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提到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对政治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及日后的《再叙公民文化》一书中,都反复强调了政治文化理论同前人思想之间的承续关系。直接为当时的比较政治学家所用,成为政治文化理论的组成部分的有:韦伯一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文化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理论。
(一)韦伯一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
马克斯•韦伯是欧洲社会学界的巨匠,在他辞世之后不久,对他的研究与阐释便已开始。当时,德国的一些学者就韦伯所提出的理性化”概念和责任伦理”等已有初步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些问题上更有进一步的引伸,但是,由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所执行的文化政策窒息了学术的活力,从而,韦伯思想在德国本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他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外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帕森斯所阐释的韦伯思想在英美等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帕森斯生于1902年,他曾就读于阿姆斯特学院,后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跟随霍布豪期(L. T. Hoblhouse)、托尼(R. H. T aw ney)和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学习。留英一载后,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1925年),这时韦伯已经去世六年了,但,伯圈"的影响仍然残存,帕森斯显然从围绕着韦伯的议题中获得了格外的感受。不久,他就选择了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帕森斯在英美国家不仅仅是韦伯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和权威的阐释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经济与社会》等韦伯的重要著作的主要英译者即为帕森斯-同时,他的理论建构,如行动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韦伯思想的影响。
阿尔蒙德所继承自韦伯一帕森斯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韦伯的方法论创新类型"(ideal type)及帕森斯对它的发展。
所谓的理想类型"就是为了其研究而建立的概念整体。理想类型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达的时代兴趣,理想类型并非来源于经验的现实,而是作为理论公式而建立起来的。因此,理想类型是一种乌托邦,或者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性化。 建立这种乌托邦或多或少会夸大现实中的某些因素,而又会忽略另外一些因素,而研究者的任务则无外乎在每种情况中确定现实与理想类型”的差距,并找到其所以如此的理由。
帕森斯对韦伯的理想类型”进行了批判,认为理想类型的前提是任何科学概念都不可能穷尽现实的诸多面向,而只能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概念仅具有想象的性质。这种观点是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的。他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地澄清一般化分析概念与经验资料之间的关系。
并加重变项元素在验证过程中的重要性。 帕森斯由吸收并批判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走向他著名的AGIL分析模式。
阿尔蒙德在进行政治文化研究时,直接使用了帕森斯的方法论成果,帕森斯就社会行为的倾向性的划分,成为他建构公民文化理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