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於現實 將焦距拉近
現實開始失去硬邦邦的外殼
變得奇幻起來
///
村上春樹無疑是當代日本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基調輕盈，一掃戰後日本文壇陰鬱沉重的氣息，被譽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學旗手。他的作品對當代城市青年的心靈處境展開了細膩的刻畫和深入開拓，語言風格簡潔而富節奏感，善用想象、隱喻、雙線條敘事營造神秘幽微的美學氛圍。
線上多群活動當天上午，活動群裡的讀者們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上百條消息迅速地向上滑動著。
有對作品內容的解讀與剖析：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揭示了現代人精神的空虛......有種出軌是婚姻最終形態的感覺。”
“《挪威的森林》我想大概講的是一群無所事事的青年，一場場的性愛故事。”
有對創作風格的思考：
“村上小說的結構和歐美小說很像，與傳統日式寫作區別較大。”
“從《挪威的森林》開始，我覺得他是典型的日本作者了。”
有對村上年年“陪跑”的討論和評價：
“村上的作品是美國式的文學，而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
“村上作品中大把的警句和議論，是諾獎所反感的。”
“作品能否獲獎，取決於翻譯而不是作者。”
“作品和讀者才是最好的文學獎，而不是諾貝爾。”
電影《挪威的森林》劇照
或許，對村上作品的解讀有多少，對他無緣諾獎的原因的猜測就有多少。他究竟是與諾獎失之交臂，還是從未進入提名名單、如人所說“從未參賽，何來陪跑”？這隻能等到名單上的密封條在五十年後被撕開的一刻，由那時的人們揭曉答案。
然而，我們都知道，文學是多向度的，內在地蘊含著對權威、中心和標準的斥力。一個獎項的評價標準，本身只是千百種審美視角中的一個，一頂桂冠的缺失，也絲毫無損文字所輻射出的攝人心魄的魅力。
新京報·文化客廳系列活動，我們聯合青島出版社，邀請到文學翻譯家林少華，與你一同品味村上文字的質感，探析村上多年“陪跑”背後的緣由——
整理撰文 | 孫嘉言
林少華
著名文學翻譯家，學者，作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譯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樹系列作品。
01 情感的黑暗叢林
地下室中的隱秘世界與不安的歷史記憶
翻開村上春樹的小說，你總能看到種種奇幻的意象和隱喻，交響曲樂章、半人半羊的羊男、富士山的風洞、發出擰發條聲音的鳥，交織成一個朦朧而富疏離感的文字世界，對生死、愛慾、記憶、身份的聚焦和剖析，投射著當代人的孤獨感、虛無感與對自我身份的焦慮。
村上春樹研究者、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評論說，村上處理的都是生命中根本性的問題——生與死的意義、真實的本質、對時間的感覺與記憶及物質世界的關係、尋找身份和認同、愛之意義。平凡而親切，是村上作品最明顯的特徵。
然而，大概很少有讀者會說，村上的作品是容易讀懂的。他的小說裡面常充滿各種怪異而龐雜的、超出感官經驗的想象，令人不解困惑。林少華說，這種超驗性來自於他對潛意識的關注和書寫：如果說我們日常生活在地上一層的客廳，那村上就是那個走下暗梯、打開地下室門鎖的人，挖掘著角落中潛藏和塵封著的隱微意念、黑暗中的另一個自我，並將它帶出地下室、鋪展到陽光下——讀者常常在此照見自我內心的隱秘世界。
除了對個體心靈存在的向內探索，村上也在關注著向外的集體記憶的展開和書寫。傑·魯賓教授在他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中，以獨到的眼光捕捉到了村上和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共同點：對記憶、歷史、傳奇與故事講述的深入探討，追問作為個人、作為世界的公民、作為日本人的他們，到底是誰？
村上擔憂國家權力對歷史記憶的歪曲、裁剪和濫用，也擔憂個體中間的“欺騙式遺忘”，因為他們已被剝奪了自我述說的原始動力。村上於2017年寫就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就投上了納粹暴行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陰影：“我”要殺掉的“騎士團長”，正是軍國主義的夢魘；“打開的環一定要在那裡閉合，舍此無有選項。”他在《文藝春秋》雜誌上撰文寫道，歷史的本質就存在於繼承這一行為或儀式之中，即使目不忍視，人也必須將其作為自身的部分接受下來，否則歷史的意義又在哪裡？
作為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村上對復調小說的創作也充滿了熱情。他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樣板，創作了《奇鳥行狀錄》、《1Q84》和《刺殺騎士團長》三部復調小說。雙主線敘事，獨立而完整的各種意識與多重聲音穿插呈現，猶如一個破碎了的完整體，作者和讀者的多重思想在這裡展開交鋒。
02 不被接納的“流行文學”？
林少華盤點了近年的諾獎得主及他們的創作特點：2016年的獎項出人意料地頒發給了美國音樂人、詞作者鮑勃·迪倫，接下來幾年的得主則有村上好友、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及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
林少華認為，幾位獲獎作家的文學主題與品質都與村上春樹有著某種相通之處：石黑一雄“記憶、時間與自我欺騙”的創作母題，託卡爾丘克的想象力與跨文化性，漢德克的超驗性，格麗克對心理隱微之處與人性深淵的詩性把握，同樣是村上的作品所擁有的特質。
《奇鳥行狀錄》劇照
村上的作品為何始終入不了諾獎評委的法眼？諾獎評委霍拉斯·恩格道爾曾在採訪中將包括村上在內的一些作家比作“明星”，“如果他們表現成功，可以走向國際，就像足球明星一路闖到世界盃那樣。”在他看來，村上的成名是因為合乎市場的偏好，其作品不具有純文學及經典性文學作品的特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化學者張頤武也認為，村上的作品“沒有純文學的複雜感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則評論說，“讀者越追捧的，諾獎越不會考慮。”
作品的流行性是村上獲諾獎的主要障礙，似乎是目前文學界最為通行的看法。但林少華不情願這麼歸因，他猜想，更可能的原因是村上作品的英譯本並不能像中譯本那樣較為充分傳達原作的詩意、展現原作的語言獨創性和美學天地，影響了英語文壇對村上的評價。正如傑·魯賓教授所說，村上的“英文翻譯腔”對一位要把他譯回英文的譯者來說本身就是個難題，因為使作品風格在日語中顯得清新明快的重要語言特徵，正是將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
林少華回憶說，早在2003年他就曾當面問起村上如何看待自己獲得諾獎的可能，村上給出的回答是“沒有興趣”。他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下亮相，也不喜歡諾獎“濃厚的政治意味”；他珍視自己當下悠然自得的生活狀態，可以像普通人一樣不受拘束地穿梭於大街小巷，而一旦被貼上諾獎得主的公共標籤，則必然意味著這種“匿名性”生活的喪失。
村上春樹
“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村上在其自傳隨筆《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這樣寫道。
如果有一天村上真的拿到了諾獎，他會在獲獎演說中講些什麼呢？日本第一位諾獎獲得者川端康成講的是“美麗的日本和我”，第二位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講的是“曖昧的日本和我”，林少華猜測，村上十有八九要講“虛無的日本和我”。誰知道村上在《舞！舞！舞！》中描繪的這個場景，在那時會不會真的出現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呢：
“頒獎致辭在瑞典國王面前進行，”五反田說，“女士們先生們，我現在想睡的對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動熱潮，此起彼伏。雪雲散盡，陽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盜稱臣，美人魚歌唱。”
《林少華看村上——從到》，林少華 著，青島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新京報文化客廳
用文字搬運想象
整理撰文 | 孫嘉言
編輯 | 呂婉婷；張婷
校對 | 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