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您的邀請和提問。“清初碑學興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碑學是清代中期金石學研究的一次分化，是一步步從考古學的意義，逐步影響到書法學發展起來的書法學，碑學真正推波助瀾的興起，不是清初而是晚清和清末，碑學真正興起的原因是社會改革的需要。
那麼“金石學”是怎麼回事？我們說，這是一次文化的覺醒，大致經歷了這樣一些階段。
1.序幕：躲進故紙堆的學者
金石學在宋代就有研究，但是，屬於個人博古愛好。也叫博古學。例如歐陽修、趙明誠這些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就非常喜歡收藏整理先秦的青銅器和秦漢碑版，研究青銅器銘文，考證碑版文獻。
- 何紹基臨摹的魏碑書法《張玄墓誌》
例如歐陽修的《集古錄》收錄了1000餘種鐘鼎等金文及刻石文字的拓片，對其中400餘種拓片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與辨識，並親自書寫了跋文，是為《集古錄跋尾》。這是公認的“金石學”最早的著作。
這部著作的重點不是研究書法，而是研究歷史文獻的價值。比如說，史書上沒有記載的內容，可以通過這些零星的金石文字，對史書記載有一些豐富和補充。
我們今天研究歷史，對出土的各種文獻資料也是非常重視的。但是，首先是從文獻學的價值出發，而不是先從書法學的價值出發。
例如，1900年，首先發現甲骨文以後，也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研究的，後來才有了甲骨文書法的研究。
- 包世臣的行書
在宋代金石學之所以沒有成為書法學，主要是書法在當時的社會還沒有像明清時代那樣具有藝術的應用地位。
所以，清代的金石學，一開始也是沿著歐陽修考證歷史文獻的目的研究青銅器、碑版、石刻資料的。
金石學並不是清初興起了，而是清中期的乾隆嘉慶（1736--1820）這一段時間中興起的。也叫“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乾嘉學者蒐集鉤沉，輯佚許多亡佚的文獻典籍，對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文獻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總結，使豐富的文化遺產賴以保存，併為後人閱讀、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礎。 對研究考證古籍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考據求實致用的學術方法也值得後人借鑑。但是，後期也越來越“鑽牛角尖”了。
到了學派發展的全盛期時，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為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一字萬言。
- 阮元的行書對聯
中國當時一流的學者不問國家大事，閉門在故紙堆裡討學問，也是有一些社會政治高壓原因的。
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
例如，當時有讀書人寫下一句寫景抒情詩“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就被清朝統治者認為是在譏諷自己沒文化，而把作者抓起來殺了。這種文字獄大興的清初，給很多知識分子到來一種苦悶，他們只好把精力拖入到學術上，以迴避滿清統治者對言論和思想的鉗制。
2.分化：碑帖二學的優劣
阮元（1764--1849）就是乾嘉學派的主將之一，在政壇和文壇都有很大影響。
阮元乾隆五十四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為翰林編修。乾隆五十八到五十九對這兩年任山東學政時期，他遍訪山東金石文物，撰成《山左金石志》一書。後來又有《兩浙金石志》一書，阮元毫無疑義是一位金石學大師。
但是，阮元影響最大的金石學成果，還是他嘉慶十九年（1814） 間在學術上提出北碑南帖理論兩篇文章，《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
根據阮元的看法，書法有南北兩派。各有宗師。
- 趙之謙碑帖結合的書法
他說北碑起源於《聖教序》一路的書法不宜刊石，所以碑書興。那麼，碑刻就是碑學書法。
阮元說：
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真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於碑榜。
阮元說帖學就是沒有刻在石上的書法。
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跡為江東書法之祖，然布袋所攜者，帖也。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今《閣帖 》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
因為南北朝分裂，南朝禁碑，所以，帖學大盛，北朝保留著碑刻傳統，所以，就有南帖北碑的書法風格。
在區別南帖和北碑優劣時，阮元流露出對北碑的崇尚，他認為，主要是北碑更有“古法”。
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之間者，自此等始。伺候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遂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
阮元的這段話很有意思，說唐太宗從小就學二王書法，不善於碑書，所以，為晉祠寫《晉祠銘》只能用“帖學”書法。
- 包世臣的行楷書法
但是，阮元不敢直接貶低唐太宗的帖學書法，就拿李邕問事，說李邕以帖學書法書碑，雖然有一半字出自北朝，但是，“終非古法”。阮元所謂的“古法”就是北碑的隸書。
阮元在考察南北書法時，特別重視“字”的正俗問題。他說：
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向壁虛造。
事實上，阮元對北碑認識是缺乏漢字歷史演進觀的。
漢字從隸書開始就一直在演變中，從西漢脫離篆書，到東晉逐步楷化，都是以隸書為中心的漢字演化過程。所以，很多“致六書混淆，向壁虛造”的問題，都是隸書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阮元的時代，應該說“正書”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以《說文解字》中的小篆為依據的古代漢字書法，一個是以《康熙字典》為依據的“現代”漢字書法。
- 包世臣的楷書
在唐代以前，漢字的正俗問題確實比較混亂，因為，從漢末到隋唐，是漢字進化演變到“現代”漢字書法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唐代完成的。
所謂的南帖北碑，只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
例如，像阮元說的“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版本非所長”就是一個“怪事”。為什麼？按照阮元說，好像北方都應該善“碑書”，但是，唐太宗這個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為什麼“幼習王帖”而不是碑書？
事實上，書碑只是書法的一種應用。正常的書法都是“帖學”書法。碑書只是帖學書法的“書丹”刻石而已。
南北朝時代，中國的書法處於大變革時代，變革的核心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發展趨勢是隸書要楷書化。
但是，在南北朝這個時代，並沒有完成這個歷史過渡，也不可能完成。因為，漢字正在演變的路上，隸書的勢力還很大，像鍾繇王羲之的書法，還沒有完全普及。
- 六朝書法王薈的《尊翁帖》
但是，日常的書法，並不是都是像碑刻那樣寫字。包括漢代的日常隸書，也不是像碑刻那樣寫字。南北朝時代的書法，也沒有跳出魏晉書法的框架。
所以，儘管唐太宗是北方人，他的書法卻仍然是“帖學”書法。
3.轉換：金石學學成為碑學
阮元的書法南北論，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個里程碑。他的重大意義，不是理論是不是很完善，而是對碑和帖兩種書法本身美學研究的提出。
例如，道光六年（1826） 六十三歲的阮元任雲貴總督，在雲南陸涼訪得《爨龍顏碑》。心情非常振奮，為《爨龍顏碑跋》作跋雲：“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雲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
據此，阮元在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軍磚拓本跋》中，認為《蘭亭》可能不是王羲之所書，如果可能，應該是《爨龍顏碑》這樣的書法。
- 伊秉綬節臨的漢隸《華岳廟碑》
可見阮元把北碑簡直作為“正統”書法了，而不是從漢字發展演變的規律上去探討書法風格問題。
這正是阮元對書法發展的錯誤邏輯。
例如，唐太宗是北方人，為什麼書法不是北派書法而是南派書法？
那麼，王羲之的書法為什麼會流傳到北方？這是阮元無法從邏輯上講通的。
阮元的崇碑抑帖是思想，直接影響了一批書法家，例如包世臣就是其中之一。
包世臣（1775一1855）在《藝舟雙楫》這部書法學著作中，通過如何作文和如何做書法，在如何做書法上，他延續了阮元崇尚碑學的就是，尤其對魏碑書法多有讚揚。包世臣青年時候就結識了鄧石如這位書法家，鄧石如對金石學書法多有研究，在篆書、隸書和楷書上都有新意，尤其是楷書，以魏碑為宗師，這是後來清代碑學集中於魏碑的信號。
4.成就：碑學成為崇尚魏碑
晚清時代，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與時代發展距離太大，也不適合時代發展，所以就衰落了，但是，金石學唯一的分支書法學，卻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 臨摹東魏《敬史君碑》
改良派領袖康有為，以包世臣的《藝舟雙楫》為基礎，以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寫了《廣藝舟雙楫》宣傳改革主張。他在《尊碑》一章中就列舉了北碑五大優點，認為唐宋兩代無此境界，尤其是極力抑唐，在他洋洋灑灑六萬餘言的長文當中，竟然未言半句北碑不足之處。
但是，康有為也不是照搬照抄阮元包世臣的觀點。他甚至糾正了阮元南帖北碑的論點，認為“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達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這個重要的觀點，對於碑學的科學性和中國書法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康有為對包世臣的執筆法也有指正，提出“四指爭力”以糾“五指齊力”之弊，並斷然否定了包氏鼓吹的“以指運筆”說等，這都是康有為經過深思熟慮而得出的觀點。
康有為由於能夠科學系統論述書法的合理性發展，更有纖細具體的選帖用筆的指導，所以影響非常廣泛深遠，這是確立近代書法革命的一部書法理論著作，所以，形成了對書法碑學大體上的科學認識。
- 康有為的行書對聯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提出魏碑有“十美”，儘管也不是所有人能夠接受，但是，對創新認識書法藝術的博大精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唐代以來，漢字書法統一與二王書法體系，到清代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書法主要是一種工具，藝術的因素越來越萎縮，二王書法，也漸漸失去了原有的生氣，儘管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提倡回到魏晉時代，但是，所謂的魏晉時代，仍然是二王體系，不過就是正本清源而已。
但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需要雄強博大的精神，魏碑書法和秦漢風韻，給書法注入了新的張力，尤其，是魏碑書法與二王書法其實也是一個體系，只是魏碑更具有張揚的開放性，而二王雍容華貴罷了。
因此，現代書法家對魏碑和帖學是一樣看待的，這是因為，現代書法已經不是科舉的敲門磚了，而是一種藝術個性，所以，在學習魏碑的時候，也沒有墜入為復古而復古的地步，而是更積極地把北碑與南帖的優勢互相融合起來，開創了碑帖結合的書法新時代。
值得我們注意到是，二王書法體系仍然是書法的主流體系，而碑學是對書法藝術的又一次創新。
在這次創新中例如鄧石如、伊秉綬、趙之謙、吳昌碩都作出了傑出的書法實踐性貢獻，說明碑學的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