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从2018年到2019年底，我曾经给全国的几所高校做过几次讲座，主要呼吁的是要保卫和弘扬汉语，以下文字是我的手稿。这几天在家，看到舆情上有人谈语言的问题，就把这些文字稍微修改拿出来。此乃我个人之言，不妥之处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保卫和弘扬汉语
作者：胡宗锋
四百多年前，为了反对一味翻译希腊拉丁文作品，并且以此作为文学和文化的唯一样式，法国著名“七星诗社”(La Pléiade)的杜贝莱 (J．du Bellay 1522—1560年) 就曾经写过题为 《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的名篇，为的是在被拉丁语一统天下的思想领域，倡导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为法语文化勾勒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不是陷在希腊拉丁文化的牢笼中不能自拔。“七星诗社”的理论和主张引起了人们对法语的研究和重视，推动了法语的发展和规范化工作，为法语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奠定了基础。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很是让人担忧，保卫和弘扬汉语迫在眉睫。好多所谓有知识的人说话，还没有普通的乡村人用语文雅。就连一些外国留学生也开始学的油腔滑调，不以学习和钻研深厚的中国文化为学习目的，而只是学当下一些影视剧和电视节目的庸俗言辞，逗人一笑为乐。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形容词到佳处时说“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这说的是文字功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语言也是值得推敲的。君不见现在的媒体在语言的运用上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们的生活在进步，我们的科技在进步，那我们的语言是否也要日新月异呢？我看未必。现在的电视台和广播，在提到发生灾难的用语时，让人听来很不舒服，大多数主持人通常会说“在这次车祸或灾难中有X人死亡”。我想最起码也应该根据不同的上下文用“罹难”、“身亡”、“牺牲”、“遇难”等词。而最搞笑的是在一些抗日神剧中，我们的八路军或游击队在说到自己的战士牺牲时，有的也说“这次战斗我们死了X位战士”。而日军则会说“有X位士兵为天皇玉碎了”。
在这次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日本捐助武汉时写的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捐助湖北时写的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捐助辽宁时写的是：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日本的舞鹤捐助大连时写的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而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是：武汉不哭。人民日报是：武汉加油。
当然有人说，我们喊的是口号。但从一些好多所谓的战“疫情”的诗歌等文学作品来看，我觉得有些人是在无病呻吟，想趁机蹭个“脸熟”，这个就有点不地道，甚至是没有底线了。
就连我们国家正式文件里的一些用语，也是如此，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四条： 对因项目负责人出国、生病、死亡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研究的项目，停止拨款，并追回已拨经费的剩余部分；对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予以撤销的项目，追回已拨经费）。在最近的战“疫情”报道中，好多官方媒体谈到在第一线牺牲的医务人员，也都用的是“不幸死亡”。还有我们现在要开的“死亡证明”，等，要是在当事人面前直接用这些词，或听到这样的用语，让人都会感到不是滋味。
我们学习西方的语言，是为了更好的向西方学习，和西方同行交流，为了建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打下一个语言和文化基础。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严复对英文在20世纪的作用进行了预言：“且西文既通，无异于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20世纪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为之称学。
”王国维先生提倡“学无中西”，面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他曾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他指出，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和洞察，必须以深厚的国学为基础。
在王国维看来，中国的大门已经敞开，思想文化上的交锋相融是必然的趋势，中学和西学不是相互违背妨害的，而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两位前辈的话说清了掌握外语和汉语以及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在外语大行其道的今天，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的外语特别好，比其汉语还要好，”或者是说“此人外语之好都已忘记了汉语。”我首先不讲说这种话的人如何，如果一个人的母语是汉语，我是不相信其外语会比汉语好的。我只能说其汉语差，外语更差。我自己是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的，我对“文心想通”很有感触。我最大的“偏见”是：一个连所学语言的诗歌都一无所知的人是谈不上在该语言方面有“造诣”的。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看，国内这样有“造诣”的外语语言专家很多。我的“偏见”源于我对自己母语的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位著名的中国语言和文学专家来给人们讲学习汉语的“道”，但其却从未听说过唐诗、宋词、元曲和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更不要说诸如《道德经》《庄子》等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了，我们会认为此人是专家吗? 恐怕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认为其是“冒牌货”。我们国内现在的外语语言“专家”、“教授”和“博士”，类似这样的“冒牌货”很多。还有一种更为离奇的人对学生说，只有忘记汉语才能学好外语。呜呼！如果我们的同胞忘掉了自己的母语，那学好外语又有何用呢？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过去了，虽然许多古代建筑已灰飞烟灭，人类经历了辉煌，也见证了无数的灾难，但我们的文字和文化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们有的人只注意到写在书上的历史，文物中的历史，其实华夏大地上的很多方言更是活着的历史，动着的历史。
作家贾平凹曾经说：对于传统文化是什么，应该如何继承，整个社会的意识全误入了歧途，他们以为练花拳绣腿的功夫，竹条麻絮做成的狮子戏弄绣球，或演京剧、秦腔、黄梅，就是继承传统，又有多少人想到一个民族要继承的应是这个民族强盛期的精神和风骨，而不是民族衰败期的架势和习气呢。
——贾平凹 《平凹西行记》第80页 就拿陕西方言来说，这是由黄土地上一代一代的农民传承着的文化遗产。陕西自古帝王都，历经十三个朝代。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字等都是在此形成和创立的。自建都陕西的西周始，关中方言就被称为“雅言”。《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由于陕西曾经是周秦汉唐四大朝代的国都，所以陕西方言也就是是当时的官方语言，因此古汉语、史记以及唐诗，都需要以陕西方言来读，才能理解其中的一些词汇，读出当时的味道来。不仅如此，人们现在所写的汉字，也是在陕西创造的。先是有由仓颉造字，他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以后秦始皇统一文字，全国开始通用李斯小篆，汉代演变成隶书，唐代演变成了今天通用的楷书。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才把我们的汉字打磨得如此动人和美丽，我们不能让其毁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歪曲和滥用中。
我以前不知道，我们村上人说的关中方言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还以为乡亲们说的话，比较土气，生冷硬噌，难登大雅之堂。而实际上，在古代它是中国的官话，称为雅言，《诗经》《唐诗》要用古代的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关中方言来读，才算是标准读音。在陕西的方言里，随手拈来的都是文雅的古语：
比如，小孩因患病或其它情况失去了生命，就叫把娃“殇”了。
《仪礼·丧服传》中云：“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 而《周礼·谥法》中也提到“未家短折曰殇”。
陕西方言提及老人去世不说“死”，而是说“不在了”、“没了”、“老百年”或“下世”了。
古人对“死”有许多讳称。《礼记·曲礼》中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甍，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君王至高无上，享有种种特权，连“死”也有专称，除“崩”外，还有“山陵崩”、“驾崩”、“晏驾”、“千秋”、“百岁”等。一般官员和百姓死亡，则称“殁”、“殂”、“千古”、“殒命”、“捐生”、“就木”、“溘逝”、“作古”、“弃世”、“故”、“终”等。
现在好多人连农村墓地里的墓碑都不认识，因为不知道《礼记• 曲礼》言：“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好多地方公墓里的墓碑让人一看，笑掉大牙。本来考是指父亲，妣是指母亲，而在墓碑上用显考是指男性，显妣是指女性，且必须是50岁以上的人，50岁以下的称先考、先妣。
孩子们则讳称“孤露”、“弃养”，长辈去世则婉称“见背”。佛道徒之离世，说法更多，如“涅般”、“圆寂”、“坐化”、“羽化”、“示寂”、“仙游”、“登仙”、“升天”、“仙逝”等。
而每逢“春节”和“清明”等节假日去祭拜，陕西人不会说 “扫墓”、而是会说去“烧纸”或者“到阙里去”。“阙”乃“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阙”。
陕西人把“小”称为“蕞”。如陕西关中人常说：蕞马、蕞个子、蕞娃.... 王充《论衡》：“蕞残满车，不成为道。” "蕞残"指小而残缺的文章。
《左传》：“抑语曰："蕞尔国。" 杜预注：蕞，小。陕西人把脑袋称为：“颡”，本意为额，引伸为头。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更有家臣一人，姓阳名虎，字货，生得鸳肩巨颡，身长九尺有余，勇力过人，智谋百出。”《淮南子》中说：“靥辅在颊则好,在颡则丑”陕西关中方言称父母或已经亡故的祖先为“先人”。
《诗经.小雅.小宛》：“我心忧忧，念昔先人。” 把“妯娌”称为“先后”。《辞海·汉书·郊祀志上》：“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颜师古注：“孟康曰：‘兄弟妻相谓先后’”。 把 “不耐烦” 称为 “叵烦” 《说文》：“叵，不可也。”《正字通》：“叵耐，不可耐也。” “咥”(音喋)字。西安人把吃饭叫作咥饭。“咥”即是古汉语，查辞海而知，咥：咬。《易。履》：“履虎尾，不咥人。”
“咥”是秦人的习俗，是秦地秦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进食方式。“咥”字在字典中有两种解释，一为大笑的样子，读音为xi（戏）。二为咬，读音为die;（迭）。
而秦人所谓的咥既不是前者，也不完全是后者，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另一种情景，那便是吃出高兴，吃出欢乐，吃出幸福，吃出满足，而且在个人获得这些感觉之后还要通过声音、动作和表情向外传达，形成一种美好而豪放的氛围，使吃这一本能的行为通过咥的形式变成一种具有地域和乡土气息的文化。“咥”用作动词的时候，还有打的意思，类似“揍”的揍，“咥你”，就是打你一顿的意思。
说好为“嫽”字。辞海：嫽--美好。嫽的太”，陕西话就是“好得很”之意。如果要表示程度加深，则谓之“嫽的太太”。这可以径直追溯到上古时期，在《诗经》中发现它的用例。《诗经·陈风·月出》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嫽)兮。”给《诗经》作注的汉代学者毛亨说：“僚，好貌。”汉代的另一位大学者扬雄在其《方言》一书中也说：“嫽，好也。” “倭也”，是指事情办停当，令人满意。
如：“那人心细，活做得倭也，没啥弹嫌的”.宋代人编有《文韵》中解释道：“倭，顺貌”，即是“平顺的样子”，只是关中人在方言里因所指对象不一样，而出现了多义现象。“他谁”，现代人对“他谁”一词常常感到新奇，这是因为在普通话中已经没有这个词语的缘故。但是，“他谁”却是陕西方言中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常用词。
这在陕西籍作家的作品中比比比比皆是，如：王汶石《井下》：“八叔半辈子倒求过他谁吗?慢说自家侄儿!”柳青《创业史》：“他谁爱那么笑话人?”路遥《不会作诗的人》：“他谁不这样想问题，一天起来混日子，光会哄人，不干实事，他谁就没脸!他谁反对我们这样想，反对我们这样做，他谁就是我们的仇人!”其实，只要我们查找一下它的历史，就可以在宋人的笔下，常常见到这个词语。辛弃疾《满江红》中云：“层楼望，青山叠，家何在? 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何梦桂《沁园春》中写道：“问天道，看是他谁戏我，我戏他谁?”这些“他谁”，都是“谁”的意思。
“投明”，在古人的诗作中，还常常见到一个“投”字。王安石《观明州图》中曰：“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夏元鼎《水调歌头》中云：“顺风得路，夜里也行舟。岂问经州过县，管取投明须到。”陕西人看到“投老”、“投明”，就知道是“等到老”、“等到天明”的意思。“争”字，又如，唐代杜荀鹤《目遗》诗：“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宋人杨万里在《舟中夜坐》一诗中道：“与月隔一簟，去天争半蓬。”“争几多”即“差几多”；“争半蓬”即“差半蓬”。陕西人一看自明。“年时”，即“去年”，陕西人一看便晓。谢逸《江神子》一词有：“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卢挚《清平乐》：“年时寒食，直到清明节。草草杯盘聊自适，不管家徒四壁。今年寒食无家，东风恨满天涯。早是海棠睡去，莫教醉了梨花。”“瓤人”。
陕西话里有“让人”读（瓤人）一词，指取笑、讥笑别人的意思。记得中学课本里《信灵君窃伏救赵》中有此一句，“魏公子让信灵君曰”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按现代汉语意思来理解这个“让”，则味道就全变了。“彘”字是陕西宝鸡一带将“猪”读作“只”，人们总是以为是很土的读音，其实“彘”，是很古老字！《鸿门宴》中“……项王曰:‘赐之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得是”是陕西话中疑问句的发问方式，是将疑问助词“得是得”放在句末。而日语中的疑问句发问方式和助词都与陕西方言基本相同（日语中的发音是“得斯嘎”）。
当然日语是否来自陕西西府方言有待考证。“科”这个字在陕西人看来都是极为普通的，而语言文字学家却为考证它们的确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至于有些令专家学者颇费斟酌的词语，也常常可以借助陕西方言得到解决。例如，唐人薛能《寄终南隐者》诗：“扫坛花入梦，科竹露沾衣。” 诗中的“科竹”，就颇令今人费解。可是，将“砍”、“砍伐”之义说成“科”，在陕西广大地区却是随处可闻的。我们用这个意思去理解诗意，不就涣然冰释了吗?
“酽”这个字在普通话里很少说了，其意思是浓、味道重。草唐《小游仙诗里》里面有“酒酽春浓琼草齐，真公饮散醉如泥。”陕西人会说“这茶太酽了”。就连一些诅咒人的俗语，陕西方言也不同一般，如有时人们说急着去干什么事而骂人时会说“那么着急是急着死呀”，但关中方言会说：“那么急，是急着投胎去呀？” “乡党”，“乡”和“党”，都是我国古代的民户编制。据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换句话来说，五百户为党，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随着时代的推移，乡、党这样的农村行政区域单位不再使用，但“乡党”这一称呼却延用了下来。
如“朋友”这个词，在古代“朋”是“朋”，“友”是“友”，是两个互有关联但绝非同一的概念。《礼记》中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所谓“同门”，就是在同一师门下学习的人。而所谓的“同志”，则指的是志趣相投的人，类似与我们今天的朋友，但却比“朋友”的含义更深刻。
大家平常说到的“怼”，是表示语言上的攻击、顶撞、对峙或者是反驳的意思。而在《说文解字》中“怼”的含义很单一，就是怨恨的意思，“怼，怨也”。可以组词为怨怼、愠怼、怼怒，这些词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一听就挺文言的，是很书面化的表达，除了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现在几乎很少有人使用。“怼”本意是表示排和推这种动作，引申出来就有拒斥、反驳的意思，这才是我们今天说的“怼”。 而陕西关中一带的人从小就会教育孩子“大人说话，不要怼。”
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交到我们说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现在依旧是现实，但我还要说的是要保卫和弘扬我们的汉语。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每个地方的故事，讲好身边的故事。
法国人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而我们的先人则在《礼记·曲礼》中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悲的是，眼下好多所谓的名医连“一世”都是半路出家的，而更可悲的是，好多人还在“服其药”。
《礼记·曲礼》中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我们现在的人太不了解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了，我记得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说过一段话，其大意如下：“不要说西方人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了吗？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应该承认我们自己也并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这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啊！ ”
（作者系第十一届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