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4年零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儘管戰後有戰勝國與戰敗國之分，但都傷痕累累，誰比誰也好不到哪裡去，可謂是“兩敗俱傷”。讓渴望和平的人們失望的是，德國的崛起似乎有再次挑起戰爭的可能。
作為島國的英國採取妥協和綏靖政策，還有“鞭長莫及”的理由，但與德國毗鄰的法國也跟著英國走，這是為什麼呢？更讓人疑惑的是，同樣“戰後療傷”的德國，憑什麼快速崛起？再次選擇戰爭，其中的民族情緒是如何燃起和爆發的？
一戰後的法國無力當“老大”，淪為英國“跟班”。
在歐洲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戰爭都離不開法國與德國的身影，兩國之間的積怨頗深。特別是普法戰爭後，俾斯麥對法國進行了嚴苛的制裁，也就有了一戰後，法國儘管積極倡導《凡爾賽和約》，但卻未實現拿破崙時期的輝煌，更無當“老大”的實力。
首先，本土作戰，損失更慘。法國工農業最發達的北部地區，在一戰期間成為了主戰場，遭受的損失不比德國強到哪裡去。1.1萬家企業、26.5萬間住宅、7500所學校被毀，使得法國的生產能力降低了1/5，並從此一蹶不振。
其次，巨大的戰爭損耗。巨大的戰爭開支，讓法國投入了2100億法郎，而其中稅收只佔了17%，為了維持戰爭，法國只得四處借債。欠錢是要還的，戰後法國十分依賴德國的賠款，而事實上德國根本沒有支付能力，他們的希望落空了。
更重要的是，人口銳減。一戰中有840萬參戰，幾乎佔盡了法國的青壯年，140萬人死亡或失蹤、300萬人受傷，成了法國最大的社會負擔，甚至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二戰爆發前，適合服兵役的男子比過去少了一百萬，法國已無力再打仗。
在戰後幾年，雖然警惕著德國，擺出一副 “老大”的樣子，但缺乏制裁的實力。特別是“五月危機”中，為戰爭賠款，“得理不讓人”，悍然進佔德國魯爾區，遭到各國的反對，再加上英國“扶德抑法”的政策，法國徹底失去主導歐洲的能力。
不得不跟著英國的步調走，既有“抱團取暖”的意思，又有讓英國人出頭“得罪人”的味道。尤其是蘇臺德的問題上，不惜得罪盟友捷克，與英國一起妥協和綏靖。眼看著德國不斷地壯大，膨脹的野心充斥著整個歐洲，步調與英國更加緊密了。
相比較而言，戰敗的德國，日子反而比英、法兩國好許多。
一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不僅要承擔巨大的戰爭損失，而且還要服從戰勝國的肢解和懲罰，哪怕是苛刻的《凡爾賽和約》，也只能是“打碎牙往肚裡吞”，戰爭教訓對於德國人來說更加深刻。然而，僅過20年又挑起了二戰，這是為什麼？
一是，“光腳不怕穿鞋的”。戰敗後的德國既要戰後療傷恢復經濟，又要支付鉅額的戰爭賠款，本就窮得只剩一副皮囊，又加上了一根“上吊繩”，分明就是逼死人的節奏。反正是窮光蛋了，一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的“破罐破摔”架勢。
同樣被逼急了的法國，為了逼債出兵10萬進佔魯爾區，這就是“五月危機”。德國人採取了“消極抵抗”政策，不僅逼走了法軍，而且賺夠了“同情分”，獲得了國際貸款的大力支持，同時還依仗美國先進的工業製造技術，經濟恢復得很快。
二是，故意惡性通貨膨脹，賴掉一戰時的債務。“五月危機”後，德國更是加緊了印製鈔票，致使物價指數上漲了4815億倍，工資用火車拉，成捆的錢被孩子們當積木玩，馬克被當作牆紙用，最大的好處就是賴掉了一戰時欠下的債務。
更重要的是，納粹掌權後，連戰爭賠款也不了了之了，而作為戰勝國的英、法兩國欠的外債，卻成了拖累經濟恢復的最大負擔。打個比方，德國經濟收入“0”，而英、法兩國就是負數，因為戰敗國賴賬情有可原，戰勝國卻不能賴賬。
經濟大蕭條後，德國走上了軍備生產發展經濟的道路，失業率成為當時歐洲最低的國家，可謂是“人人有活幹，人人有飯吃”，很快走出了大蕭條的陰影。更難得的是，民族自豪感得以恢復，民族自尊心得到滿足，人們紛紛擁戴德國元首。
“吃飽喝足”的德國人更需要“揚眉吐氣”。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成為人人嚮往的事情，而依靠民族情緒上臺的德國元首，自然要將民族統一作為維護其獨裁統治工具。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撕毀《凡爾賽和約》等等，成了他的必然之舉。
奇怪的是，德國民眾為什麼熱衷於戰爭？
作為當時只有4300萬人口的國家，德國在一戰中徵集了1100萬人參加戰爭，死傷更是達到了600多萬人。要說痛苦，德國人比任何國家都厭惡和痛恨戰爭，之所以再次走上戰爭，不能簡單歸咎於好戰的民族，更多的是民族情緒的爆發。
首先，“士可殺不可辱”。《凡爾賽和約》對於德國民眾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割地、賠款也就算了，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居然不能擁有軍隊，成了一個“被閹割”的國家，民族尊嚴被打壓到了極點，與失去親人相比，更讓人接受不了。
作為凡爾賽體系中最大的受害者，德國民眾普遍存在著復仇的心理。尤其是在國力恢復後，這種情緒愈發膨脹，為了拿回原本屬於自己的利益，只能與英、法等國進行抗爭，而抗爭的唯一途徑，就是發動戰爭，因為對方不會輕易的“吐出來”。
其次，“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德國人還是比較講信用的，既然戰敗了就積極恢復生產，積極賠款，但確實是沒錢了，希望賠償委員會暫緩2年。結果是，非但不同意，反而法國、比利時出兵侵佔德國魯爾區。
僅僅是戰後5年，就發生了“五月危機”，德國民眾對此是怒氣沖天，這不僅再次踐踏了一個民族的尊嚴，更是“人善被人欺”的真實寫照。如果先前還有那麼一絲“和平”的願望，此時全都化成了對法國的仇恨，發誓要討回公道。
更重要的是，“不服氣”。儘管一戰德國的失敗，主要源於國力的消耗，打不下去了，但投降時依然佔據著法國、比利時等國大片領土的局面，在德國人的普遍意識裡，認為在軍事上沒有失敗，只是因為國內發生了兵變而“被迫”投降。
而當時的德軍總參謀長興登堡，宣稱：“德軍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更是將責任推給了魏瑪政府，而不知情的民眾，不僅接受了這一說法，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們認為既然在一戰中德軍就能獲得勝利，為什麼不再來一次戰爭洗刷恥辱呢？
當然，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一戰不徹底帶來的“後遺症”。如果當時協約國軍隊像二戰時期那樣，排除萬難打進德國，在柏林簽署投降書，德意志民族才能徹底認識到，戰敗是因為實力上的不濟，從而打消再次發動戰爭的念頭。
所謂的“國仇家恨”，在德國人身上再次得到了體現，只有對其他國家的復仇，才能報自己的家恨。儘管都是戰後重建的國家，但民族情緒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既可以讓戰後20年的國家迅速崛起，又能迅速走向滅亡，只怪某一個人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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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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