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珍，1905年2月13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白兔潭九子洲。祖輩務農兼經營小商業，其父李廷山知書達理，曾教過幾年私塾，其母是一個賢惠勤勞、善良樸實的農村婦女。
李家珍從小性情活潑，天資聰明，記憶力過人。兒時在私塾唸書，人稱讀課文能過目成誦，其聰穎超過他的三位兄長，因而父母對他特別疼愛，決心把他培養成才。每天放學回家，父親就讓他在屋裡讀書寫字。母親經常教導他：“你應該下苦功夫，發奮讀書，有學問，日後才能成為國家的棟樑，才能為國為民出力，才能成為一個有出息的人。”
李家珍讀了3年私塾，1918年考入白兔潭高小，離開父母住校，他“謹守規程，勤儉自主”，每次考試成績總是名列榜首。1920年6月，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立中學(即今長沙一中)。在學校，他衣履只求整潔，飲食只求充飢，惟獨對時間非常珍惜，從不虛度時光。
1924年夏，李家珍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班，學習中外文和社會科學。他異常興奮地對同學們說：“求學得所，夙願已償，將來為國除妖，登民筵席，必當其任。”就是懷著“為國除妖”的壯志，他開始了大學生活。
為增長知識和才幹，李家珍專心致力於學業，“對學術精究不懈”，很少離校外出遊樂，但對於愛國運動和進步群眾團體的社會工作，他“每次必踴躍參加”，被同學稱為“出類拔萃之君子”。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侵入我大沽口，並炮擊駐守大沽口的馮玉祥部國民軍，遭到馮部官兵的堅決還擊，日艦被趕出大沽口。16日，日本帝國主義糾集英、美、法、意、荷、比、西七國公使對我國提出所謂最後通牒，無理要求國民軍退出大沽口。大沽口事件和帝國主義國家提出的所謂“最後通牒”，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北大學生會組織了10餘個講演隊，走上街頭，向群眾揭露帝國主義威脅中國的無恥野蠻行徑。
18日上午，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的組織領導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左派)、北京工學等團體組織召開國民大會，並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請願和遊行示威開始。李家珍為了發動更多的同學參加這一重大政治活動，以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妥協投降，這天一清早便到各宿舍動員和邀集同學一起前往天安門參加大會。
會後，遊行示威活動開始。各校學生2000多人到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李家珍在隊伍中與大家沿途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驅逐帝國主義公使出境”等口號，並高唱《國民革命歌》。下午1時20分左右，隊伍到達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當時人山人海，請願隊伍排列於執政府門前。段祺瑞政府，拒絕學生代表進府，正當學生代表在執政府門前與當局交涉之際，段祺瑞的衛隊突然向請願學生開槍。霎時間，執政府門前，喋血通衢，陳屍府門，死47人，傷200餘人。李家珍右腿根部大動脈中彈，流血不止，當即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後來他被送往內城醫院，但終因流血過多，於下午5時犧牲，時年21歲。
三一八慘案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執委會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指出段祺瑞是“賣國兇犯”，號召全國民眾起來打倒段祺瑞，雪最後通牒之恥。
北京學聯決定，為死難烈士戴黑紗一週，並下半旗誌哀。23日，北京各團體、學校1萬餘人，在北大三院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懸掛著大幅輓聯：“先烈之血，革命之花。”當時在北京中法大學學習的陳毅同志主持了大會。第二天，北大為李家珍、張仲超、黃克仁三位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4月4日，旅京湖南同學在湖南公館，為湖南籍在三一八慘案中殉難的楊德群、李家珍、譚季緘、彭廷圭、唐耀昆、黃克仁6位烈士舉行了追悼會。湖南旅京學生同鄉會還組織了“李君家珍烈士治喪處”，追悼、安葬和處理一切善後事宜。李家珍烈士的遺體安葬在圓明園“三一八”烈士公墓中。北大師生為了永久紀念三位死難烈士，1929年5月17日在北大三院修建了“三一八烈士紀念碑”，上書三位烈士的英名及事蹟。1982年3月18日將紀念碑遷到燕園(北大現址)，與魏士毅烈士紀念碑並列而立，以教育後來學子繼承先烈的革命精神。
魯迅先生當年的雜文《紀念劉和珍君》，寫的也是關於“三一八”慘案中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劉和珍”女青年，遇害時年紀僅22歲，“李家珍”當時也僅21歲。“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魯迅先生當時所指的應該也包含了“三一八”慘案中所有的“犧牲者”，我們今天之樂哉悠哉的日子是不應該忘記這些“雖殞而身不恤”的中國青年的！
親戚或餘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託體同山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