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就地理距離而言，稱得上近鄰。可要從心理距離來說，日本恐怕離我們比歐洲還要遙遠。中國人看日本，總有一種霧裡看花的朦朧感和不安感。當看到日本廣告牌上醒目的漢字時，中國人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可每當涉及到九一八、靖國神社這樣敏感字樣時，心情又立馬變得複雜起來。
這真是奇特的雙邊關係：雖一衣帶水，卻又心隔萬里；雖物質往來頻繁，卻少有精神交流，所謂的政冷經熱一直持續了十餘年。雙方一邊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對方，一邊早就做好了戰爭準備。
中日早晚必有一戰，或因介入臺海局勢、或因東海油氣資源、或因釣魚島歸屬，總之這兩個近鄰之間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長期師從中國文化的日本人曾經因為中國的強大迷茫了2000年，現在，終於輪到中國開始困惑了。朋友？敵人？抑或是介乎兩者之間的良性競爭者？只有系統的把2000年來的交往歷史做個梳理，就會真相大白了。
一、漫長交往的開始——華風東漸時代
中日之間的直接交往大致在漢武帝征服衛氏朝鮮之後，且很長一段時間都以朝鮮為交往中介。史書中稱漢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公元57年賜“漢倭奴國王”金印給前來朝貢的倭奴國使節，這可以看作雙方的第一次外交關係，而1784年該金印在九州的出土無疑也印證了史實。
其實早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的先進技術（如制鐵）及文化就通過朝鮮半島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此前尚在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日本社會進一步分化。中國的鐵器和水田稻耕農業造就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早期國家——邪馬臺國。邪馬臺國先後三次遣使來洛陽朝貢曹魏政權，而曹魏也回派了使節。曹魏還賜卑彌呼女王“親魏倭王”金印，甚至還派帶方太守調停過邪馬臺與狗奴國的戰爭。
南北朝時期也就是日本在著名的五王時代，日本先後朝貢13次，並領受南朝政權的官位。政治上的交好以及北方頻繁戰亂，使得不少中國人流落日本，成為日本人所說的“歸化民”。
實際上，這些歸化民往往具備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反倒是他們在開化落後的日本。他們既改善了日本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又加快了日本文明的進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國文化也佔據了主導：移民中的知識分子進入政權中樞，漢字得到普及，儒學風靡日本，作為一個尚未成熟的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先進文明充滿了仰慕，雙方維持著和平友好的關係。
二、日益緊密的往來——以華為師時代
公元6世紀末，中國由隋朝結束了長期分裂重現大一統，經過200年整合的中華文明表現出強勁的上升勢頭，而半島的新羅模仿中國改革，國力逐漸強盛起來。日本則迎來了聖德太子攝政時期。這些國際形勢觸動日本高層最終決定師事中國，引入中國的大一統思想，試圖建立起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來挽救日本的危機。
聖德太子改革僅限於行政及思想領域，未觸及根本，所以作用有限，但至少達成兩項成果：一、通過制憲修史，皇權思想深入人心；二、重開中日邦交，派遣留學生入隋，培養改革人才，為後來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石。
大化改新基本可以視作隋唐制度的翻版，即在經濟上建立班田制及租庸調製，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制，日本藉此一舉躍入封建社會。文化和經濟的交流也隨之展開：一批批的留學生和學問僧被派到中國，唐朝使節也多次赴日。遣唐使事實上成為了日唐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媒介，正是通過對唐朝先進文化的全面引入，日本進一步完善了社會體制，充實了本國文化，這一時期因為文化上濃厚的盛唐烙印而被日本史家稱為“唐風時代”。唐風時代無疑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年代，並留下不少佳話，如李白哭晁衡，鑑真東渡等。隨著以安史之亂為契機的軍閥混戰局面的出現，日本於894年停派了遣唐使。
直到宋朝結束動亂，恢復大一統局面後，日本才重新對中國開放。日宋交流掀起了中日關係史上的高潮。首先，更為開放務實的武士階層執掌日本權柄，放寬了以往的限制，民間貿易得到認可。以往的官方主導模式改為官民並用。其次，由於日本工商業的勃興，對於中國物產的需求相對降低，改而急需大量貨幣。日本原本銅資源有限，且鑄幣品質低劣，於是乎乾脆停止鑄幣，積極發展對宋貿易以獲取宋朝的銅錢，以滿足國內流通之需。
隋唐兩宋時期的中日邦交堪稱兩國關係史上的頂峰：政治上的互信互助和經濟上的互利互惠。但在文化上，中國仍然是日本的老師。中國的茶道和禪宗正是此時傳入日本，成為武士階層的修煉手段。建築、醫學、書畫、印刷等技藝也備受日本人青睞。此外，這一時期雙邊關係至少呈現出兩個新特點：第一，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隋朝時就在國書中一改過去請封、朝貢的謙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日本國名亦源於此。再次訪隋時更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然而，這僅僅是政治上的獨立，文化上日本仍然是中國的附庸，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所謂的“國風時代”。第二，中國政權大國傾向的收縮。隋唐作為新興的大國，擴張意識較強烈，但宋朝國力弱小，而奉行的文治主義使得宋朝不復唐朝的霸氣，轉而以一種更為平等而靈活的方針處理對外關係，宋代的中日關係由此保持了平等態勢。
三、從對立到對抗——兵戎相見時代
元代是中華文明的一次大斷層，更是中日關係的一大轉折點。到了1271年元朝建立時，整個東亞地區只剩下了苟延殘喘的南宋和孤懸海外的日本還保持著獨立。從1268年開始，蒙古先後3次遣使赴日要求建交，實際上是在勒令朝貢。執掌實權的武士政權並不買賬，甚至還斬殺元使。1274年，平定了高麗義軍的忽必烈派出遠征軍徵日，1281年滅宋後再次動員14萬大軍攻日，居然兩次橫遭颱風而敗北。依靠兩次“神風”庇佑，日本維護了民族獨立。
一百年後中國建立明朝，光復了中華文明，中日關係也發生了逆轉，一直對中國富饒虎視眈眈的日本第一次向師傅“亮劍”，倭寇走上歷史舞臺。倭寇是由職業海盜、走私商人和日本九州諸侯參與的跨境海盜集團作案。長期襲擾我國東南沿海，實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戰，使得明朝首輔們在百忙的政治鬥爭中派出了一代名將戚繼光，於1566年平息倭亂。
相比抗倭戰爭的規模，30年後的萬曆朝鮮戰爭應該是中日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交手，與後來歷史上中日甲午戰爭如出一轍，日本首先向弱小的朝鮮下手。一代名將李如松率領遼東鐵騎將明朝最先進的火器用在了日本侵略者身上，給了日本一個慘痛的教訓。
清朝統一臺灣後，開放海禁，中日貿易額攀升，交通的便利使得文化交流規模空前。然而，日本在深層心理上卻和清人產生了隔膜。在日本看來，中華文明已經葬送在滿人手中，清朝非中華文明正統。類似的情緒並非日本獨有，朝鮮也常以小中華自居，認為清朝是蠻夷。隨著西方勢力的進入和中華朝貢體系的瓦解，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道路，雙邊關係也開始變得複雜起來。
鴉片戰爭對於日本猶如當頭棒喝，1853年美國佩裡艦隊叩關，日本識趣地選擇了開國，並推翻了幕府統治，一個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於東洋列島。打破了舊秩序，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不久，年少輕狂的日本轉而以一種異樣的目光重新審視中國。質疑，輕視，最後變成反感。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的出爐，宣告師生情誼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國際視野中，先是臺灣，再是朝鮮，最後，日本終於向昔日恩師舉起了武器。
甲午一戰，大清帝國被東洋小國打得割地賠款。馬關春帆樓談判桌前，白髮蒼蒼的李鴻章與年富力強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當時中日兩國的真實寫照。李鴻章一度因為洋務運動被伊藤視為偶像和榜樣，但現在不過是個可憐兮兮，行將就木的老朽。此後，中日沿襲千年的師生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逆轉。中國被日本遠遠甩到背後，儘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敗擺在眼前，何況還是被學生打敗。日本給中國帶來的心理衝擊比任何歐美國家都來得強烈。中國人在憤憤之餘，也開始對日本另眼相看：試問，此等小小島國一經變法就將泱泱中華擊敗，如果中國變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於世界民族之林。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得中國喪失了機遇，幾年後，日本派兵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儼然以列強圈內人自居。而日俄戰爭中黃種人打敗了白種人，使得中國開始對日本頂禮膜拜起來。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大量派遣留學生赴日，
不管是清朝、民國還是新中國，近代中國興衰榮辱的背後似乎都閃現著日本的影子。巴黎和會上山東省被割讓給日本，使得中國反日情緒高漲。而孫中山晚年提出的“聯俄聯共”主張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資助吳佩孚、張作霖等北洋軍閥，並阻礙國民黨的北伐。1926年的濟南慘案不但驚醒了國人，更把蔣介石推到了英美一邊。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野性難馴，與日本衝突日漸尖銳，日本只好自導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結果又導致張學良改旗易幟，倒向南京政府。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九一八事變使得日本軍部勢力空前高漲，最終引發了1936年二二六兵變，軍部控制了日本政局，並將整個國家帶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強悍好戰的軍人政權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及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這是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時也為日後雙邊關係籠罩上了一層陰影。
四、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
如果說中美關係對雙方乃至世界和平來說都是最重要的，中日關係對兩國十幾億人民乃至東亞、東南亞人民來說都是最敏感的。這些都不是喊幾句中日友好就可以化解的。每年的九一八紀念日、八月十五抗戰勝利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都是一根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考驗著如履薄冰的中日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