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3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另一种“知识的考掘”——丙申所得名家旧藏外文书小记》）
谁的生命中都免不了会有些“垃圾时间”。烦乱之余，疲累之后，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的时候，干点什么呢？我用以打发这些零碎时间的，就是在旧书网上浏览。浏览的好处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特定的目的，就是“逛”，还不必出门。
近几年，我杂览的重点在外文书方面，尤其是在中国流转过的外文旧书。逛网上书摊，偶尔碰上那些曾经名家之手的旧书，发现的欣喜，或能稍稍冲淡疲劳沉郁之感。去年是所得较多的一年，故择其要者，略加记述，算是对浪费掉的光阴的一种纪念。
章伯钧藏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这本英文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出的，1947年版，此版本非常常见。令其稍显不同的是，书名页上钤了两枚鲜红的印章：一枚朱文的，为“章伯钧鉴藏印”，一枚白文的，就是“章伯钧”三个字。
章伯钧晚年好藏书，收进许多线装书。方继孝《旧墨三记》里录章伯钧致张申府短札一通，笔迹真赝我判断不了，从内容上说倒很可能是真的，信里说：“申府同志：兹送上古书四种，索价颇昂。但不知是否值得收存，请你代为研究一下。（《杜诗九家评说》拟购存起来，因有意多购此等古书。）”一方面不知是否值得收存，另一方面就已经准备购存了，这是藏书癖发作时的常态。
2013年出版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章伯钧书志》，为章伯钧家属捐赠的章氏藏线装书的总目，其中明版书不少，虽然据我看，珍罕的品种并不多。章伯钧的女儿写文章时曾讲道：“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据他女儿说，“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按说他读列宁著作的英文版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本书干净得很，应该没有翻阅过。那两枚印章，倒是在《书志》的书影里屡屡见到。洋装书和线装书盖一样的印，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枚“章伯钧”形制太大，盖在洋装书里，一眼望去，一大片红。
《书志》中没怎么提到章伯钧所藏线装书之外的普通书的归宿。我这本，是从北京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也许早就流散了也说不定。
邵循正藏切尼《英国简史》
切尼（Edward P. Cheyney）的《英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书名里有个“简”字，其实一点也“简”：不算索引，尚有750页。这是1919年的修订版。当然程度不是很深，可以当教科书用的。
看样子，这书有过两任主人。一任主人大概姓孟，签名作Hsu-KunMeng。书前的英文题识写的是“清华学校，北京，1926年10月26日”，书后空白页则写“清华大学，北京，1927年4月15日”。书里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铅笔画线画过许多处，是真下了功夫读的。我猜1926年10月26日是初得时的日期，1927年4月15日则是读毕的日期，前后将近半年时间。
还有一任主人，就是历史学家邵循正。书前空白页一个角落里，有一方印章——“邵循正印”。
邵循正是1926年秋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读的，跟那一任姓孟的主人没准儿还是同学。至于一个人的书怎么到的另一个人手里就无从知晓了。
对邵循正的介绍中，往往有这样的话：“他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稍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古波斯文、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这语气，像是他自己说的。邵循正虽以蒙古史著称，但其学问深广，中西兼通，早年读过点英国史，再正常不过。
周鲠生藏贝洛克《新闻出版自由》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是英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多产的文人之一，他涉猎的范围大得很，文艺自不必讲，对政治、经济、宗教……无不有所论说。近些年，国内翻译出版过他的一本随笔选和游记《通向罗马之路》，但这还不足以呈现其多元的面貌。
《新闻出版自由》（The Free Press）是贝洛克谈新闻出版的一本小书，初版于1918年；从广义上讲，这也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书名页上钤“鲠生藏书”印，说明是周鲠生先生的旧藏。这方印在别处也见过，确实属于周先生无疑。
周鲠生是国际法专家，写过《近代欧洲政治史》，对政治生活也特别关心，他关注到贝洛克这本书是有道理的。1928年，周鲠生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翌年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一直工作到1939年。1945年，他从美国回来后，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周鲠生执教武汉大学，为时甚久。这本小书就是从武汉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应该是他去北京之前留下的。
江绍原藏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像莎剧剧本这类书，满坑满谷的，平日里我不会着意去看。有一天，浏览网上正在拍卖的书，见到一本，只标着“外文书”几个字，就点开来看。书再普通不过，20世纪早期美国印的注释本《威尼斯商人》，不过书名页下方端端正正钤了一方篆文白文印——“江绍原收藏印”。
我把自己对学者的崇敬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佩服”，比如对严耕望，就是佩服，再没有其他了；还有一类则是“佩服+喜欢”，这一类感情的对象，学问不仅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有趣、做出自己的风格来。江绍原先生就属于我“佩服+喜欢”的对象。我常想，有比他做得更有意思的学问吗？没有了。
江绍原的藏书，哪怕版本普通，也还想留存一本。于是，憋足了劲儿，守在那儿，等拍卖结束。没想到，几乎没什么人竞争，便以很低的价钱拿到了。
江先生的藏书里有莎士比亚的剧本，没什么稀奇的。1927年，他到中山大学，当过英语系教授兼代系主任。就算没当过英语系教授，像他兴趣那么广，还译过小说的人，读读莎剧也正常。
后来，我又得到一本江绍原旧藏的俄文书，叫《妇女与宗教》，是苏联出的一种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可说是全无用处。上面钤的印跟《威尼斯商人》上的是同一方。江先生懂英文、法文，俄文也许是1949年后学的，他译的《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1957）等，皆为苏联人所著。
水天同藏吉辛《狄更斯研究》
前几年细读《培根论说文集》，令我很佩服水天同先生。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译文与今天的汉语有一定隔阂，因此对其译本有微词。事实上，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初版于1950年，原本就是他在民国时期译的，遣词造句带些时代的烙印，是理所当然的。我曾拣书中较难的几篇，将译本跟英文原著认真对照，深感水天同对原文的理解十分精准，能将培根十六世纪的英文译到这种程度，我们这些后辈不能不叹服。
水天同先生似乎未展其长才，《培根论说文集》之外，他译的几本书分量都不重：民国时期出版的有英汉对照本《黑美人》（即安娜·休厄尔著《黑骏马》）、《乡居杂记》（即乔治·吉辛著《四季随笔》），1949年后则有《王子出游记》（即塞缪尔·约翰逊《拉塞拉斯》）及《英语语法要点》、《英语简史》两本小册子。
1948年4月，水天同译的《乡居杂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正文前有他写的一篇吉辛评传，当中提到吉辛写的《狄更斯研究》（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文中称为《迭更司研究》）一书，说：“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
2016年，我买到一册《狄更斯研究》，是1976年据1904年美国版重印的一个很平常的版本。书名页有用钢笔写的英文字，说书是一位叫皮尔森的外国人送的，日期记的是1984年。下方钤了一枚篆文印，仔细看，是“水天同印”几个字。
算起来，1984年，是水天同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不过那时他已经75岁了。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这本《狄更斯研究》，在他，或许只是重读罢，不知道他是否还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
闻宥藏《续大陆文化研究》
闻宥先生是现代学界第一等通人。与他相关的材料，我曾着力搜求，所得也不过是些签赠本及信札而已。2016年才头一回得到一本闻宥先生旧藏的书籍，而在此之前，连其藏书的样子都没见过。
《续大陆文化研究》，“京城帝国大学大陆文化研究会”编，岩波书店1943年4月版，是日本战时的出版物。这本书为论文合集，好文章不多，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宣传。我猜，闻宥先生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下面几篇：鸟山喜一《东南亚史概论》、岛五郎《东南亚的人种相——以泰国人为中心》、大谷胜真《东洋史上所见的印度史》、藤田亮策《中国古文化与考古学》。
书中一上一下钤了两方印章，一是“木下藏书”，一是“闻宥”。看样子是先由一位姓木下的日本人收藏过，然后才归了闻宥先生的。
闻宥先生对国际上汉学的动态最为关心，当然也特别了解。他收藏的汉学著作甚多，其中日本所出的书籍一定不少。我以前看到过两通闻宥先生写给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信，是想让书店收购他的部分藏书，时间在1974年。随信附书目清单一份，开列了十几种稍贵重、当时较少见的书，其中就有滨田耕作、上野精一《有竹斋藏古玉谱》、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的研究》、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大岛正健《支那古韵史》等日本出版物。不过，一枚信封上有“已看过，不卖”的批语，大概此次议价未谐，求售无果。至于这本《续大陆文化研究》究竟是何时散出的，不得而知。
唐钺藏《康德哲学原著选读》
《康德哲学原著选读》（The Philosophy of Kant）也是一部流传甚广的书，编选者为加拿大的康德专家约翰·华特生（John Watson）。英文版是华特生由德文选译的，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过韦卓民由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想来读过中译本的人是很多的。
手边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出版于1908年，书前空白页有用钢笔写的英文签名：Yueh Tang，下署地点和日期：Cambridge, Jan 12, '18。这是唐钺（1891-1987）先生的旧藏。
唐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哲学。1917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1920年获博士学位。比照这段履历，我们就可知道，书上写的这个“剑桥”（Cambridge）是指美国麻省剑桥，也就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1918年1月12日，就在唐钺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度第一个寒假的时候。
现在的读者多半知道唐钺先生是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其实，唐钺先生并不专治心理学，他翻译过康德的哲学著作。193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译本，署的是“唐钺重译”。所谓“重译”，是指从英译本转译，隔了一重的意思。1957年10月，这个译本改订重版，仍然署“唐钺重译”，这是老辈的谦虚和严谨。
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里，节选自《纯粹理性批判》的段落有几处铅笔画的竖线，表示重要，应该是唐钺先生早年读书时留下的。
唐钺先生后来译康德的著作，或许可说是渊源有自罢，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也许算个佐证——当然，哲学系的学生，谁没读过康德呢？能译康德的，终归是少数。
方志彤藏《莱奥帕尔迪诗集》
四年前，我就留意到有家书店在卖一本意大利文的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诗集。但十几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单中国书店买过一本莱奥帕尔迪诗全集，19世纪中叶的巾箱本，十分可爱，心想：既然已有了一本全的，就没必要再添另一本了。也就没细看这家店里的那本。
2016年12月3日，不晓得怎么福至心灵，我又在这家店的书目里一本本看过去，看到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I Canti di Giacomo Leopardi），见书名页上有英文签名，就定睛瞧了瞧。这一瞧不得了，后面的Fang虽看不清楚，但前面的Achilles再明显不过。全中国，恐怕也就方志彤起过“阿基里斯”这么怪的英文名字吧。当即下了订单。
说来也巧，第二天，《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出范旭仑先生的文章《当面输心背面笑》，正是关于方志彤的。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方志彤原名方淳模。等《莱奥帕尔迪诗集》寄来，我仔细看书名页上那方篆文印，可不是！“方淳模印”。
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1895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Alfredo Straccali评注，算是个详注本。书中有许多用铅笔写的意大利文批注，我看不像方志彤的笔迹，应该是书的旧主人的。书中另钤“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海市界”的书店文古斋的印章一枚，上面有“经售中外书籍”的字样。看来方志彤是在文古斋买了一本意大利人读过的旧书。书前空白页，有句英文批语：The weary widom of Leopardi's verse（莱奥帕尔迪诗歌厌世的智慧），字迹倒似方志彤的。顺便一提，此书上方志彤的签名作Achilles T. Fang，倒跟一般的写法Achilles Fang有小小差别。
方志彤192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2年毕业。1937年到1947年间，他生活在北京。《莱奥帕尔迪诗集》应该是他在北京买的，或许在他去哈佛大学前就散出了。
方志彤懂的外语特别多，英文、日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等。他研究过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名作《诗章》，懂意大利文无疑是必要条件之一。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算是一个证据，证明他挺早就涉猎过意大利文的文学作品了。
2016年我得到的名家旧藏外文书，不止于上面列出的这些。但上面所列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卖主并未标出书原来的主人是谁，只是当普通旧书卖的。买这样的书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遇上书贾作伪的风险大大降低，作伪本来就是为了求善价，不把名人的招牌亮出来，作伪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好处，当然是价格通常低一些。比如江绍原旧藏《威尼斯商人》，是以16元买下的。这个价钱，套句大街上的广告语，“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但是，平心而论，这两个好处其实都不是我看重的。我最享受的，还是那个发现的过程。沉埋的珠玉若隐若现，你把它挖出来，擦拭干净了，让它放出光彩来，这是最令人愉快的。同样一本名家旧藏的书，同样的价钱，假如店家已把原书主姓甚名谁写出来了，我想，那得到之后的快乐至少要打一半折扣吧。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收集这类书，除了弄个名人的光环罩在上头，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我只能说，意义在似有似无之间。不过，若只是谦称“贤于博弈”，恐怕也是不诚恳的。往大里说，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种最边缘的思想史的工作，让我们留意到这些名家曾读过什么、有怎样的视野。或者说，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知识的考掘”（l'archéologiedusavoir），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矿脉、水脉，一直挖到最细末的支脉里去。事实上，若单只起到一个作用，我也觉得满意了，那就是，这些书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那些人并非仅仅是印在纸上的毫无生气的名字，他们真实地活过，思考过，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什么。
（原文近万字，涉及的学者还包括唐庆诒、罗倬汉、商承祖、葛传椝、黄子通等人，这里只选载了一部分，全文会在本报网站刊发，敬请垂注——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