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人尋
北野裕一郎與笹本紗和
婚後不幸福的家庭主婦，出軌已婚男教師，共譜“浪漫戀情”
多年前看過一部日劇，叫《晝顏：工作日下午3點的戀人們》。印象極其深刻，因為電視劇講述了兩個婚後生活不幸福的家庭主婦，瀧川利佳子和笹本紗和，在工作日下午遇到令她們心動的男人加藤修和北野裕一郎，紛紛出軌陷入危險感情遊戲的故事。結局十分慘淡，兩個家庭紛紛被毀，而她們心心念唸的愛情，也未能得償所願。
電影版的《晝顏》，是劇版的延續，講述了北野裕一郎與笹本紗和分手三年後再次重逢的故事。
同是出軌，紗和受到懲罰，在離婚後來到無人認識她的海邊小鎮，在餐廳兼職為生。
裕一郎卻像出軌從未發生過一般，安然地回到妻子身邊，過起了平靜祥和的日子。他們約定“不再見面、不相互留下聯繫方式、不再和對方說話”，一切平靜下來。直到北野裕一郎來到小鎮的學校演講，紗和忍不住悸動跑去禮堂，那對視的一眼，有如萬年。激動、剋制、傷懷與眼淚，都化作了他們眼底深深的思念與眷戀。導演安排了十分糾結的初見，但終究讓他們在三浜公園的螢火蟲溪邊，度過了一整個夏天。即便不說話、不留聯繫方式，但他們之間的默契、言笑宴宴與發自內心的歡喜，就像天賜的甘泉一般，盪滌人心。
在小溪邊重逢的紗和與裕一郎
這一次北野裕一郎決心要與妻子乃里子離婚。原本幾經周折已經取得妻子的同意，然而就在他們準備去領結婚證的前夜，乃里子因情緒失控而出了車禍，致使北野裕一郎死亡，乃里子受傷。
最後的最後，就在紗和欲臥軌自殺之時，導演又給了她活下去的希望，她懷上了裕一郎的孩子。
日本：一個沒有“善惡”，卻靠“義理”支撐的社會
電影情節，從普世的價值觀來理解，是十分“毀三觀”的，因為她將“出軌”拍出了“純愛”的味道，極度美化了紗和與裕一郎在小溪邊、綠蔭下、月光裡一起看螢火蟲的美好畫面，而兩個人的笑容與愛戀，都像極了初涉愛情的少男少女，單純而美好，著實令人恨不起來。
而且，紗和飾演的“小三”，著實也不像我們在“情感頻道”裡常見的“心機深沉、圖錢圖利”，她反而單純的什麼也不圖，“不渴望從對方身上獲取什麼”這一談戀愛的美好品質，實在是讓人難以將她與“可惡的小三”劃等號。
為何日本電影和電視劇中，時常出現這些令人“毀三觀”的劇情？甚至令人懷疑自己的“善惡觀”是否出了問題，連“萬惡的小三”都恨不起來？
然而日本的文化，本身便不是以“善惡”論的，而是以“義理”論的。
刻意避開的二人
在《菊花與刀》中有這樣的描述：
日本人的“人情”觀，從根本上推翻了西方的哲學觀：認為肉體和精神這兩種力量不停地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進行鬥爭以取得優勢。在日本人的哲學中，精神與肉體並不是宇宙間相互對立的兩大勢力，世界並不是善與惡相鬥爭的戰場。
喬治·桑索姆爵士寫道：“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說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
然而所謂“義理”，又是指什麼呢？
作者在《菊花與刀》中寫道：日文辭書中對“義理”的解釋是，“正當的道理；人應該遵循的道路；為向社會謝罪而不情願做的某種事情。這個定義中最核心的點是“不情願”。
與“義理”相對應的是“義務”，而“義務”是必須履行的、無條件的，比如“忠”與“孝”。
誰能抵擋這樣的笑？又有誰能抗拒這樣的歡喜？
瞭解這一文化背景，便不難揣摩，為什麼在日本導演的鏡頭下，“出軌”並不是一件“惡”的事，甚至“出軌”能與唯美浪漫的戀愛和諧共生。文本將嘗試從影片中的細節，來窺視日本文化中的“義理”世界。
為何重逢的男女主會輕而易舉違背“不再見”的契約，歡歡喜喜地在一起？
在紗和與裕一郎重逢之初，二人都對曾經簽下的“不見面、不說話、不留聯繫方式”的契約感到十分難為情，因而他們選擇“當作沒看見、相互不說話、不留聯繫方式”，只“自言自語”，並十分有默契地“偶遇”於公園的小溪旁。
在普世的價值觀裡，會認為這兩人明明做了“違背契約”的“壞事”，卻要抓把稻草來掩蓋犯下的“惡行”，純屬掩耳盜鈴。然而，他們又是如何在這些微妙的“為“與”不為“之間，尋到了自我的平衡與救贖呢？
其實，婚姻在日本是家庭之間的一種契約，向對方家庭終生履行這些契約義務是“盡義理”。同樣的，紗和與裕一郎當初迫於出軌醜聞被大白於天下的“恥辱”，而“被迫”簽下的契約書，也是“義理”的一部分。因此，當時移事易，二人在一個嶄新的，無人知道他們過往秘事的小鎮重逢時，當初暴露在眾人面前的“恥辱感”便在那個杳無人煙的公園裡，消失無蹤了。自然，那份本身不情願簽下的契約，在相互失去三年後又激動重逢的日子裡，也變成了“最底線”的義理，即表面敷衍的義理。
彼時的紗和已是單身，她唯一的“義理”便是對裕一郎妻子的抱歉；而早已與妻子貌合神離的裕一郎，心中對婚姻的“義理”中，心甘情願的成分也早已降低到最低的位置。所以重逢後重新在一起的他們，既沒有太多猶豫，也沒有過多心理的虧欠。他們迅速自得其樂，全身心、毫無負擔地享受著戀愛的爛漫。
這樣的情節，只會出現在日本社會當中，因為脫離了日本文化的根基，人們只會將故事情節理解為荒誕不羈和掩耳盜鈴。
為何明明是行了“惡事”的出軌男女，卻能心安理得談一場單純的“浪漫戀愛”？
故事中，另一處令人費解的地方，在於導演將“出軌”的故事拍成了唯美的“浪漫戀愛”，這嚴重傷害了中國觀眾“支持原配、打擊小三”的主流價值觀，也令人懷疑，影片美化的價值觀，難道是日本社會廣泛推崇的道德理念？那日本的家庭主婦們，該生活得多麼憋屈，既要盡心盡力地伺候老公、孩子和老人，還要忍受老公在外面與“真愛”轟轟烈烈？
殊不知，這樣的理解力上的衝突，其實也是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
在《菊花與刀》中有這樣的描述：浪漫的戀愛也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人情”。與日本人喜歡的“熱水浴”、“睡覺”、“吃東西”、“性享受”等“人情”一樣，只要“人情”不侵擾人生大事，便是完全正當的，是一種生活小節。
無論這些“人情”，如何與日本的婚姻契約和家庭義務相牴觸，它卻完全是日本土生土長的東西。
一起看銀河的“情侶”
有許多聞名遐邇的日本純情電影，講述了十分唯美浪漫的戀愛故事。然而日本同時也是世界上創造色情電影最多的國家，兩者看似相互矛盾，卻在日本文化的“人情世界”裡和諧統一。
所以導演在創作紗和與裕一郎戀愛的美好時，並不需要顧及普世價值觀中的“矛盾點”，即出軌之人怎能擁有如此美好的愛情，他只需要將愛情拍的浪漫美好即可。這與中國人不同，我們對描寫浪漫愛情和性享受抱剋制態度，用以平衡家庭生活狀態。
當紗和與裕一郎出現在公園的小溪時，他們便不再擔負“出軌”的罪惡，因為他們心裡沒有罪惡，只剩下愛情，兩個人單純的愛情而已。
為何導演如此偏袒出軌女“小三”，並美化其上位的“浪漫戀愛”，卻醜化原配？
影片對於原配的處理，也是令人費解之處。
首先，乃里子一出場便是急於求子的姿態，之後跟蹤裕一郎抓到了二人同行的畫面，在賓館的房間裡，她甚至要求二人在她面前“做愛”，跳樓摔傷了腿卻仍舊挽救不了丈夫的愛，最終只好用裕一郎的死來將其“留在自己身邊”。
怎麼看，都覺得這是一個“求愛而不得”的十分可憐、可悲的女人。
北野裕一郎的妻子，乃里子
和中國影視劇中人老珠黃、性情聒噪潑辣的原配不同，乃里子對丈夫十分溫柔體貼，關懷備至，也並不“貌醜”，但她仍舊失去了婚姻和愛人的心，這不是她的錯，而是“宿命”的錯。
在日本古代，男人往往只娶一個妻子，與其生兒育女，綿延後嗣。然而上層階層的人在外面養情婦卻屬於堂而皇之的“人情”範疇，甚至妻子還會給夜出尋歡的丈夫打扮一番，併為其支付賬單。
然而進入到現代化的世界裡，無論西方文化傳播與植入的深淺，受過良好教育的乃里子都再也承受不了自己丈夫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了，她不再能接受男人身與心的分離，想要的更多了。這並沒有什麼錯，只不過她沒有遇到那個對得起她的男人罷了。
還記得電影《再見，總有一天》中，出軌丈夫的原配妻子，選擇的是與“小三”對峙，迫其離開，並將一切背叛“寬容大度”地消化了，相敬如賓地與丈夫度過了漫漫後半生。這般“主母”之風，便是傳統日本女人的“優良品德”了，可惜乃里子學不來，她想要的愛，是獨一無二不可分享的。
同騎單車的兩人，像不像學生時代的情侶？
所以導演對乃里子的極端行為，頗有“醜化”之意，大概因其行為不符合傳統日本家庭主婦的寬容大度之風。
寫在最後：
拆解完這部“毀三觀”的電影后，忽然不再感慨這個悲劇的結局了。
畢竟看電影的時候，曾經跟隨著紗和的笑而笑過，也跟著她的崩潰與哭泣而難受過。影片呈現了太多紗和與裕一郎的美好戀情，反而讓人們將同情都付諸了這兩位“出軌”的男女身上，實在是難以言說。
然而無論文化的差異如何，人性都是相通的，但凡是“自然而然”的反應，都必定會引起人心底的共鳴，這便是日本電影風靡世界的緣由了。
第二天便要與裕一郎領結婚證的紗和，在參加鎮上的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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