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肖鋒
新冠病毒打擊經濟，也危及全球化。一股反全球化浪潮悄然興起，其中，所謂“去中國化”聲浪尤其刺耳。
近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呼籲，為願意遷離中國的美國企業支付搬家成本；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抗疫振興計劃中，也有資助日本企業撤離中國的內容。
這些“去中國化”動向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也迅即引發美國商界反彈。好在，與中國輿論場的熱議形成對照，中國政府反應頗為剋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任何爭論都有用，率先控制住疫情，復工復產，是對“去中國化”最好的回應。相信在華跨國企業自有自己的判斷。
當今世界，不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in Internet。全球產業鏈高度連接，跨越國界和海洋，互聯網更使生產成品的工廠能夠從世界各地採購零部件和原材料。但必須看到，疫情後各國民粹主義抬頭，供應鏈震盪令很多反全球化人士鼓吹“遷出中國”。借用福耀玻璃創始人曹德旺的提醒：“在疫情後，各國都想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鏈，全球產業鏈會被簡化。疫情後全球產業鏈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我們一定要警惕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社科院學部委員、金融專家李揚更認為：各國相繼“封國”，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均產生了切斷供應鏈、產業鏈和“去全球化”、“去中國化”的效果。
就企業具體而言，比如在中國代工的蘋果、特斯拉等美企，將供應鏈無論是搬回美國還是搬去東南亞均意味著巨大的資本支出，包括建立新工廠、重組產業鏈，這是跨國大公司和華爾街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企業畢竟是資本話事，不會輕易聽從政客們的。更何況，企業下一階段都更重視數字基建，例如雲服務、IoT、遠程等，這些正是中國下一步的競爭力所在，這勢必使中國製造業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但是，對這股“去中國化”聲浪我們不得不警惕並慎重對待。國際貿易和全球產業的分工協作都符合經濟學原理，其目的是發揮各國的資源稟賦優勢，降低全球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正當此時，我們更應該高舉全球化大旗、貿易自由化大旗，倡導全球命運共同體，以率先控制住疫情為契機，進一步壯大製造業，開放金融業，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將改革開放的力度和速度提速。
簡言之，高舉全球化大旗是“去中國化”最好的反制。具體上講，在下一輪全球化進程中，為有效應對“去中國化”，我們應當秉持誠信、開放和包容的原則。
首先，這要求我們秉持誠信原則，不只企業界要講誠信，大國形象更要講誠信。
全球化意味著大家共同遵守遊戲規則，要求每位參與者誠信守規。最近瑞幸咖啡作假事件暴露了社會信用體系不夠完備的短板，反映了誠信理念和公司治理缺失，導致在美中概股遭遇普遍調查的壓力。長遠來看，誠信是最好的應對。
同樣，近來西方國家某些人士把疫情在全球蔓延歸罪於中國，更進一步引發了大家對於未來中西方政治與經濟紛爭加大的擔憂。對此，我們只有及時公佈疫情真實數據和狀況（比如武漢最近更新了疫情死亡人數），才能有效回應各方猜忌和汙名化。誠信仍將是最好的應對。
其次，這要求我們秉持開放原則，不只國家講開放，宣傳上也要講開放。
應對西方國家“去中國化”，是重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路嗎？當然不是。中國取得今天的成績是開放的結果，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也是開放的結果。因此，開放仍是百年大計，動搖不得。
中國在宣傳上之所以屢屢處於被動，一方面是西方輿論界主動了議題設置，我們被動作答。可適時設置一些議題，讓海外記者團報道中國疫情後的最新變化，以正視聽。
第三，這要求我們秉持包容原則，不僅包容意見不同者，也要包容反對者。
當前，中國的“口罩外交”、“呼吸機外交”雖略有瑕疵但還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重塑大國形象。只要胸懷大度，持續做正確的事情，贏得尊重就是必然的結果。但中國不只需要輸出呼吸機、電視機等中國製造，更需要輸出以合作和包容為導向的價值觀。我們不提倡各種“仇外”言論，對海外各類“仇中”論調也應淡然處之，不必計較，這才是大國風範。
在“後新冠時代”國際間重新結盟將是必然的過程，此時你爭取的朋友越多，結盟的國家越多，你就越有話語權。
毋庸置疑，全球化符合全人類利益。我們相信，疫情所導致的各國之間隔離是短暫的，從長遠看和平與合作是大趨勢，反全球化只是逆流而已。此時高舉全球化大旗、化解各方矛盾，方顯大國定力和文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