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化遠遠超出其統治區域，給後世留下了廣泛深入的影響。北大教授鄧小南在給日本學者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一書所作推薦序中有一段提綱挈領論述：
“宋代在重重壓力下立國，是政策相對務實、注重制約的時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於建設恆久典範的時代。對規範的追求，對秩序的重視，對儒家經典的再闡釋、再造就，是這一時代惹眼的境界與亮色；而生機盎然的社會經濟、植根現實的道德倫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緻，則構成為這一時代的底色和基調，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續過程中醞釀發酵。
就宋朝自身而言，其疆域面積遠不及漢唐，而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卻是前朝難以比擬的；就宋代文化的影響而言，其空間輻射面遠遠超越其統治區域，其長久效應也遠遠超越十一至十三世紀這三百年。此後，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嚴重分裂割據的局面。當時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在一個相對流動的社會中被潛移默化地整合著，‘文化的新潮流’滲入民眾的日常慣習，以至於今人還會感覺到宋代留給我們的些許印痕。”
小島毅以思想和宗教的大奔流來形容宋代。在他看來，現在的日本可以說是宋代歷史文化的繼承者，至少在審美意識這一點上，日本人與宋代人是很接近的。
“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謂‘日本傳統文化’，意味著產生於日本的文化，並不僅限於作為一個政治領域的中國國內，而是廣大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遺產。包括韓國和越南，我們迎來了應該共述廣義上的‘中國文化’的時期。”
用今天的話說，宋代輸出的軟實力驚人。理想君一下想起前幾天看到的一個採訪，基辛格中美研究中心主任戴博( Robert daly)以多年切身經驗和觀察，指出中國在發展軟實力或者話語權時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理解啟蒙和現代性，以及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意義。在思想上，中國還是個封閉的國家，他們只能看到中國而看不到世界。”見仁見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吧。
那麼，宋代文化與現代性，或者與當下中國又有何關聯？當我們說起傳統文化時，回頭瞭解宋朝的歷史，看看宋代文化的深遠影響，也是今日現實意義之所在。在文末，順推薦了一份瞭解宋代的書單。
今天推薦的內容，與熱議電視劇《清平樂》涉及的宋仁宗有關。
一場以當事者自發停止而告終的改革，
卻孕育了未來各種改革的萌芽
乾興元年(1022)二月，在位二十六年的真宗以享年五十五歲駕崩。根據遺詔，皇太子禎即位，即仁宗。
仁宗年少，母后攝政。女性不能在男性官僚面前露相，所以隔著簾子參加政務會議，這就是垂簾聽政的由來。
當年丁謂就被罷免了宰相，第二年馮拯也因病引退，由此，輔佐真宗治世的宰相們幾乎都從前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參知政事王曾。而填王曾參知政事空缺的，則是呂夷簡。呂夷簡後來升任為宰相，實質上操縱了整個朝廷。王曾與呂夷簡展開權力鬥爭，一個時期兩人都被解任。因為王曾與呂夷簡對立，所以後世史家評價他為君子，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建樹。
仁宗時代前期，權傾朝廷的是呂夷簡。他也是因科舉中進士而開始從政，歷任地方官，後被調任中央高官。他當地方官的時候，廢除對農機具的課稅，延長道觀建設資材的繳納期限等，旨在涵養民力，被真宗誇獎為“有為國愛民之心”。
仁宗時，真宗修建的玉清昭應宮因火災被燒燬，皇太后曾試圖重建，呂夷簡藉故天災說服皇太后放棄了重建主張。仁宗親政後，呂夷簡繼續主政。呂夷簡去世的時候，仁宗痛哭：“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呂夷簡的兒子們也都出息成政府高官，特別是呂公著，成為與司馬光齊名的舊法黨代表人物。一直到南宋，這一族還在朝廷佔有重要地位，出了朱熹(朱子)盟友呂祖謙等許多高官。
但是，在呂夷簡主政時期，政治停滯，腐敗嚴重。至少在少壯官僚看來是這樣的。其時，西北邊境地區黨項族勢力漸強，自稱“夏”，與宋交戰。通過在前線指揮的文人官僚韓琦、范仲淹的努力，議和成功，他們也都被調回中央政府，遂在中央政界掀起一股新政之風。此時因為是慶曆三年(1043)，所以這次改革被稱為慶曆改革或者慶曆之治。
從范仲淹的奏書可以看出，這次改革首先從官界開刀，嚴正綱紀，改頭換面，吸引人心。他們希望打破呂夷簡執政期間的因循守舊風氣，不拘前例，清新大膽改革政治。慶曆改革，是迎來創業八十週年的宋朝，擺脫大唐帝國以來的束縛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從改革旗手們的年齡來看，改革領頭人范仲淹那樣的重要人物姑且不說，其他的，比如學術方面的指導者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生、青壯年官僚精英歐陽修是景德四年(1007)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生。就是說，他們都是澶淵之盟以後出生的，都沒有直接感受過契丹的威脅，他們屬於“不知道戰爭的年輕人”。他們的理想主義政策與他們的經歷有極大的關係，他們缺乏實現自己宏偉計劃的戰略戰術。
其結果是，使慶曆改革最終成為一個以改革計劃而告終的未完的政治運動。有觀點認為，是當事者意識到他們的計劃的危險性，所以自己停止了實施。可是，為什麼後世卻經常把這個當事者以自發停止而告終的運動當作開闢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顧宣揚呢？那是因為，這個運動，孕育了以後各種改革的所有萌芽。
從此以後，宋代的士大夫們超越政治上、學術上的立場差異，一直以慶曆為模範。不僅宋代，甚至可以說從明代到清代的近世士大夫的靈魂寄託，就在這個慶曆改革中。有關情況，留待別的章節介紹，我們這裡還是先引用一下慶曆士大夫領頭人范仲淹的那篇膾炙人口的名文。
六百年後，德川光國(1628—1700)接受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的建議，把自己的庭院取名“後樂園”，其出典就是這篇《岳陽樓記》。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宋朝的財政危機，
任何時代都存在的“老實人吃虧”構圖
宋朝樑柱逐漸被腐蝕。歐陽修寫有《原弊》一文，警告只知貪圖安逸的官僚們。當時的有識之士感到的弊害之一是國家的財政危機。其原因大約有三。
其一是軍隊。宋朝採用常備軍體制，國境沿線和首都開封駐屯有超過一百萬的軍隊。這些軍人平時什麼事兒都沒有，完全是吃白飯的。不過又不能沒有軍隊。況且，把他們解僱了，又沒有能安排的工作，這麼多閒雜人員進入社會，將給社會帶來動盪不安。
正像後來的諺語所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宋朝兵卒的素質實在夠嗆。《水滸傳》的頭目中落魄軍人很多，可說反映了時代的真實現象。不論將校還是士兵，沒有一個能當正經八百的良民。
仁宗時代，因拖欠軍餉和待遇惡化暴動的地方駐軍，比因饑饉和惡政暴動的農民起義軍還多。在當年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無論如何都要找出農民“起義”的那個時期，把這些也說成是當時階級矛盾的表現，現在看來相當勉強。
其二是官僚組織。為了抑制節度使的跋扈而確立的文官優勢的政治體制，通過太宗擴大科舉得以完成。但是，並沒有靜態地“完成”而止，而是發展到過剩。官僚的位子是有限的，科舉中舉的官僚候補生年年產生，所以就出現了大量雖然中舉卻沒有官僚位子坐的人員。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宋朝擴大和複雜化了權力機構，結果只能是增加國庫沒有必要的負擔。
官僚機構只要建立，就會自我繁殖，增勢難擋。為了建立中央集權，在沒有任何長遠規劃的情況下設立的宋朝官僚機構，在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士大夫的同時，也陷入了一種極端危險的狀態。
其三是節稅。資產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等鑽法律的空子，名義上放棄自己所有的資產或土地，以逃避賦稅和徭役。典型例子就是把資產或土地在名義上捐給享受稅金減免待遇的寺院、道觀，以及贈送給官僚特權階級。當然，名義上接收贈送的一方肯定要拿回扣了。
這個行為其實就是把本來應該上交國庫的稅金私下瓜分了。該繳的不繳，所以沒有後門的普通百姓的稅賦就加重了。這是一種典型的不論什麼時代什麼國度都存在的那種“老實人吃虧”的構圖。
慶曆改革，開始是著手整頓官僚的綱紀，可是不久就中止，後來二十餘年，到仁宗時代後期，又進入了因循守舊的時期。本來仁宗就是一個無能的人，連真宗那樣積極強化皇權的興趣也沒有。不知道與他沒有後繼者有無關係。已經到了生理上生孩子不太容易的年齡時，他還不選定接班人。
這種時候有關皇位繼承的問題，本來臣下們是忌憚不說的，但是歐陽修等幾個高官實在是忍不住了，建議從皇族中選一個男子作養子。仁宗也許覺得自己還行，或者是後宮的女人們為了生個能繼承皇位的太子而阻礙此事，反正這件事一直沒有著落。
等到自己病倒後，仁宗才終於同意選一個皇族的男子進宮作為養子養育。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如果自己以後有孩子了，這個養子應該出宮回自己的家。後來選上的，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趙宗實，後改名為趙曙。
（本文配圖來自《清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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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
小島毅 著
本書為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中的“宋朝”一卷。全書漸次展開的十章，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板塊：開端的四章，依照歷史的時序，概述了公元9世紀末到13世紀政治史的基本歷程。繼而進入本書最為核心的內容，以三章的篇幅，討論這一時段中“思想與宗教的奔流”：作者分別從思想和宗教的變遷、士大夫群體和社會精神、科學和技術革新等角度闡釋了“奔流”的意涵。接下來的兩章，介紹兩宋的文化潮流、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通過延伸性的觀察，讓人們體味到“思想與宗教”養育蘊蓄的氛圍環境與承載體。第十章則是宋代歷史的結束，也是全書概觀式的收束。
本書內容涉及到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學術史、藝術史等紛紜豐富的議題，體現著日本學界具有代表性的中堅力量對於宋代歷史的“再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