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云“徐榻不知倦，颍川何以酬”。白居易诗曰“绮罗二八围宾榻，组练三千夹将坛”。榻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不必言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十八学士图（棋）》轴，园苑绿蕉丹榴，以奇古石笋点缀，前有棕榈、菖蒲、含羞草栽以佳器，置诸於庭中。士人围坐於剔犀漆榻及瓷墩上，二人对奕，二人旁观，表情凝神专注。
位于图轴中心的剔犀漆榻，周身施云纹。壸门牙条与腿足间，卷云透空相抵。腿足三弯而歧曲，至底翻卷，落于托泥。明代文人，选择此榻于庭院中雅集，足见其造型深得士子之心。
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夹纻造像，来自宫廷佛堂，其制作年代当在明洪熙至万历年间。这些作品如此优秀并弥足珍贵，其复杂精深的制作工艺，以及逼真写实的艺术风格，无疑令其足登大雅之堂。长方体形的坐床正面、两侧以沥粉堆线，勾勒出座面边抹、束腰、腿足形状，显然是家具形态的表现。
毫无疑问，以造像写实逼真的创作形式，作者同样意图表现罗汉坐床的真实原貌。但为了突出罗汉本身，同时降低制作的成本，制作者弱化了坐床的形态，仅在长方形结体上勾勒出家具形态。
其腿足三弯之态势，与十八学士之榻几无二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弘治戊午金台岳氏本《西厢记》中，厅堂、卧房、书斋，榻的身影无处不在。其中就有不少三弯腿榻。
上至宫苑世家，下至民间百姓，这样的榻频繁出现，足见有明一朝，三弯腿榻甚为流行。
除了绘画，现实中此类三弯腿家具，也有实物存世。
山西朔州崇福寺，始建于唐，现存金代建筑三座，明代建筑五座。寺内建有藏经楼，后毁于战火。明代洪武年间重建后，楼内置千尊佛像，遂更名千佛阁。千佛已然不存，但名称沿用至今。阁内正面一尊弥勒佛像为明代铜铸，高约1米。佛像后的木制三檐佛楼，高约 4.5米，结构精巧，据传是重建时仿唐藏经楼式样而作。
佛楼斗拱间饰有贴金龙纹及凤纹，为典型的明早期形态。
佛楼底座约1.5米见方，用料厚实，边抹厚达十余公分，腿足以整木挖就。
腿足造型苍古，蔸转崎岖而坚实。上部膨出有力，内侧歧出壮硕的花牙，与肩部隐起的花叶呼应。叶尖延腿足渐渐内收，至底外翻，顺势镂雕饱满肥硕的卷叶，一气呵成。
足下锼扁方形足承，落于底部托泥。
腿足装饰简洁，风格统一。尤其披肩花叶装饰，是明早期实物的例证。业界前辈学者曾经表述：“……肩部隐起花纹，部位与图样都想金属饰件，这是采用薄浮雕来模仿铜、铁裹叶的造法。”金属饰件在家具上的出现，最早是柜体、交椅等功能件，而应用于腿足肩部上，则相对较晚。此实证的出现，证明此纹饰是早期桌几类披肩花叶的的延续，在明早期即已出现。由此说明前辈学者的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无论是画中家具，还是存世实物，都说明这一造型的家具，是明代主流之一。
本场拍品的黄花梨高束腰三弯腿榻，无疑是这样的主流造型代表作品。无论从形态或神韵上，都不难看出两者一脉相承。
黄花梨榻边抹宽厚坚实，有意锼挖的上部浅槽，与面下束腰形成双束腰的假象，层次递进，犹如建筑上的叠涩。束腰为整条木板装嵌于腿足上截露明的短柱间，而非常见的分段装嵌。其间加设的立柱，主要起装饰作用，类似矮老。
壸门牙板与腿足齐头碰，互相雕出卷叶相抵成如意形，镂雕并不透空，使之不易损伤。牙板上沿铲出一线，与腿足的叶脉相连，使得榻面下部内外线脚完整封闭，匠心凸显。这一装饰手法，前所未见，是为孤例。
边抹一角平坦处，有部分清晰文字款识“延津x”。具体内容未能查实，有待继续考证，估计是榻的某代主人，与乾隆皇帝有着相同的雅好。
榻身各部构件用料茁实，不仅边抹、腿足以大料造就，束腰、托腮、牙板亦是宽厚异常。牙板穿销固定、踩珠与腿足一木整挖、角花不透空等等工艺细节，也是该榻能够长久保存完整的要素。细查此榻，虽见少数修理，却未发现任何改制痕迹。
传世黄花梨榻不足百例，以直足马蹄为数最多，三弯腿榻包括故宫在内仅见有14例。而具备厚边抹、高束腰、卷珠翻叶踩球等鲜明特征者，仅此一见。
唐代诗人李洞诗曰：
他日愿君容一榻
煎茶扫地学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