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基於其政策目標視壓降銀行利潤為降低實際貸款利率的最好辦法，但若考慮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利潤表承受力、維護金融穩定、財政預算壓力、貸存派生效率等更多的約束，那麼現實中有必要以降低存款基準利率為主來降低銀行負債成本。
本刊特約作者 徐峰 孫彬彬／文
LPR改革下央行希望銀行通過壓縮自身利潤向實體企業讓利。2019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銀行）適度降低對短期利潤增長的過高要求，向實體經濟讓利”，此前央行貨政司司長孫國峰在《2019年貨幣政策回顧與2020年展望》一文中也提到“壓減銀行向大企業貸款的利潤，通過利潤驅動倒逼銀行將更多金融資源轉向小微企業”。然而，銀行本身也處在資產負債兩端受限的壓力之下。
銀行資負管理的現實困難
經濟處於三期疊加狀態，金融供給側改革又持續推進，嚴監管下銀行資產端壓力凸顯。
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實際GDP增速在2019年四季度已經下降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6.0%，企業收入和盈利情況逐漸出現惡化，疊加疫情衝擊，這直接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提升。
2017年以來，房地產和地方隱性債務約束加強帶來整體信用擴張力度不足，一方面加大銀行獲取合格資產的壓力；另一方面也給銀行帶來不良貸款沖銷和消化壓力。
雖然政府希望能夠通過新興製造業等產業實現經濟動能轉換和高質量發展，以擺脫對以產能過剩行業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以及基建、地產的依賴，但在目前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同時變革的階段，信用載體老的部分在逐步切割，而新興製造業等信用新載體仍未能很好地實現信用承接。完全實現經濟動能轉換和信用承接主體的切換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就註定了局部社會信用收縮的格局在短時間內很難有明顯改善（圖1）。
金融嚴監管也對資產端構成新增壓力，突出表現是同業監管。2017年金融去槓桿正式到來，監管機構要求銀行控制增量、消化存量，並且禁止多層嵌套和抑制通道業務。在嚴監管下銀行同業投資佔比不斷收縮，同業投資收益率也不斷降低，進一步拖累銀行資產端收益（圖2，圖3）。
在資產荒出現的同時，商業銀行近年來面臨的另一大問題是負債問題。在商業銀行的負債端中，對非金融機構及住戶負債（即存款）一直是大頭，雖然近年來佔比有所下行，但仍在60%以上的高位。最新數據顯示銀行對中央銀行負債的佔比為3.79%，同業負債佔比約為10.62%，債券發行佔比約為9.53%（圖4）。
銀行的存款成本率在最近幾年事實上都在不斷上升，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下，負債並無回表，銀行面臨持續存款競爭和存款搬家，各類銀行的存款成本率有所上升（圖5）。與此同時，派生存款成為銀行獲取存款的重要來源。但是隨著結構性去槓桿的推進，企業同樣面臨資產負債調整壓力，企業債券融資的資金用於借新還舊的佔比上升。再者，存款競爭加劇使得結構性存款在2017年後成為銀行重要的攬儲工具，但結構性存款進一步抬升了存款成本率（圖6）。
2017年貨幣政策開始收緊，公開市場利率上行，直到2019年11月才出現近年來首次降息，因此各類銀行的央行借款成本先上升然後保持平穩（最新數據為2019年二季度）。
2018年以來，在貨幣寬鬆的引領下，各類市場利率整體有所下降。與市場利率走勢相類似的是，各類銀行的同業負債和債券發行成本也在2018年上半年達到高點，隨後出現顯著回落。
因此，銀行存款成本持續上升，央行借款成本處於高位，同業負債和主動負債成本雖有所回落，但顯著高於其他類型的負債成本。雖然市場利率顯著下行，但是目前整體銀行負債成本仍處於相對高位，而且對於央行負債和主動負債的依賴進一步增強。
商業銀行貸款利率降低而負債端成本居高不下，這將直接導致銀行息差壓縮。銀行利潤主要來自息差，短期內息差壓縮意味著利潤下滑。綜合商業銀行資產負債兩端來看，銀行的經營和盈利壓力事實上在逐步上升，特別是同業去槓桿壓力最大的中小銀行。
商業銀行有必要降低負債成本
2019年8月央行宣佈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並且明確表示：“（此前）銀行發放貸款時大多仍參照貸款基準利率定價，特別是個別銀行通過協同行為以貸款基準利率的一定倍數（如0.9倍）設定隱性下限，對市場利率向實體經濟傳導形成了阻礙，是市場利率下行明顯但實體經濟感受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當前利率市場化改革需要迫切解決的核心問題。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提高LPR的市場化程度，發揮好LPR對貸款利率的引導作用，促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提高利率傳導效率，推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因此，降成本訴求的關鍵在於引導LPR下行。
2019年8月LPR改革以來，在央行調降MLF利率以及市場競爭壓縮LPR加點的影響下，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在央行引導和市場競爭下不斷降低（圖7）。2020年2月，一般貸款（不含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為5.49%，比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0.61個百分點，降幅明顯超過同期1年期LPR0.26個百分點的降幅。
既然LPR可以引導實體企業貸款利率下行，那是否意味著降成本訴求只要簡單通過商業銀行犧牲自身利潤就可以實現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降成本不能簡單要求銀行讓利，因為維護金融穩定和財政平衡有賴於商業銀行保持相對穩定的利潤水平。
由於貸款是銀行資產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貸款利率降低直接對銀行利潤和盈利能力帶來壓力（圖8）。主觀上商業銀行並不樂見其資產端收入和利潤壓縮，最直接的證據就是2019年9月以來LPR對MLF加點一直維持在90BP，這說明銀行自身沒有主動壓縮LPR加點的動力。
更重要的是，維護金融穩定和財政平衡都有賴於商業銀行保持相對穩定的利潤水平，這也意味著，在資產端收益不斷下滑的情形下，銀行負債成本也必須有所降低。
2019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直接提到“在信用風險加快暴露情況下，部分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繼續做好重點領域高風險機構的 ‘精準拆彈’工作”，表明中小銀行的風險還是處在暴露的階段。
此外，疫情無疑會增加不良貸款壓力和中小銀行信用風險暴露。2月7日國新辦發佈會銀保監會也指出“我們預判不良率會有所上升”，4月3日劉國強副行長也明確表示“短期來看，疫情對經濟造成了較大的衝擊，部分行業影響比較大，風險會有所上升，這是必然的。對銀行信貸資產也必然造成一定的下遷壓力”。
商業銀行保持一定利潤增長有利於補資本和防風險。2019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強調：“當前，銀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需要有資本金，化解風險也要有資本金，而銀行資本補充渠道少、難點多、進展慢，存在較大資本缺口，在拓展外源資本補充渠道的同時，保持內源資本補充能力尤為重要，維持一定的利潤增長有助於銀行補充資本，增強銀行支持實體經濟和防範風險的能力，也有利於達到國際監管標準，維護境內外投資。”2020年4月7日，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也提到“採取多種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銀行資本補充力度，增強抵禦風險和信貸投放能力。”
2019年由於減稅降費，稅收收入大幅下降，而財政收入還能保持正增長則主要依靠非稅收入增加，這裡面主要是國有企業的經營收入。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中非稅收入的增加全部來源於金融企業，特別是國有大行。
2019年中央就明確提出“增加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緩解財政壓力，其中主要來源於國有大行。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行的利潤無論是在A股還是國有企業中均佔有相當高的比重，中央國有企業利潤超過一半來自六大行，這說明緩解財政壓力的重任很大程度上將由商業銀行承擔，也意味著降成本訴求不能過分損害銀行的盈利能力。在資產規模短期內不能大幅擴張的情況下，也就是要確保息差穩定。
2020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相對穩定的商業銀行利潤和息差對於財政發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銀行負債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穩定息差意味著貸款利率難以降低，這又和降成本訴求相沖突。而如果依靠銀行壓降LPR加點來降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那麼無疑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利潤和息差，並最終影響財政擴張的底氣。因此，既要降低實際利率、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又要維持銀行利潤和息差，唯一的方法只能同時引導銀行負債端成本進一步下行。
另外，3月15日孫國峰司長也在新聞發佈會中提到“繼續發揮存款基準利率作為整個利率體系‘壓艙石’的作用，同時壓降銀行不規範存款創新產品，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宏觀審慎評估，維護存款市場競爭秩序，穩定銀行負債端成本”，這說明央行對銀行負債端仍有呵護。
多舉措負債降成本，應抓主要矛盾
商業銀行的負債端主要由存款、對央行負債、債券/存單發行和同業負債組成，因此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的措施無外乎降低這幾項的融資成本，具體手段包括（全面+定向）降準、降低公開市場利率並引導債券/存單發行利率和同業負債利率下行，以及降低存款基準利率等。接下來我們將逐一分析各種措施對於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的作用。
直觀來看，2019年以來5次降準分別能夠降低銀行每年資金成本約200億元、50億元、150億元、150億元和85億元，合計635億元，約能夠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2.17BP（表）。不過，該測算僅涉及降準對銀行資金成本的直接影響，並未考慮到降準淨釋放資金通過銀行信貸等方式帶來的存款派生效應，因此上述測算會低估降準對於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的作用。
進一步分析，2019年以來5次降準共計淨釋放長期資金33300億元，那這部分資金是否能夠有效通過銀行信貸等方式派生出存款進而緩解銀行存款壓力呢？
筆者認為作用可能相對有限。一方面，2017年以來的超儲率上升說明可能有部分法定準備金通過降準變成了超額準備金，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降準對銀行信貸的支持；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在局部信用收縮的宏觀背景下，社融和信貸向存款派生不足。
一般而言，央行的公開市場降息會直接影響短端市場利率，並進一步傳導至同業拆借和同業存單/債券發行利率，但對於存款利率影響不大。2019年以來，MLF和OMO利率下調了35BP，由於銀行負債中對央行負債比重不到4%，因此對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的作用不超過1.4BP。就算考慮到央行降息對同業拆借和存單/債券發行利率的引導，我們估算銀行負債端成本下降幅度不超過8.4BP（央行借款+同業負債+債券發行佔銀行負債端比重約為24%）。
然而，由於央行降息只會影響到後續時間的增量負債，因此，央行公開市場降息對於引導銀行負債成本下行作用應該遠小於上述估算數值。
就如上文所述，銀行主要負債依然是存款，存款基準利率的下行對於商業銀行降負債還是有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大行而言。
根據筆者的測算，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約能夠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1.9BP，MLF利率下降10BP的作用在0.4BP（僅考慮對央行負債，情形1）-2.4BP（同時考慮央行負債+債券發行+同業負債，情形2）之間。
由於存款佔銀行負債比重在60%以上，其中定期存款佔比約為63%，並且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對存款利率在基準利率之上的上浮幅度形成了限制，通常大型銀行上浮上限為30%，中小銀行為40%，因此可以測算出存款基準利率下降10BP時，銀行負債成本能夠降低3.9BP（不考慮存款利率上浮，情形1）-5.1BP（假設存款利率在基準利w率之上上浮30%，情形2）之間。
對比下來可以明顯發現，央行不同政策工具當中調降存款基準利率對於降低銀行負債成本最為直接有效，並且也不會出現像調降MLF利率時同時影響到銀行資產端收益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麼此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馬駿表示“（央行）可適當下調基準存款利率為銀行降低貸款利率提供空間”的原因。
誠然，結合央行劉國強副行長4月3日在新聞發佈會上的講話，筆者也注意到CPI翹尾擾動以及人民幣貶值壓力客觀上成為了令央行暫時傾向於對存款基準利率按兵不動的理由。但是，正如同“貨幣政策、匯率和資本流動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論”在跨境資本流動量級上升的背景下可以有更高重要性頂點的“不等邊三角形”一樣，當全球疫情令經濟減速和失業增多的風險急劇上升，甚至會影響到金融穩定、物價穩定以及更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那麼相機抉擇的多目標貨幣政策也有必要做出果斷的調整，採取措施有效阻斷這種風險的傳導，以使中國經濟回到一個相對均衡的穩態。
徐峰為蘇州銀行計劃財務部副總經理，孫彬彬為天風證券研究所所長助理、固收首席分析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