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顯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崩殂，“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派其武定節度使楊袞率一萬鐵騎馳援太原。北漢帝劉旻則親率大軍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漢遼聯軍來勢洶洶，後周潞州守軍應對不力，幾乎全部陣亡，主將昭義節度使李筠則逃至上黨，嬰城待援。北漢這一次進犯，就是要趁著後周皇權交接之際，“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
後周新君柴榮賭上國運，幾乎是傾全國之力，與北漢軍大戰於高平。這一場打仗，後周取得全勝，北漢軍“殭屍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兵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偽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
柴榮
劉旻隻身逃回太原，“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後周大軍追擊至晉陽城下，準備一舉而滅 北漢。但是，在“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後周軍在忻口之戰中慘敗於漢遼聯軍，河東政權得以繼續存續。
大戰過後，北漢“力己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劉旻本人也憂憤成疾，一病不起。乾祐七年（954年）十一月，劉旻病逝，“少頗好學，工書”的次子劉承鈞即位。
與其父一意進取中原的雄心不同，劉承鈞對於北漢侷促於河東，國力弱小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故而採取收縮政策，休養生息，“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要想偏安河東，劉承鈞深知必須繼續依靠遼國，故而他“每上表於契月一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劉旻之所以一直沿用後漢隱帝的乾祐年號，“不改元，不立宗廟”，用意在於以後漢皇統自居，以恢復中原為志。但是，劉承鈞在嗣位三年後，於乾祐十年（957年）改元為天會元年，並“立七廟於顯聖宮”，明顯是要長期割據河東而無意再圖中原。
劉承鈞在位期間，與後周沒有大規模戰爭，僅偶爾派軍隨遼軍與周軍作戰，且規模很小。雖然劉承鈞曾試圖“潛結江南、西川為外援”對後周形成牽制，南唐、後蜀也有意結盟，但三方終究難以形成合力。在周世宗北伐幽燕，收復關南之地後，“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擾周邊”，足見北漢對於契丹而言，仍有扞蔽後周北進的作用。
劉承鈞
趙宋取代後周之後，繼續著後周的一統大業，但是略有調整，決定“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而對於侷促於河東的北漢，則因其“與契丹接境，若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故而暫時擱置，俟南方平定之後，再行攻取。
在北宋取代後周不久，鎮守潞州八年的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李筠叛降北漢，遣其將劉繼衝、判官孫孚奉表向太原稱臣，並迅速出兵攻破澤州。北漢劉承鈞在李筠輸誠之後，準備“謀於契丹”，但是劉繼衝卻向北漢轉發李筠不願契丹介入的意思。
於是，劉承鈞親率大軍“出團柏谷”。北漢軍與李筠的軍隊在太平驛會合，李筠被劉承鈞冊封為隴西郡王。雙方的聯手非常尷尬，李筠投河東的一個理由是“受周氏恩，不忍背德”，不願屈服於篡周的趙宋；而劉承鈞的北漢則“與周世仇也”。
當得知李筠反叛後，趙匡胤命宋軍分兩路攻擊。一路由石守信和高懷德領兵北上攻擊澤潞兩州，另一路由慕容延釗等率東路軍出擊。石守信軍與李筠及北漢援軍範守圖等戰於澤州南，結果李筠被打得潰敗，逃回澤州閉門固守。最終，趙匡胤親征澤州，李筠兵敗自焚而亡。
後周和北漢
此次進取失敗之後，北漢更是收縮於河東，而劉承鈞治理政策則更趨於文治，任用儒臣郭無為為相，保境安民，休養生息。北宋的“先南後北”戰略，也決定了暫時不會對北漢動武，故而雙方相安無事。
天會十二年（968年），劉承鈞病逝，諡號孝和皇帝，廟號睿宗，其外甥同時也是養子的劉繼恩繼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