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還在嗎？》，回應我們此前的文章《梁建章：六評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多論"》。
下面我們繼續回應李鐵的文章。
人口結構、質量與人口數量的關係問題
李鐵說：“感謝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應。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終迴避了人口結構、質量與人口數量的關係問題。而這恰恰是我們論證人口多少的焦點問題所在。”
我們對李鐵的上述言論感到十分詫異，因為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談到人口結構、質量與人口數量的關係問題。
關於人口結構，我們此前的文章主要談到人口的年齡結構，即中國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危機。關於性別結構，我們以前也寫過一篇文章《計劃生育對男女比例失調難辭其咎》分析過這個問題。
關於人口質量與人口數量的關係問題，我們在7月3日的文章中專門有一個小節《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可以相輔相成》談過這個問題，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專門用一個小節《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不是對立關係》分析過這個問題。
人口數據的“權威標準”是什麼？
李鐵說：“雖然根據不同的統計標準和預測方法，可以對未來人口數量有不同的預測結果，但是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以權威標準作為依據，而不是根據自己的主觀推斷作為臆測。”
對於中國人口數據來說，最權威的標準應該是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生育率僅有1.22，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生育率僅有1.18，請問李鐵是否認可這些權威的生育率數據呢？
2017年聯合國的中方案預測2100年中國人口仍有10億左右，是按照未來生育率為1.8左右來預測的，顯然是高估了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因為即使近幾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積效應，生育率也達不到1.8，何況未來在二孩生育堆積效應結束後，生育率更是遠遠低於1.8。聯合國的低方案預測2100年中國人口為6.2億，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預測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實際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較大的情況，而不是李鐵所說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實上，我們一般不採用聯合國的人口預測方案，因為即使是聯合國的低方案預測也是高估了中國未來的生育率。正如我們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積效應結束後，中國的生育率將降至1.1左右。
如果不盡快鼓勵生育，兩三代人之後中國出生人口將少於美國
李鐵說：“如果將來中國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億，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億人口，到時如果各項人均指標能達到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現有的水平，怎麼說就是人口危機呢？”
看來李鐵沒有考慮人口結構，因為如果將來中國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億，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億人口，那麼老齡化程度會遠遠高於美國現有的水平，生育率也遠遠低於美國現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兩三代人之後，中國每年出生的人口將少於美國，未來這些總數比美國更少的年輕人，將負擔遠比美國更多的老年人口。並且，在人口負增長之後，只要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人口總量會一直下降下去，並不是降到6.71億就停止了，而是會繼續下降至3億甚至2億以下，怎麼不是人口危機呢？
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要降低生育率，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卻極為困難。現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鼓勵生育，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低於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來獲得人口紅利是寅吃卯糧
李鐵說：“中國曾經經歷過的‘人口紅利’時代，就是低成本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扮演了世界工廠的角色，是因為一方面人口眾多，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很低。而所謂的紅利，就是可以通過低成本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社會收益，而且也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如果沒有這些低成本的就業，何談人口紅利？”
李鐵對“人口紅利”的理解似乎並不正確。按照以人口學家蔡昉為代表的人口紅利理論，隨著生育率降低，人口撫養比下降，產出中更大比例可用於積累，促進技術和產業進步，推動經濟增長而獲得人口紅利。
但我們認為，其實降低生育率只是犧牲長期利益換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撫養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長期卻提高撫養比，減少人均收入。而且因為規模效應弱化，在扣除技術進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後，後期減少的幅度會大於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來獲得人口紅利只是寅吃卯糧，且不說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帶來的大量工作人口。縱觀歷史，經濟增長並不需要通過降低生育率來實現。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漲的背景下完成的；隨著生育率降低，西方國家發展速度卻普遍放緩。
用兩個假設來看“中國人口過多論”的荒謬
李鐵一再用“人口基數過大”來論證“中國人口過多”、“中國勞動力過剩”，並且說：“單純對比人口密度沒有意義”。下面我們用兩個假設來看看這種論證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個假設：假設中國的每個省份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那麼人口基數馬上就變少了，按李鐵的邏輯，就不存在“中國人口過多”、“中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了。
第二個假設：假設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合併為一個國家（姑且稱為“外國”），那麼這個“外國”的人口高達63億，遠遠多於中國現有的14億人口，按李鐵的邏輯，這個“外國”存在嚴重的“人口過多”、“勞動力過剩”問題。
雖然上面這兩個假設是不會實現的，但從這兩個假設，可以看出僅憑一個國家的人口基數就判斷這個國家“人口過多”、“勞動力過剩”是極為荒謬的。
貧窮是因為人口快速增長嗎？
李鐵說：“舉個例子，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長，但是因為人口的快速增長大大拖累了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
事實上，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經濟快速增長，同時美國人口也在快速增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近年來，亞洲四小龍的人口增長緩慢，經濟增長速度也大為放緩了。
一個國家的貧窮，既不是因為人口快速增長，也不是因為人口過多。假如人口多的國家說“我國貧窮是由於人口過多”這個理由成立的話，那麼，老撾、柬埔寨等國的政府同樣可以說“我國貧窮是由於人口過少！”
出生更多人口會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嗎？
李鐵說：“如果我們要做出選擇，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還是尊重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以更少人口創造更多價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務標準，實現更強的競爭力。這是我幾乎在每篇文章裡都要反覆強調的，可能絕大部分人會選擇後者。”
李鐵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會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但我們從未看見李鐵論證過這一點。事實上，我們此前的文章，已經分析過：減少人口無助於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從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與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或人口密度沒有必然關係。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這種地廣人稀的富國；也有日本、韓國這種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還有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這種人口密度很小，卻很貧窮的，以及孟加拉國這樣人口密度高的窮國。
我們此前的文章，也已經分析過：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可以相輔相成，在相同的質量下，整體力量與數量成正比。而且，因為聚集和規模效應，更多數量可能伴隨更高的質量。至於人均公共服務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務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務水平往往高於小城市。
所以，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要做出選擇，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國的發展潛力和綜合國力，還是尊重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創造更多價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務標準，實現更強的競爭力。這是我們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過的，可能絕大部分人會選擇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