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家的赋税徭役的摊派主要以王室为主；到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等，这说明各诸侯国已经完全具备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扩大国家收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各诸侯国逐渐改革以往的税赋徭役征收制度。
一、田税
（一）各国田税改革
自西周以来，各诸侯国公室与王室一样，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奴隶创造的产品，即各公室经营“大田”及其他“藉田”产品，所谓“谷出不过藉”。春秋初期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同类举措，既是公室对农业奴隶的剥削方式的改变，也是国家税制的改革。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税额，土地好的多征收，土地不好的少征收。所谓“税亩”，就是“履亩而税”、“按亩而税”。“税亩”制下的纳税人，主要是原来公室藉田制下的“庶人”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在诸侯国实行税制后的一段时间里，纳税人所耕土地仍然属于公室所有，因此，他们向既是主权者又是土地所有者缴纳田亩税，也就兼有地租和赋税两种因素，是地租和赋税合一。
晋文公
（二）深化田税剥削
“税”与“赋”，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内容不同。赋字从武，表明是军赋，有别于土地税等税收。“税亩”、“丘赋”或“丘甲”、“州兵”的提法，也表明了土地税和军赋二者的区别。然而，随着春秋中后期军赋制度一再改革，有些诸侯国的军赋也是按照“土田”征收，以致军赋与田税合一而征收，所谓军赋并非仅是军用。
春秋中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频繁的战争和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诸侯国不断增加包括田税在内的种种税收，劳动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以春秋后期齐国为例，“征敛无度”、“公厚敛焉”。“民参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田土税，主要是粟米之征。
二、军赋
（一）扩大军赋征收对象
在战争日益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春秋时期，军事费用在诸侯国财政支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为此，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军赋制度的改革，如晋之“作州兵”，鲁之“作丘甲”，楚之“量入修赋”，郑之“作丘赋”等。各国的这一改革，都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打破原来“野人”不服兵役的限制，要求“野人”和“国人”同服兵役；二是普遍征收车马、兵器等军需物品，原来不出军赋的“野”区也要和国人居住区一样缴纳军赋。
古代战争
《春秋》鲁“作丘甲”，杜预注云:“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此说不准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鲁本二军，今使丘出甸赋，则三倍其旧，是二军为八军。《会笺》非其说，甚是”。“丘甲”、“丘赋”、“州兵”，乃是按“丘”或“州”出赋；至于每丘每州究竟多少家，出赋多少，其制难详。
（二）扩大军赋征收范围
古时盛行车战，马对战争至关重要。“马者，兵象。”“马者，甲兵之本。”“马者，兵之首也。”尽管马并非武器，但是它在当时战争中的作用比武器更为重要，所以被称为“兵之本”、“兵之首”。牛的功用也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供军队运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量的粮草等军需物资需要用具有耐力的牛车运输。牛皮还可制作铠甲，牛角、牛筋和牛皮胶又是制弓的重要材料。诸侯国官府所养的牛马，无疑是军事所需牛马的重要来源。然而当时列国间战争频繁，战争中不断会有牛马以及兵甲的损失；在晋国“作州兵”前的秦晋韩原之战中，战败国晋甚至“兵甲尽矣”，“州兵”即因此而“作”。显然，在当时诸侯国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仍如西周时期那样仅靠官府畜殖之牛马和官工所造之兵甲，实际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从而，向各“丘”各“州”民众摊派、征取牛马、兵甲等军需物品，也就势必成为新的军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牛需要饲料，因此古时军赋往往包括马牛的草料甚至粟米之征。据《尚书》记载，西周初年鲁侯伯禽率师讨伐淮夷徐戎前，就曾经下令：“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孔子也说过，按照“周公之藉”或“周公之典”的规定，军旅之征，“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丘甲”、“兵赋”、“州兵”一类军赋之赋于民者，除牛马外，当也包括相应数量的粮草。
春秋时期地图
三、徭役
徭役也就是力役、劳役。这是压迫者和剥削者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人民群众从事无偿劳动的一种方式。春秋时期，诸侯国徭役频繁，对于民众来说也十分繁重。城郭、宫室、台榭、园林等工程的力役，是春秋时期徭役的重要内容。
晋文公规定：“用民以时”。“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之事中，也有“时用民，欲无犯时”一项。这里说的是“用民”或“时民”时间季节问题。所谓“用民以时”或“时用民”，就是用民、使民“不违农时”。按照这条规定，每年除农事季节以外的全部时间都可“用民”、“使民”，民众服役的时间也就不短了。况且，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后期，晋国统治者“作事不时”，大兴土木，而使“民力凋尽”的事例，实际上同样大量存在。
春秋诸侯国，特别是小国、弱国的庶民，不但要从事本国公室和其他贵族摊派的各种徭役，而且有时还被强国征调服役。公元前644年，齐国就以霸主的身份要求鲁、宋、陈、卫、曹、邢、许、郑等国庶民修建齐国城市。
齐桓公
春秋时期对赋税徭役制度的改革，通过改变征收方式而扩大了征收范围。因各诸侯国自然经济条件差异，也制定了不同的赋税徭役改革制度，但是其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力度，使人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