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時候，有一個“職業群體”，不列入正式編制，沒有正式的稱呼，不被正史記載，這些人中有的甚至目不識丁，卻是官僚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影響著整個統治體系運行的效率，他們就是“長隨”。
“長隨”，猛一聽，像是傭人、長工之類的役使奴僕，其實不然，他們是各級官員自行聘用的管理施政“職業班底”，是合同制的“高級白領”。 考中進士的舉人一旦得到了實缺，至某州某縣上任，就要聘用一班人，跟自己一起來管理這個州縣。官員離了這些人，當不好官，辦不好事。
我們聽傳統相聲，有《戲迷當官》這一個段子：有個戲迷捐了個官得了實缺去上任，需要湊一個班子，得有師爺，有辦差的，有喊堂的，還得有個夫人，於是他就找了唱老生的，唱花旦的，唱花臉的，一班子名角跟著他上任去了。沒有不開張的油鹽鋪，上任就有人擊鼓喊冤，一升堂，幾大名角把這案子唱得稀里嘩啦的，笑得人肚子疼。這段相聲也從側面反映了這種長隨機制。
“長隨”分為門上、簽押、管事、辦差、跟班五大類。這些人都幹什麼事呢？管理州縣涉及到的行政、司法、監察、民政等等，都要參於。上傳公文、下達指令、撰寫文書、記錄傳喚、納糧徵稅、查案辦案，甚至與當地士紳大族往來，官場上週全那些規矩禮節等等，衙門涉及到的公事，官員的私事，大都由長隨來辦。長隨的規模很大，一個州縣，多達幾十人，甚至上百人。
長隨不在編制，所以工資不是國家發的，是官員自掏腰包來發的。這也是很大一筆開支，這筆錢怎麼來的呢？反正很複雜，在這裡不再細說了。
為什麼會有長隨這個群體產生？是有其深層原因的。讀書的學子十年、數十年兩耳不聞窗外事地閉門苦讀，主要是學文，做“八股”，所謂“書生”是也。一朝金榜題名，有了功名，再得了實缺，去做一方的父母官，大部分是沒有執政能力的。就像現在一個學中文的大學生，一畢業，馬上去當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肯定一上任就蒙圈了。
管理施政，是有很多具體工作要落實的。稅怎麼徵？糧怎麼收？人口怎麼統計？軍政怎麼協調？各類公務的流程是什麼？月度季度年度工作報告怎麼寫？怎麼提報？怎麼報銷？怎麼走賬？有人喊堂申冤，怎麼審？怎麼傳喚？《大清律》怎麼定的？該打不該打？打多少？怎麼判？怎麼關押……要全學通，又需要一個十年苦讀，朝廷等不了，學子也沒有這麼多時間，於是就只有請一個班底來，一起幹。有懂行政的，有法律的，有懂稅務的，有懂民情的，有懂訴訟的，有懂刑偵的，攢在一起，就全乎了，行政管理就流通暢了，不會亂套了。
更深一層，官場上、名流間交往，有什麼規矩禮數，當地是什麼民俗，有什麼忌諱，民風如何，有什麼豪門大戶退休朝官，有什麼關係網，這就更需要由這些“懂行”的長隨來打理了。
清朝順治時期頒佈了一個“官員迴避制度”：官員不能在自己本縣、本府任職，大概是怕在原籍盤踞日長，容易生出亂子。到康熙時期有了更細的規定，官員必須在原籍500裡外任職，近了也不行。迴避制度一直沿用到現在。這些當官的到了人生地疏的州縣，孤身一人肯定搞不定，需要更多清楚當地情況的人襄助。因此，長隨就有了很多用武之地。
長隨通常都是官員所倚重的親信，老百姓們稱官員為“老爺”，稱長隨為“二爺”，可見他們地位非同一般。
清代錢泳《履園叢話》中說：“長隨之多，莫甚於乾嘉兩朝；長隨之橫，亦莫甚於乾嘉兩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窮奢極欲者，有之；傲慢敗事者，有之；嫖賭殆盡者，有之；一朝落魄至於凍餓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盜女娼者，有之。”像任何一個體制之外群體一樣，無法可依，無制可循，僅靠當官的自己駕馭管控，就必然會生出亂象。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記載有關於長隨的事。他說：“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奸髒敗露，使無蹤跡追捕也。”
紀曉嵐的父親紀容舒，曾在陳石窗家裡見到一位長隨，很乾練，與之閒談，問到姓氏籍貫，他說：“我是山東人，名叫朱文。”
幾年後，紀容舒又在高淳縣令梁潤堂家見到此人，與之交談，他說：“我是河南人，名叫李定。”改了籍貫，換了姓名。
“李定”做長隨頗有經驗，梁潤堂很倚重他，很多事都交給他辦。梁公去別的地方上任，臨啟程前，“李定”忽然生了怪病，下不了床，走不了路，梁公只好把他託付給紀容舒，讓住在紀容舒家裡，約定等病好了，再啟程去梁公上任的地方報到。
“李定”這個病有些奇怪，開始時只是兩隻腳的腳趾有些潰爛，並不是什麼大病，誰知道多方醫治不起效，反而越來越重，寸寸潰爛，逐漸向上擴散，從腳至小腿，從小腿至大腿，從大腿至上身，每天疼痛難忍，嗷嗷直叫，後來竟然胸膈穿漏而死，死得很慘！
“李定”死後，紀容舒命人打開他攜帶的行李布袋和小箱子，裡面除了衣物之外，還有幾本小冊子。翻開一看，蠅頭小字密密麻麻記了很多“黑賬”。他跟隨的有十七任州縣官，每一位官員所做的見不得人的事都記在這“黑賬”上。什麼事，何時何地，誰人在場，誰說給他聽的，以及往來的書札、斷案的公文，都記得詳盡細緻、清清楚楚。
與“李定”同做長隨的同行中，有了解他的，對紀容舒說：“這位老兄用這種記黑賬的辦法，已經要挾好幾位當官的了。他的妻子曾是某位官員的婢女，他勾引到手後，帶著私奔逃走了。臨走前在某官的書桌上留下一封書信，某官看後，竟不敢再派人追他，不了了之了。如今得了這種惡疾，難不成是老天在懲罰他？！”
東光的霍易書說：“這類人投身作官人的門戶，就是為了營私舞弊來的。就像是有人養了鷹，那就不能怪鷹偷吃了你家的糧食，在於主人嚴加管制、善於駕馭啊！如果當官的為了自己方便，把他當成耳目心腹，去辦那些見不得人的事，結果就沒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這個人沒有什麼可責備的，我覺得錯在這十七位當官的。”
紀容舒說：“這話還是沒有說到本質上，如果這十七官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可寫，這類長隨就是天天拿著筆等著記，又能記到什麼呢？又有什麼可挾制這些當官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