，他現在已經給了6.5億元。”
她還表示，離婚是自己提出來的，“因為當時我在香港生活，消費非常高，生活費很高，他就不給我錢了。我就覺得這是個問題，如果要延續下去的話，我就沒法生活了。他（關彥斌）這種狀態，婚姻價值不太大了，還不如在這個時間內保證自己的生活。”
張曉蘭也表示，在這次案發之前，關彥斌對她沒有過家庭暴力行為。
離婚之後，張曉蘭帶著兩人的兒子“小關”在美國生活，關彥斌與她保持著一定的聯繫，溝通包括“小關”的教育、撫養等事項。
重逢，悲劇
2018年5月，葵花葯業在哈爾濱舉行企業改制成立20週年的慶祝大會。“（慶祝大會）規模很大，邀請了很多人參加。他（關彥斌）意氣風發，慶祝大會上的發言致辭，他一個人就佔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時間。《懸壺大風歌》也是人手一本。”2019年5月，一位參加了慶祝大會的人對記者回憶。
但張曉蘭對《懸壺大風歌》很不滿意。她認為，這本書沒有如實反映自己在葵花葯業改制、發展過程中的貢獻。
2018年12月，張曉蘭帶著“小關”從美國回國，到黑龍江大慶家中探望自己的父母。“小朋友說我想爸爸了，然後我給他打了電話，因為他好久都沒看孩子了，他也不會主動給孩子打電話。”2018年12月21日，張曉蘭給關彥斌打了電話。
12月22日接近中午，關彥斌從哈爾濱來到大慶張曉蘭的父母家中。“開的是輛路虎越野車，除了他（關彥斌），還有司機、秘書、保鏢，一共4個人。來的時候，還帶了一些禮物。”包括張曉蘭，以及她的弟弟張明在內的數位在場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
這是兩套打通了的三室一廳房子。除了張曉蘭、“小關”、張明外，張曉蘭的父母，還有其他幾個親友在家中。關彥斌和張曉蘭在其中一套房子的房間裡單獨聊天談話，孩子“小關”偶爾在他們身邊玩耍。張明則進去送了兩次飯菜並添續茶水。
兩人吃飯、聊天，在房間裡交流了五六個小時。“我們談家裡的事兒，孩子的事情。我也說，你每一次結婚人家都會拿走你的財產，我結婚拿走的就比較少了。但是你下一步如果再結婚，（女秘書）人家那麼年輕，還會再拿走你的財產。”張曉蘭回憶說。
張曉蘭介紹，重點交流的另一個話題，則是《懸壺大風歌》一書。“我們也交流關於他的‘大風歌’，沒能夠正確對待我（的作用）、寫我的事情。我說我可以寫一個我的20年，然後我是不是可以實寫你的名字、你秘書的名字，你同意嗎？他說‘我同意’，實際上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在房間裡來回走，一邊喝水一邊踱來踱去的，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反正我也沒注意。”
突然，“他（關彥斌）朝我走過來，我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他過來幹什麼。他一把把我拽過去，摟住我的頭，拿出菜刀，就砍我的脖子。一邊砍，一邊喊，‘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
此時，是下午5點多不到6點。談話的房間裡，只有關彥斌和張曉蘭兩人。
在旁邊房間的“小關”，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目擊者。“我在那個房間刷碗的時候，突然聽到我媽媽在叫，我就衝過去看是怎麼回事。我媽就在這屋的一個小角落那邊。我爸按著我媽在小角落那邊，拿著刀……”“小關”回憶。“小關”跑到另外的房間，向其他人大聲呼救。然後又折返回來，“我就過來跟我爸說，爸，你別砍我媽了，就使勁這麼說。我覺得我爸那時候還沒有瘋狂，因為他瞪了我一下，沒砍我。”
張明和父母等人都跑進來了。“我看到關彥斌舉著刀，右手舉刀，臉上沒什麼表情。”張明說，他奪下了關彥斌手中的刀，這是一把菜刀；然後跑到浴室拿來大浴巾，試圖給張曉蘭止血。他還拿了另外一條毛巾，要關彥斌自己止血。“我扭過頭，看到他又拿了一把刀出來，是尖刀。我本能的反應，他要幹什麼？那一時我就不管了，把毛巾一扔，就開始去搶第二把刀。”張明回憶，當時關彥斌拿著尖刀，刀尖是朝著關彥斌自己的左邊胸口捅了下去。“我去和他搶這把尖刀，搶的過程中，他又拿刀劃傷了他自己的脖子。”
此時，張曉蘭已被其他家人搬到了另外的房間。搶下這把尖刀後，張明也跟了過去，然後，關彥斌也跟過來了，手上又拿了一把菜刀。張明和他的父親，以及被張的家人從室外叫進來的關彥斌的隨從，共同奪下了這把菜刀。
張的家人表示，在此後片刻的休息期間，關的隨從又拎了一把紅色的尖刀出去。
包括張曉蘭、張明及多位她在場的家人事後辨認，包括這把紅色尖刀在內的4把刀，都是放在張曉蘭父母家中的，而且放在不同的房間裡，但不知關彥斌是何時找到這些刀的。
張曉蘭隨後被救護車送到了大慶的一家醫院搶救。她總共失血大約4000毫升，“失血性休克”，存在“外耳廓及顱骨部分骨折”，構成“重傷二級。”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她接受了多家醫院醫生的會診治療。
2019年4月下旬，她在瀋陽的一家醫院裡，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儘管有兩輛救護車到達現場，但關彥斌還是被他的隨從們帶走，輾轉數家醫院，在2018年12月22日晚間，最終送到了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進行救治。
12月23日凌晨2時許，警方在這家醫院找到了關彥斌，並溝通醫院對其進行救治並採取“戒護措施”。
2018年12月29日，大慶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對關彥斌進行監視居住。2019年1月24日，大慶警方宣佈對關彥斌進行刑事拘留，並將之送至大慶市看守所。1月29日，檢方批准對關彥斌進行逮捕。
關彥斌涉行兇時處“抑鬱發作期”？
4月29日，大慶市公安局東湖分局對關彥斌案出具《起訴意見書》。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起訴意見書》提到，關彥斌在2019年做了兩次司法鑑定。
第一次是，2019年1月17日，大連市第三醫院司法鑑定所的鑑定，結論稱“關彥斌案發當時精神無異常”，“關彥斌對此作案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第二次，2019年4月10日，司法鑑定科學研究院的鑑定：“關彥斌案發時處於抑鬱發作期，目前抑鬱情緒仍未完全緩解”，“關彥斌對本案應評定為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同時，“關彥斌目前應評定為具有受審能力”。
對於關彥斌此前是否有抑鬱病史，2019年5月7日，記者向葵花葯業發去問詢函。
一位自稱與葵花葯業總經理關一熟悉、併為她所託的“中間人”，在5月8日、10日，兩次與記者溝通時均表示，據他所知，關彥斌沒有抑鬱症。
同時，在葵花葯業上市公司方面，2018年12月28日，即大慶警方宣佈對關彥斌進行監視居住的前一天，關彥斌向上市公司葵花葯業提出書面辭職，稱“因個人年齡原因，從公司長遠發展角度出發，為給年輕人更多機會，優化經營管理團隊，申請辭去公司第三屆董事會董事、董事長、總經理職務”。此後，他的兩個女兒關玉秀、關一，分別接任了葵花葯業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職務。
2019年3月21日——在案發近3個月後，葵花葯業才第一次公開披露稱，“公司實際控制人因個人原因與他人發生糾紛造成身體傷害，被司法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其在上市公司不擔任董、監、高職務，該事件未對上市公司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影響。”
此舉是否已涉嫌信息披露違規？
對此，上述自稱為關一所託的“中間人”含糊表示，“（當時）打了點‘擦邊球’。”
張曉蘭本人在4月27日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表示，她沒有對關彥斌出具任何諒解書，她並提出三點訴求：關彥斌就此事進行充分的道歉；實事求是地還原案件，以及過往的歷史；給予她和她的家人以充分的賠償。
此前一天，即2019年4月26日，應張曉蘭的訴求，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法院凍結了關彥斌持有的1900萬餘萬股葵花葯業的股票。
以當時股價粗略計算約3億元，基本對應關彥斌尚未支付給張曉蘭的2.5億元現金補償及6000萬元“小關”的撫養費。
2019年6月28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讓胡路區法院新聞發言人向記者確認，檢察機關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了公訴。不過，目前法院尚未確定具體的開庭時間。
接近案件調查的人士告訴記者，檢察機關事先曾徵求被害人張曉蘭一方的意見，即是否在起訴時，附加對被害人民事賠償的要求。得到的答覆是，等到法院開庭時，被害人一方會再行提出。
就張曉蘭講述的事件經過，記者無法聯繫到關彥斌進行核實、置評。
（本報記者吳小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