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在當年的《新晚報》撰文，談他追隨梁羽生寫作武俠小說的經過：“梁羽生弟是我的知交好友，他年紀雖比我小一點，但寫武俠小說卻是我的前輩，他在《新晚報》寫《龍虎鬥京華》和《草莽龍蛇傳》時，我是忠實讀者。可是從來沒想自己也會執筆寫這種小說。八個月之前的一天，《新晚報》編輯和‘天方夜譚’的老編忽然向我緊急拉搞，說‘草莽’已完，必須有‘武俠’一篇頂上。梁羽生此時正在北方，說與他的同門師兄中宵看劍樓主在切磋武藝，所以寫稿之責，非落在我的頭上不可。可是我從來沒有寫過武俠小說啊，甚至任何小說都沒有寫過，所以遲遲不敢答應。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好吧，大丈夫說寫就寫，最多寫得不好捱罵。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說小說名叫《書劍恩仇錄》。老編是辣手，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裡來，說9點之前無論如何要寫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報紙上有一大塊空白。於是第一天我描寫一個老頭子在塞外古道大發感慨，《書劍恩仇錄》的第一篇就是這樣寫的。”
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從1955年2月8日開始在《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每天一段，到1956年9月5日，連載了一年零七個月，引起了極大轟動。
金庸出世了，“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
1956年10月22日，《大公報》副刊《大公園》開闢了“三劍樓隨筆”專欄，所謂“三劍”指的是金庸、梁羽生和陳凡。當金庸的《碧血劍》在《商報》連載時，陳凡的武俠小說《風虎雲龍傳》也在《新晚報》“天方夜譚”連載了好一陣子，署名“百劍堂主”。可能是因為沒引起什麼反響，陳凡從此不再寫這類文字，卻與金庸、梁羽生一起被報館同事戲稱為“三劍客”。三人輪流執筆，每天發表一篇，“三劍樓隨筆”一共寫了八十四個題目，他們各寫了二十八篇，約十四萬字，文史掌故、名人逸事、琴棋書畫、詩詞聯謎、神話武俠、歌舞影劇……無所不談。
以副刊編輯與小說作者雙重身份出場的金庸，從此堅守著與報紙副刊的平民化視角相吻合的大眾化的創作理念，持續著以報紙售賣為最終目的的創作衝動。
早於金庸成名、素有才子之稱的梁羽生，在自己的作品中融會了儒、釋、道，經史子集，醫卜星相，天文地理，詩詞書畫和民俗風情……他把這些內容貫注於故事和人物之中，塑造性格，營造氛圍，凸現題旨，寄託情懷，編織情節，使得小說的面貌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文化色彩。後起之秀金庸不僅沿襲了這個方法，在一個傳統氣息被現代商業社會的歐風美雨沖刷得幾無痕跡的香港社會中，自覺地高舉起傳統文化的大旗，在自己的一連串武俠小說中展示了傳統文化多姿多彩的面貌，並著力在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代文化精神之間架起一座連接古今的橋樑，使得今天的讀者如同遇到了一位稱職的導遊，跟著他一步步走進一座中國傳統文化的博物館，去觀摩那些只要拂去歷史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的民族文化精魄。可以說，金庸用他的武俠小說，把傳統文化的魅力推向了極致。
從1954年到1984年的三十年間，梁羽生寫出了三十五部、將近一千萬字的小說。他自認《萍蹤俠影錄》《女帝奇英傳》《雲海玉弓緣》三部書是代表作。他的小說充分體現出中宵看劍樓主所題的名句之意：“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
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旗。他們雖然是好朋友，但也曾發生過一場筆戰。
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登載了一篇近兩萬字的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署名“佟碩之”。 這篇文章比較了金庸、梁羽生作品的異同，也分析了二人的優缺點，持論大致客觀公允。例如說金庸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則有濃厚的中國“名士氣味”；雖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而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雖然同屬“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節變化多，而梁羽生的寫作手法則比較平淡樸實，雖有伏筆卻不夠曲折離奇。
論及金庸在詩詞、回目方面的“缺陷與不足”，佟碩之拈出 “宋代才女唱元曲”來。文章中寫道：“金庸的小說最鬧笑話的還是詩詞方面，例如在《射鵰英雄傳》中，就出現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射鵰英雄傳》的女主角黃蓉，在金庸筆下是個絕頂聰明的才女，‘漁樵耕讀’這回用了許多篇幅描寫這位才女的淵博與才華。黃蓉碰見‘漁樵耕讀’裡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兒，黃蓉也唱了個《山坡羊》答他。樵子唱的三首，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首是‘天津橋上，憑欄遙望’，三首是‘峰巒如聚，波濤如怒……’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張養浩，原題第一首是《咸陽懷古》，第二首是《洛陽懷古》，第三首是《潼關懷古》。張養浩元史有傳，在元英宗時曾做到參議中書省事。《射鵰英雄傳》最後以成吉思汗死而結束，成吉思汗死於 1227年，黃蓉與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時，成吉思汗還未死，時間當在1227年之前。張養浩在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說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後四十多年才出世。宋人不能唱元曲，這是常識問題，金庸決不會不知道……”
平地一聲雷，輿論大譁。而佟碩之，正是梁羽生本人。
梁羽生此舉逼得金庸不得不應戰，他激情寫就一篇《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回應梁羽生，自謙“之所以寫武俠小說，只當娛人而已”。文中含蓄地對梁羽生的批評提出辯駁，說：“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戲、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生命，或是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有時候，小說就是小說，不必用做古典文獻研究的功夫去苛求它……”
坊間“梁金不和”的傳聞由此而起
其實，金庸僅僅是“自白”，並未對梁羽生做出激烈反擊。但我們從後來修訂版的《金庸作品集》來看，金庸對梁羽生的批評是有保留意見的。黃蓉唱元曲那回（第二十九回《黑沼隱女》）回末金庸有自注雲：“散曲發源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金時即已流行民間。惟本回樵子及黃蓉所唱《山坡羊》為元人散曲，系屬晚出。”其意旨大可玩味（如刻意強調《山坡羊》小曲宋金時已有）。金庸亦時時對自己小說中與史實不符之處加以解釋。如《神鵰俠侶》第三十九回《大戰襄陽》故意錯亂時間、地點，虛構楊過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特徵引史料多種，並曰：“為增加小說之興味起見，安排為憲宗攻襄陽不克，中飛石而死，城圍因而得解。”又如《鹿鼎記》第二十一回：“韋小寶心想：‘果然是建寧公主。’他知道老皇爺共生六女，五女夭殤，只有這位建寧公主長大，是皇太后親生。”後自注雲：“建寧公主其實是清太宗之女，順治之妹。建寧長公主封號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順治的女兒和碩公主是康熙的姐姐，下嫁鰲拜之侄。但稗官小說不求事事與正史相合，學者通人不必深究。”
“筆戰”之餘，如梁羽生的兒子陳心宇所說，金、梁一直保持著知己朋友的親密關係，兩位老人惺惺相惜，英雄敬英雄。
有一次，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討論會上，許多人指責梁羽生不該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中批評金庸。此時，金庸站出來為梁羽生辯護，說明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這樣寫不行，批評意見才平息下去。
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楊健思是梁羽生小說的研究者，也是梁羽生之入室弟子。楊健思對“梁金不和”的傳言相當不滿，斥為“無稽之談”，說那是某些人臆想出來的。
梁羽生比金庸先寫武俠小說，開創20世紀50年代“新派武俠小說”之先河。金庸見其一紙風行，才萌發了寫武俠小說的念頭。梁羽生的風流文采不在金庸之下，寫的武俠小說比金庸還多，兩人可說是武俠小說界的“一時瑜亮”。不過誰都知道，論到名氣與小說的流行程度，金庸卻有蓋過樑羽生之勢。作為新派武俠小說創始人，多年來屈居金庸的名氣之下，梁羽生到底有沒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嘆？
1994年，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梁羽生作了一個發言，他說：“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嘉賓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
金庸沒有料到，當年批評他的人如今會給他這樣高的評價。會後，他倆一起吃飯聊天，還在一起下棋——雖然彼此有過過節，到老了才忽然發現對方是一個難得的好朋友。
當年10月，《廣角鏡》雜誌刊登了一篇金庸的訪問記，提到梁羽生時他語帶謙遜：“梁羽生寫得比我早，他寫了一年多一點我才開始……（我的風頭）蓋不過他，各有各的寫法，名聲也差不多……他先成名，我再跟著他，我當他是前輩。”
時隔十年之後，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的採訪。在那次採訪中，他回憶說，1966年，《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讓他寫《金庸梁羽生合論》，後來用“佟碩之”的筆名發表。這篇文章談到了兩人的不同。其時，“文革”剛剛爆發，香港的左右翼對立，讓他承受了莫大的壓力。而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左翼的高層，他們認為梁羽生對金庸評價過高。
梁羽生也在這次訪問中再次評點了兩人的寫作：“金庸寫‘惡’、寫壞人比寫好人成功，寫邪派比寫正派成功，《書劍恩仇錄》中寫的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但寫好人君子不夠精彩。我自己寫邪派怎麼樣寫，都不夠金庸那麼精彩，我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
當年，金庸被梁羽生指責一番後，表面上含蓄回應，實則非常在意。那時他對詩詞寫作缺乏概念，不識平仄，因此出了不少紕漏。自此，他勉力學詩作詞，決意一雪前恥，故從1970年開始修訂舊作時，不僅改正了原本中的詩詞，還加入不少新的創作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個對子，就是在1970年後才被金庸提出的。”
梁羽生撰文自詡對於新派武俠小說確有“開山劈石之功”，這未免言過其實，因為武俠小說原本是中國通俗文學流裔之一，從形式到內容都無法離開傳統而獨立。誠然，梁羽生進一步發展並提高了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但畢竟其作品中的“傳統”仍遠多於“創新”；而真正的“新派”則出現在梁羽生寫《七劍下天山》十年之後的臺灣，20世紀60年代中期古龍以《鐵血傳奇》（楚留香故事）、《蕭十一郎》《多情劍客無情劍》等小說掀起“新派武俠”的狂濤巨浪。
由梁羽生作品改編的電影《七劍下天山》放映後，有人問梁羽生：“您寫得比金庸早，但似乎還是金庸名氣大一些，為什麼呀？”梁羽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金庸比我寫得好。我佔便宜（的地方）是比他寫得早，我是開創武俠小說的人，任何文學應該後勝於前……我常常說，我是全世界第一個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好的，現在有很多人也這麼說啦！”“我沒有覺得金庸帶給我的是陰影，對於我們兩人在武俠小說上的成就，我的認識是很清楚的。當初我在寫《金庸梁羽生合論》時就曾開宗明義地指出‘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大家現在一說到我們倆，都簡稱為‘金梁’，金庸排名在前，梁羽生在後。你知道是誰最先提出‘金梁’的說法嗎？是我自己。”
梁羽生1986年6月退休，次年9月移居澳大利亞悉尼。
2004年，梁羽生迎來八十壽辰，記者專訪他，問他和金庸的關係，他回答：“我現在每次回香港，金庸都會做東請客，他到悉尼來，我也總是會去看他。現在我的家鄉廣西正在建一座梁羽生公園，你知道‘梁羽生公園’這幾個字是誰題的嗎？是金庸。”
梁羽生稱金庸是現代的“洋才子”，“雖然寫了很多武林絕學，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金庸的洋，還表現在他的經商上。我們經常開玩笑說，金庸是左手算盤右手筆，雙管齊下，很少有人比得上。”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去世後，金庸非常難過，他寫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友：“春節剛過，傳來噩耗，梁羽生兄在澳洲悉尼病逝。在剛得到他病逝消息的前兩天，我妻子樂怡和他夫人通了電話，他夫人還把電話交到梁兄手裡，我們說了幾句話。梁兄的聲音很響亮，顯得精神不錯，他說：‘金庸，是小查嗎？好，好，你到悉尼來我家吃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了，沒有關係……身體還好，還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沒想到他很快就走了。我本來打算春節後去澳洲一次，跟他下兩盤棋，再送他幾套棋書，想不到天人永隔，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笑聲和言語了……”金庸的這個電話是梁羽生接的最後一個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