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距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姬發興師滅商，分封諸侯（注：周武王興師滅商的歷史在我國著名神話小說“封神演義”中有詳細記載，這些故事就發生在岐山縣、扶風縣一帶，古時這些地方稱“西岐”、“周原”）。那時跟隨哥哥姬發在牧野之戰中擊敗商軍的功臣姬奭（音shi時），被封於華北的燕地，建立諸侯國燕國。不過姬奭因要輔佐王室留在鎬京，就派他的長子姬克，帶領許多部族，“北漂”到了燕山南邊的平原地帶，在現在的海河上游的支流、即今北京房山縣琉璃河畔，築起第一段城牆，成為燕國都城。3000多年後的元、明、清時代，在房山縣琉璃河畔東北部，才出現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城，即現在的北京城，因此燕都比現在的北京城的歷史要早3000年左右。
但是姬克這段“北漂”的歷史，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並不為人所知。由於燕國遠離周朝的政治中心，當時屬於相對蠻荒地帶，相關記載較少。姬奭在周朝歷史上倒是非常活躍，他最初的封地在“召”，即現在的陝西省扶風縣召公鎮，故史稱“召公”。武王去世後，召公姬奭與哥哥周公旦一起，輔佐年幼的周成王，治理國家。兩人曾以今河南省陝縣為界，周公旦管理陝縣以東地區，召公姬奭管理陝縣以西地區，從此以後才有了陝西省這個稱謂，陝西地區最早的治理者應是扶風人“召公”姬奭。由於“召公”姬奭親民勤政，常坐在甘棠樹下辦公，《詩經》還專門有詠頌他的詩篇。但這也留下了一個疑問：“召公”姬奭沒有到燕國去，那麼是誰在燕國進行治理呢？對此歷史沒有記載，司馬遷寫燕“召公”世家時，對“召公”之後的200多年曆史只能一帶而過：“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不僅中間七代燕侯無名無號，燕國最初的都城在哪裡也無人問津。
召公
直到1945年，中國銀行的吳良才先生路經遺址時揀到了一些陶片，交給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才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視，但當時沒有條件去調查試掘。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中，琉璃河遺址已初現端倪。1962年，在蘇先生提議下，北大考古系學生在這裡實習。初步調查了董家林古城，並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開掘了一條很小的探溝，發現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陶片。1963年，黃土坡村村民施友在挖菜窖時，發現兩件青銅禮器，銅鼎和銅爵，這兩件青銅禮器的出土表明這一帶應有較重要的西周時期墓葬。根據這一線索，1972年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及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來到董家林村，對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器及重要建築物上才能用的板瓦，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鄒衡先生首先認識到這個遺址很可能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
早期挖掘
1973~1977年，北京市文物管理處、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房山區文教局共同組成琉璃河考古隊，開始大規模考古發掘。共發掘61座墓葬，5座車馬坑，還對城牆進行了解剖。長達四、五年的發掘成果後通過《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一書得到全面報道。
1981~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組成琉璃河考古隊，發掘了214座墓葬，21座車馬坑，解剖了兩處城址。其中1193號大墓出土了“克盉”、“克罍”和西周初年的漆器。克盉、克罍的發現，把周初燕國史的研究推向高潮。
1995~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聯合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這次發掘的重點在城址，同時清理了22座西周墓葬。主要成果是：確定宮殿區的大致分佈範圍，城址廢棄的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居址內存在周人、殷遺和土著（張家園上層文化）三種文化因素。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發掘與研究工作納入了工程中，承擔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測定”課題。同時還承擔了北京市社會科學“琉璃河遺址研究”課題。
琉璃河遺址陸續發掘近30年，共發掘、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300餘座，車馬坑30餘座，解剖城牆四處，城址內發掘了近三千平方米。出土了青銅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玉石器、骨角器、漆器等各類文物近萬件。尤其是一批帶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的出土，確定了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都城。
探 方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房山琉璃河鎮東北2.5公里處，包括今董家林、劉李店、黃土坡、洄城、立教、莊頭等六個自然村，東西長約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面積為5.25平方公里。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由城址和墓葬區兩部分組成。在我國目前的西周早期各諸侯國考古中，這種既有城址又有貴族墓葬的遺址，在全國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它的發掘在學術界具有重要意義。為此，琉璃河遺址於1988年被國務院頒佈為第三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琉璃河遺址平面圖
城址位於遺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平面約為東西向長方形，北半部保存較好，南部則被大石河(琉璃河)沖毀，城址現存形狀呈“門”字形。1962年考古調查時，董家林古城北牆仍高出地面1米多，到1976年試掘時，這裡已被夷為平地。但地面仍比周圍高出許多，古城風貌依稀可見。北城牆地下部分保存完好，全長829米；東、西城牆北段殘存300餘米，城的南北寬大約700餘米。城牆是在事先平整過的地面上夯築而成，採用了分段、分層夯築的方法。城牆分為主牆和內外附牆，牆基底部寬約10米。在城牆的東北角發現1座西周初期墓葬打破了城牆的內附牆。據此判斷城牆的始建年代不晚於西周初期。
東、西、北城牆外有一條護城河，寬約25米，剖面變化不甚規則，最深處只有2.8米，大約是靠寬度起到防禦作用。護城河內的水應從西南引自大石河水。
在東城牆北部靠近牆城東北角處還發現一段橫穿城牆底部的排水道，應為由城內向城外排水的通道。長約9米，寬約1.2米，用卵石砌成。
排水溝
宮殿區位於城址中部偏北，已知有6處夯土臺基，其中4處為圓形，2處為長方形，應為大型建築的基礎。城址內出土過板瓦和宮殿區周圍發現有陶製的下水管道，板瓦在全國西周考古中發現極少，主要出土於灃鎬和周原，它和陶水管都應和宮殿建築有聯繫。
宮殿區的西南，發現了占卜用的卜骨、卜甲，禮儀用的大陶壺、仿銅陶甕，祭祀用的完整的牛骨架。當時這個區域是經常舉行大規模祭祀和占卜活動的場所。禮樂制度的全部內容，幾乎都是以祭神場所和祭祀儀式為核心的。迄今在祭祀區共發現了數十片占卜用的甲骨，其中三片為帶字龜甲，上有八個字“成周”，“用貞”，“其馭□□”。
手工業作坊區和平民居住區位於城址的西部。這裡不僅見有燒製陶器的陶窯，還發現了鑄造青銅器的陶範、陶模以及鍊銅的殘渣。這些發現表明至少有一部分銅器是在燕都本地鑄造的，同時，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一般只在大型都邑鑄造，這也成了琉璃河遺址是燕國初都的一個旁證。平民的房舍是簡陋的半地穴式房屋，規模狹小，和宮殿建築形成鮮明對照。
墓葬區集中在遺址中部的黃土坡村北及城址東側一帶。從1973年至今，勘探面積約6萬多平方米，共發掘了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車馬坑。發掘的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依規模可分大、中、小型三類，均為南北向。大型墓的隨葬品多被盜掘一空，小型墓一般只出幾件陶器，甚至一無所有，中型墓的隨葬品較為豐富。除陶器外，還有不少的青銅器、玉器、蚌器，甚至還有少見的原始瓷器和成組的漆器。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還附葬有車馬坑，其中202號隨葬42匹馬、14輛車，還發現6個車廂上的傘蓋。遺址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1193號大墓的發掘，它被認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罍、克盉銘文證實了召公封燕這段歷史。
整個墓葬區被區分為南北兩大部分，南面是周人的墓地，北面是商朝遺民的墓地，沒有發現明確的土著居民墓葬。在已發掘墓區中，周人墓地約佔1/4，商人墓地佔3/4，這說明周人在燕都中只是少數。兩個墓地各個等級的墓葬錯落分佈，而不是按等級埋葬，即使是燕侯級大墓的周圍也有平民的小型墓。而且兩大墓地內還可進一步劃分出幾個相對密集的墓區。上述現象表明，當時沿襲的是聚族而葬的習俗，即文獻中的“族墓葬”；每個小的墓區同屬於一個宗族，被稱為“私地域”；國君所在的墓區又特稱為“公墓”；其他的“私地域”合稱“邦墓”。據文獻記載，公墓設“冢人”、邦墓設“墓大夫”統一規劃管理。
燕侯公墓地區II墓葬分佈圖
兩個墓地早期在葬俗上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商人墓地只有中、小型墓葬，隨葬品少，墓葬殉人、殉狗、設置腰坑的現象比較普遍；周人墓地除了中小型墓葬外，還存在著大型墓，隨葬品豐富，規格高，不存在前述特殊的喪葬習慣；商人貴族的車馬坑位於墓葬的南面，並且多是車馬整裝，而周人的車馬坑則位於貴族墓的北面，馬車往往拆卸後入葬；隨葬陶器也有商周族群之別。
考古發現顯示，燕都遺址的護城河在西周中晚期之交業已淤塞，城內西周晚期的居址也不再出土高等級物品，墓地再見不到大、中型墓葬，由此推測琉璃河燕都遺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中晚期之交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燕國的都城。這座城市最後徹底廢棄於西周末年。
遺址廢棄的原因，很可能是那時燕人已攻佔兼併了比其初都更為理想的都城——薊城。從昌平白孚、順義牛欄山出土鑄銘銅器分析，上古薊城可能是商代北方大國的都邑，所以燕人並薊以後即以其為新都。
資料記載，琉璃河遺址是迄今西周考古中發現的唯一一處城址、宮殿區和諸侯墓地同時並存的遺址，被列入“二十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琉璃河遺址以其獨特久遠的文化面貌，重要的歷史價值，為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增添著輝煌和歷史的厚重感。
素材來源：燕都遺址博物館、北京文史資料、網絡圖片、扶風百姓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