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合肥GDP突破了九千億，達到了9409億人民幣，二十年間合肥GDP增長超過三十倍，然而哪怕如今合肥已經躋身於全國二十強城市，但安徽省內對於這座省會的非議卻從未停止，甚至隨著近年來合肥GDP的一再增長，所謂“霸都”這一褒貶皆有的別稱，也逐漸成為合肥無法擺脫的標籤。
在“霸都”的稱謂之下，既有省內城市對於合肥這座遲至建國才設市，曾經的縣城卻一躍而成正式省會的不服，也有自2005年以來安徽修改皖江開發政策後，合肥省內首位度大幅上升，對省內其他各市形成虹吸效應的原因。
然而，合肥又為何能從一縣一躍而成一省首府？所謂“霸都”的虹吸效應，又果真對安徽弊大於利？
| 安徽省會太難選 |
清廷入關之後，承襲明制，將南直隸改為江南省，此即為安徽和江蘇兩省的前身。然而江南自中唐以來，就逐漸成為中國經濟重心所在，到了明、清時節，江南省不僅人口滋生，稅賦更是一度佔到了朝廷收入的十分之三四。
清朝咸豐年間，長江以南的皖、蘇二省的部分轄境（約等於三分之一個江南省）淪陷於太平天國之手後，咸豐三年的國庫收入就從二年的九百一十九萬兩直接銳減到了五百六十三萬兩。
正是因為江南漸成國家腹心不可或缺之地，再加上行政繁劇、錢糧事雜，這就讓清廷中樞不得不考慮析分江南省——此舉既能分而治之，避免地方尾大不掉，同時也能更好的治理這一國家腹心之地，減少行政成本，增強省級政府對基層的掌控力度。
康熙元年始設安徽巡撫，康熙六年又正式將江南省兩布政使正式更名為了安徽布政使和江蘇布政使，此便是安徽設省的濫觴。
但安徽省會難定的問題，其實在彼時就有凸現，因為安徽巡撫雖然將撫署設在了安慶，但安徽布政使這位主管“上江地區稅賦”的布政使卻仍然在江寧辦公。
藩臺並沒有隨巡撫西遷主要是因為安慶地處安徽西南，雖有大江航運，但卻極為不利安徽域內的錢糧遞解。
從地圖上看，安徽布政使轄區中的中、北部的各府如果想要遞解錢糧到安慶，需要經過省內水系甚至運河通過南京後，才能發解到安慶，而安慶收到錢糧遞解後，又要沿江而上，經南京由鎮江中轉發遞北京，而且康熙初年天下初定，安徽布政使自然在南京宜靜不宜動，沒必要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臻至盛世，清廷正式設立安徽省。
清朝時期，省會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稅收遞解，安慶府和太平府（當塗）因此成為了乾隆年間安徽省會的兩個選擇，但二者雖然都在長江邊上，都有航運優勢，但太平府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跟江寧距離太近，一旦在太平或者江寧附近發生變亂，會直接威脅到兩個省會，這明顯是不可接受的風險。
而安慶因此得以脫穎而出，但安慶畢竟先天太不足，地理上太偏西南，不利於省內溝通，省會基礎因此並不牢固。
隨著鐵路修築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中為中國社會所接受以及民國初年的安徽省內局勢的動盪，安慶的“省會基礎”之二——“交通區位航運優勢”和“經濟中心”便逐漸瓦解。
蕪湖憑藉著安徽省內唯一通商口岸的優勢，迅速在晚清以後，成為了安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民國初年，江蘇雖然也有省會之爭，但南京的政治地位畢竟擺在那裡，所以距離南京很近的蕪湖雖然崢嶸顯露，但卻仍然沒有威脅到安慶的地位。
蚌埠卻因為津浦鐵路成為了交通樞紐發展起來之後，又依靠著在安徽省內相對靠中的位置，再加上彼時安徽軍閥倪嗣沖掌握安徽省內軍政大權，而蚌埠又是其大本營，形成了對安慶省府地位的極大衝擊。
事實上，倪嗣沖雖然沒有正式遷移安徽省會到蚌埠，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將大量的省級機構北遷到蚌埠，安徽後繼的軍閥也繼承了這一現狀，讓蚌埠實際上成為了民初軍閥時代的安徽省會，而安慶不過是虛有省會之名，政治、經濟地位可謂跌倒了谷底。
但隨著安徽納入國民政府的直接治理下，安慶的首府地位再度穩固，但安慶人民沒有想到的是，民初來勢洶洶的蚌埠沒有將安慶取而代之。但區區縣城合肥卻因為抗日戰爭後的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而被時任省長桂系李品仙看中，在民末一躍而成安徽省會，合肥因此奠定了這場自近代以來安徽省府之爭的最終勝局。
| 合肥哪裡好？ |
合肥雖然在1945年就成為了安徽省會，但建市的時間卻一直遲至解放之後——1949年1月合肥解放，2月合肥才由縣升市。
雖然合肥自東晉時起就為“廬州”的治所，一直到民國元年，合肥才由府治的地位降格為了普通縣城，但短暫的五十年“縣城經歷”，卻成為了安徽人對合肥最深刻的標籤，內中蘊含了安徽人對合肥的複雜情感。
而合肥在1952年，新中國建立僅僅三年後，之所以就鞏固了自己省內的地位，成為雷打不動的安徽省會，主要理由卻是因為“為皖之中”。
缺乏歷史底蘊，匱乏工業基礎，更沒有省內經濟中心地位，在成為省會後市區面積僅五平方公里，人口六萬不到...
樁樁件件都是合肥當時被詬病的地方。
但一省省會，首要在於能夠協調省內資源，完成省域文化、社會的整合，形成一個有機整體，而非一盤散沙。
安徽又是一個地理文化分割嚴重的省份，長江和淮河將全省分為了皖北、皖中以及皖南三大板塊。
能夠在省內部分地區內通行的方言更是有六種之多，中原官話、江淮官話、贛語、吳語、徽語甚至連西南官話都有一席之地...
而且合肥的交通條件雖然不如有津浦鐵路過境的蚌埠，臨靠長江的蕪湖、安慶，但1935年築成的淮南鐵路雖然不如津浦鐵路，但卻溝通了皖北和皖中，這就讓合肥有了統合半個安徽的機會。
再加上安徽距離安慶和蕪湖這兩大重鎮的直線距離也並不遠，不過一百多公里，雖然道路簡陋，但在進入新中國大發展時代後，完全可以修建現代公路，讓合肥直接勾連皖江上的兩大重鎮，並由此通過江南水路聯繫上皖南地區——傳統皖江地區是指安徽省內臨靠長江的縣市，合肥要到2005年才在被歸於“皖江城市帶”的範疇。
也就是說，合肥欠缺的多是基礎建設，而從50年代觀察，隨著中國進入承平大發展時代，合肥缺的基礎建設都可以在發展中彌補上來，但蚌埠、蕪湖和安慶地理區位所帶來的不便，則無疑很難解決。
而且對於安徽省來說，內部協調和交通如果說還可能克服的話，那麼省際上的競爭，則更加凸顯了合肥在省會上的優勢。
南京有所謂的“徽京”之稱，其中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但更多的卻是凸顯了南京或者說江蘇對於安徽東南部，乃至於整個皖江地區的虹吸效應。
蕪湖、滁州跟南京在經濟上自唐宋以來就有很強的互動性，到了明清時期，兩地說是南京的經濟腹地也不為過，尤其是在晚清蕪湖開埠之後，蕪湖跟南京、鎮江乃至於上海的經濟互動，明顯強於蕪湖跟當時安徽省會安慶之間的互動。
而且由於蕪湖的開埠，使得蕪湖輻射的城市也隨之納入到了這一經濟聯繫中，這就導致在晚清民國時期中，安徽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跟省內其他地區產生了割裂，並且由於蕪湖在皖江地區中的崛起，擠壓了同在皖江地區中的安慶的經濟空間，使得安慶在晚清以後“商業不盛，市面冷落”，省會安慶的衰落又進一步加劇了安徽的碎片化。
事實上，安徽在進入國民政府治下後，蚌埠沒能取代安慶，但1929年安徽省政府也依然提出了“遷移省會”的計劃，只是後來安徽省府發生變動，抗日救國又迫在眉睫，安慶在長江流域的軍事戰略地位凸現，這一計劃才懸置。
所以安徽省會的選擇，還要著眼於抵消來自南京對省內的虹吸效應，確保安徽省內的一體化，而傳統皖江一線可以擔當大任的城市中，安慶已經被證明無法擔當此大任，蕪湖則在進入新中國後沒有了對外貿易的功能，地位重要性迅速消退。
所以距離長江不遠，跟蕪湖、滁州等徽東南城市有很強聯繫，且與南京距離適中的合肥，其地理區位的優越性得以在省際競爭中再次凸現了出來，最終憑藉以上諸多貌似不起眼的優勢，奠定了合肥省會的地位。
| 安徽需要霸都 |
改革開放之後，其實安徽省內對於合肥也不是沒有猶疑過，因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安徽一度陷入了發展困境，省內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在全國排名僅25位，城鎮職工人均收入更是隻排到27位。
甚至安徽省的財政一度困難到需要蕪湖一市撐起省財政的半壁江山——1990年，安徽省財政收入中，地、市上繳款額12億人民幣，蕪湖一城就提供了4.1億人民幣。
事實上，雖然安徽靠近江蘇和上海，蕪湖更是憑藉地理上的優勢，成為了安徽省內的納稅大戶，但就安徽省而言，卻基本上淪為了長三角的原材料和勞工的輸出地。
正所謂“窮則思變”，既然蕪湖用經濟實力證明了自己，安徽省也改變了產業發展上的佈局，在九十年代正式推出了以蕪湖為中心的“皖江開發計劃”，試圖在安徽省內形成蕪、肥並立的局面。
這類雙城格局其實在當時不算鮮見，江蘇有南京和蘇州、四川有成都和重慶、廣東更是有廣州和深圳兩大名城，而從如今觀察，具體格局雖有變化，但卻都大幅帶動了各自地區的發展。
但一省雙城格局有個問題在於，會分薄省內的資源投入，除非擁有龐大的經濟腹地，能夠獲取足夠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但對於合肥和蕪湖來說，蕪湖只有傳統皖江地區作為經濟腹地，其本身還受上海、南京的輻射，而合肥的腹地雖然有皖中和皖北作為經濟腹地，但輻射地區依然狹小。
可以說二者根本無法類比渝蓉之於西南，廣深之於珠江經濟圈，而南京和江蘇雖然處境看似跟合肥和蕪湖相類，但這兩城距離上海只有咫尺之遙，是長三角的核心地區，其實雙方之間可謂天淵之別，更別提南京和江蘇對浙北、徽東有著強大的虹吸效應——這從改開頭十年，安徽的艱難處境就可稍窺。
最關鍵的在於，蕪湖缺乏大型企業，本身沒有大規模製造業的基礎，只能依靠引進外資，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長三角的發展尚不充足，外資在彼處還大有可為，又何必捨近求遠去蕪湖呢？——1998年，蕪湖利用外資僅3.24億美金，到了2003年甚至下降到了2.63億美金，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再加上安徽省財力有限，其實無法兼顧兩城同時發展，大部分資源依然傾斜到了省城合肥，所以蕪湖在自謀發展不見成效後，經濟發展便逐漸滯後，一直到2008年這一皖江地區的龍頭城市才在GDP上超越安慶，成為皖江第一，安徽第二。
蕪湖遲緩的發展，明顯並不如預期，所以早在2005年，安徽省就改變了皖江開發的政策，將合肥等原本遠離長江的城市也納入到了“皖江城市帶”的範疇中。
這一修訂也就意味著，安徽改變了九十年代時確定的雙城格局，發展策略再次轉為了“做大合肥，帶動全省”的方向。
安徽策略轉變後，合肥迎來了自己的高速發展時期，從2005年到2019年，十四年時間裡，合肥GDP從853.57億元增長到了9409.4億元，增幅高達10倍！
不過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合肥之所以能夠獲得高速發展，除了政策利好以外，也離不開對省內資源的虹吸——合肥不僅擁有著居高不下的省內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還大量將省內其他各市的企業機構搬遷到了合肥。
最終形成了安徽省內，合肥獨大的局面。
這也是所謂合肥“霸都”的貶義面由來。
然而在合肥冠以“霸都”之後，安徽夢寐以求的在長三角中佔有了一席之地——2019年，合肥成為了跟南京、杭州一樣的長三角副中心城市。
可以說，合肥迄今為止還沒有辜負安徽的期望。
而類似將省會列為“首位度”城市，舉一省之力發展的省份，絕非只安徽一省——成都、武漢也是“舉本省之力”打造出來的城市，並且成效斐然。
事實上，先建立龍頭城市，穩固本省的省際競爭力，再逐漸建立城市群，最終實現先富帶後富，龍頭城市帶動群內城市，城市群再帶動全省經濟發展，本身就是經過廣東和江蘇驗證的可行方法。
雖然合肥現在輻射的城市數量較少，只能勉強覆蓋皖江城市帶，對皖南和皖北的發展帶動效應也還沒有特別彰顯，但畢竟合肥發展時間並不算長，雖然增速亮眼，但在整體上也就才躋身於全國城市二十強，所以現在就要求合肥，發揮出如廣州、南京或者杭州這樣對本省經濟的帶動作用，既不切實際，也有過分苛求的嫌疑。
綜合來看，合肥既已成為長三角副中心，又依靠省內鐵道規劃權和高鐵開建後的新局面，替代蚌埠成為了安徽省內的鐵路樞紐。而且合肥產業佈局十分合理，第三產業佔比佔到了50%，從規劃上來看，高新產業正是未來佈局的方向所在，前景可謂光明。
可以說如今合肥對於帶動安徽發展，所欠缺的不過是經濟規模的積累，只要積累足夠，合肥憑藉“為皖之中”的地理位置和鐵路樞紐的區位，是能夠很好的帶動安徽全省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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