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汉武帝统治晚期，国家统治和社会民生的种种乱象。
《史记·孝武本纪》：“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汉书·昭帝纪赞》：“承孝武奢侈馀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贞观政要》：“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
百姓迁徙躲避动乱
武帝统治晚期的景象，让人很容易想到秦末的乱世。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秦朝最终迅速灭亡，而西汉却得以转危为安，甚至出现了后来的昭宣之治呢？汉武帝在其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有这样的记载：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资治通鉴
这段话反映出汉武帝对统治国家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总结，对于制度改革也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本人认为，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国家却没有走向终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汉朝自成立之日起，直到昭宣中兴，各代统治者都遵循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实现了统治制度的平稳过渡；到了汉武帝一朝，国家基本完成了制度改革，消除了统治制度中的不稳定因素，足以应对后来出现的混乱状况，也为其南征北战奠基了物质保障和政治基础。
西安汉武帝操练水军雕像
变革制度章法：汉武帝刘彻勇担历史重任
《公孙弘卜式兒宽列传》：“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公元前141年，刚刚即位的汉武帝，面临的形势是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一、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缺失，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
《平准书》：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史书的记载明确表明：当时国家统治管理制度并不健全，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中央管理的薄弱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昆明池 汉武帝三年开凿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大儒董仲舒，这个人真的应运而生，他倡言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
《董仲舒传》：“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大声疾呼，走在各朝臣的最前列。
董仲舒雕像
当然，并不是董仲舒一人这样呼吁，当时的大思想家刘安强调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刘安《汜论训》记载：“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朝前期初创的章法，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励精图治，积极推行改制，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因时改制：汉武帝历史地位的奠基石
汉哀帝时期，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
“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在这段话中，可见二人非常称赞汉武帝的改制之功。
西安汉城湖内汉武帝雕像
东汉历史学家荀悦，有一段比较汉文帝、汉武帝道德功业的议论，让人体会更深。
荀悦对汉文帝极为推崇，但却遗憾他“未能悉备制度……故太平之功不兴”；在谈及汉武帝时，说他“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荀悦同时也赞许汉武帝，说到“孝武皇帝规恢万事之业，安固后嗣之基。……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灿然复存矣”
荀悦在对比汉文帝和汉武帝的缺失与贡献时，重点谈及了制度的创立，表现出了对汉武帝在变革方面的极大赞叹。
汉武帝陵墓——茂陵
对比汉文帝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确实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但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汉文帝一直被认为是遵循祖制，属于“守成之主”，他在位期间把稳定政局看得很重，放在首要位置，其它诸如变革和发展都放在了后面。
汉武帝执政理念与汉文帝有很大的不同，他积极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把改革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取得了成功。
当然，看一位帝王的功过，一定要结合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
如果在汉文帝的时代，有人推行汉武帝那样的改革，恐怕引发一系列不稳定的矛盾。同理，如果在汉武帝时代，当政者依然推行汉文帝那样的因循守制，则国家不可能向前发展，时代会将其抛弃。
兰州 霍去病雕像
历史一再证明：当国家从稳定到转型发展时期，只有不断推新废旧，推进变革才能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此时若一味坚持“守成”，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纵观武帝一朝，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垄断经济政策。
盐铁是古代中国最暴利的行业，谁拥有它，谁就能独步天下。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因为盛产盐铁，就奠基了战国一流列强的基础。七国之乱的齐国也是凭借盐铁产生了造反的野心。
文景时代奉行不与民争利的黄老思想，经济迅速发展，财富主要集中在民间，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经济控制能力有限。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基本思想就是国家本位的垄断经济，最终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就提高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桑弘羊
第二是以推恩令和刺史制度为代表的集权化政治改革。
汉武帝吸取了七国之乱的教训，为打击地方诸侯势力，以抵御外族，讨匈战争为理由，颁布了推恩令，没有废一兵一卒就消灭了各地势力，导致地方诸侯四分五裂，无力再与中央政权抗衡。
设立刺史制度，监察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在朝堂之上另设中朝以削弱相权，实现了集权化改革。
推恩令示意图
第三是儒家化意识形态改革。
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孙弘，推广儒学，全面废弃前朝的无为而治，崇尚更加积极有为的统治手段，在张汤主持修订的律令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儒学对汉法的影响，通过法律的形式，儒学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进而起到整合关中、关东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
公孙弘
汉武帝的锐意改革，在一方面改变了旧有的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强化了中央集权以及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社会各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因而当在汉武帝晚年，国家出现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度过危机。
功过是非：二千年前的一场辩论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
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西汉官员桓宽根据盐铁会议内容所著的《盐铁论》
在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提出了三个很尖锐的问题：
要不要放弃战争机器，让汉王朝重新恢复与匈奴等国的和好政策？
要不要放弃盘剥百姓，恢复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
要不要减轻刑罚，恢复汉朝初期的法律政策？
然而事实证明，盐铁会议之后，国家除了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进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之外，并没有彻底改变武帝的路线。
盐铁会议的结果就是大夫阶层和贤良文学的妥协而已。
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的“罪己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对苛刻的政策，连年征战，任用酷吏等做了很反省。
但他真的做了改变么？
建于西汉时期西域河仓城遗址
政策是否做了改变和调整，还是要以史实为准。
从历史资料上可以看来，汉武帝死后，昭宣中兴实际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续。
后人明白，大汉王朝绝不可以走上一条名为复古，实则改旗易帜的道路，汉武帝的路线必须要坚持。小修小补可以，大规模的变革，就是一条邪路。这便是对贤良文学盐铁会议的回答。
后记
法国有个保守的政治家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写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恰巧在于他剧烈改革的时候。
变革和政策的稳定性两者都非常重要，而汉武帝，恰恰就做到了两者的平衡。
他是个改革家，然而又很注意分阶段量力而为，一旦发现做过头就及时纠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过去的利益集团，从而很顺利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昭宣二位皇帝所继承，这才是汉武帝没有导致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