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十年可以說是“革命”的三十年，而寫三十年來的各種思潮論爭無疑都是圍繞著“革命”兩個字展開的。個人認為，文學史上的三十年是中國文人最有氣節和錚錚傲骨的三十年。無論當時各個流派之間論爭的觀點，在歷史的長河裡是否正確，但難能可貴的是那個時代的文人都有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他們都試圖為中國文學的未來做自己的努力。
一：“形式革命”1917-1927
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新紀元，其最本質的特點無疑是白話文的推廣。其實，在清末，梁啟超等人便已實行過白話文的革命，謂之“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然而此次革命最終卻沒有像新文化運動一樣取得空前的關注和轟動，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在推廣白話文的同時，並沒有將白話文的對立文言文打入冷宮，而是試圖讓白話和文言並行。由於改革不夠徹底，所以此次革命徹底失敗。
在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之下，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推廣就更加的絕對，果斷和徹底。1917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僅從文章題目我們就可以看出胡適對於提倡白話文的態度：
“各位先生小姐，中國現在已經今時不同往日了。我們應該有新的文學形式產生才可以，所以鄙人覺得文學需要稍微的變動一下下，也就是需要稍微改良一下下。當然這件事我們也還有商量的餘地嘛，所以它只是芻議”（作者擬）
對於這樣的態度，陳獨秀同志閃亮登場。“老胡同志，文學現在不能改良芻議，而應該堅決的革命”於是，大筆一揮，寫了《文學革命論》響應《文學改良芻議》的號召。再加上之後“雙簧戲”的上演，這一場關於文學“形式革命”的論爭也開始了。
論爭派也可以簡單粗暴的將他們分為兩派，“文言派”（復古派）和“白話派”（現代派）。文言派有三類人比較有意思（為了照顧學衡派的三個人，用“類”比較好。）：《甲寅》章士釗，《學衡》吳宓，梅光迪，胡先驌以及奇人辜鴻銘。而白話派人多勢眾，不列舉了，魯迅先生是必不可少的。
於是兩派不管他們各自都發表了什麼文章，他們的觀點無疑都只圍繞文學到底該用“文言”還是“白話”展開。
此所謂第一個十年的“形式革命”。
二：“思想革命”1928-1938
第一個十年的論爭當然是白話派贏了，於是第二個十年的論爭中心終於從文學的形式轉到了文學的內容上。這一時期各種西方舶來品大量流入中國，於是也就出現了各種“主義”。主要有以下幾類：
1*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他們所持主要觀點是文學具有階級性。
2*以新月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
3＊民主主義
4*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民族主義
最後，還有兩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第三種人”蘇汶，自由人“胡秋原”。
因此，這一時期的論爭就是以上幾種主義之間的相互辯（si）論(bi)。
首先是自由主義的新月派。梁實秋發表《文學與革命》強調文學的無階級性，作為無產階級的左聯，當然忍不了啊，立馬對其進行反駁。代表作品為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名字……）
之後，胡秋原發表《阿狗文藝論》，本想批評一番民族主義。沒想到左聯又待不住啦！覺得胡秋原聲東擊西。於是胡秋原《無侵略主義》為自己辯護，並提出自己是自由人。胡秋原想，MD,既然是自由人了當然不能直噴民族主義，於是，順便也是被逼無奈的開始攻擊左聯。
蘇汶為了表示對胡秋原的支持，以“第三種人”的身份發表《關於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自然也免不了左聯的一通反攻。比如魯迅《論“第三種人”》
左聯懟了“自由主義”和“第三種人”之後，也該輪到“民族主義”了。由於民族主義是大家共同的敵人，於是其他主義紛紛聯合起來攻擊虛偽的“民族主義”。比如魯迅《“民族主義”的任務和命運》。
當然，除此之外後期還有一些世外高人，放棄論爭，開始玩自己的。比如周作人，梁實秋，寫點小品文啥的。這個時候，魯迅先生又站出來了，（MD,你怎麼可以不和我們一起噴呢！），於是寫了《論“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等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
三：“革命” 1939-1949
第三個十年，用“革命”其實稍微有些勉強，引用李澤厚的觀點則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時期。在外敵入侵，國家危急存亡之刻，所有人幾乎都一直聯合抗敵，也就沒有了文藝論爭。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1936年魯迅先生離世，再也沒人敢橫眉冷對千夫指了。
第三個時期的文學又有“孤島文學”“解放區文學”“淪陷區文學”之分，但大部分作品無外乎都是口號式的吶喊。特別值得一提的事，張愛玲是這一時期的奇葩，不問風雲紛爭，只專心寫自己的都市文學。
可以說中國文學能發展到今天這一步，這些文學先驅功不可沒。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每個人都洋溢著青春的氣息，他們固執，頑強，無畏。他們身上有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錚錚鐵骨和憂天下之憂的關懷之心。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當下所謂的“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即是是在物慾橫流的時代，也不該忘記知識分子的擔當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