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期）
虽然有此盛况,但我们并不兴奋,因为都知这是最后一次演出《智取威虎山》了。剧组一百多人,花了五年时间辛勤创作的《智取威虎山》,将要成为历史。因为剧组在这之后就要解散了,演员会各奔东西。这个剧组解散,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因为从文化局的领导来看好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不管是导演、演员,还是创作,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形成这么一个很默契的团体,很不容易。我们要求过,能不能再考虑考虑,保留下来。因为解散容易,只要下一个命令。但是将来有朝一日后悔了,想再组织起来就不行了。
这个剧组,除了乐队,大部分都是上海京剧院的。解散了以后,乐队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单位,交响乐团、音乐学院之类的。原来乐队的回各自单位了,演员们也四分五裂了,相当一部分演员和乐队都到国外了,很可惜。
（童祥苓与齐淑芳合影）
实际上,从社会上说,对唱不唱样板戏一直有争论,好像不赞成唱的有段时间还占了上风。后来有几件事我就一直觉得别扭。我记得在共舞台演出,那是京剧院自己安排的,一人一段清唱,李炳淑来段《龙江颂》,李丽芳来段《海港》,我来段《智取威虎山》。等我到了后台,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跟我说,童老师,《智取威虎山》您不能唱。我问为什么?这位女同志说,您唱可以,他们不给录音。这肯定不是她个人的想法,我也不愿再为这些事争论了,就只唱了传统戏。从那开始,我就不再唱现代戏了,免得老让人家说长道短,评头论足。
1985年,我记得在鞍山,中央电视台邓在军导演搞了一个节目叫《古今戏曲大汇唱》。她打电话跟我说,想搞个戏曲大汇唱,你来唱《智取威虎山》.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么大动静到北京去演,能演吗?她说,祥苓同志，我让你来你就来嘛,肯定能唱的。我说那就来吧。那是第一次开放,我有录像的。这一次,红得不得了。结果山崩地裂,观众反应太热烈了。那天的样板戏就我和杨春霞,我们两个唱了两出,《威虎山》和《杜鹃山》,其他都是各地的地方剧种,有新编的,也有传统的。那时候我还在鞍山,所以报幕的时候问我,说你从哪来,我说从鞍山来。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在电视台演出《智取威虎山》,也是第一次我知道群众对我们作品认可的程度。
（当年杨春霞李宝春下基层慰问演出）
我和南云已经回上海了,在一次晚会上为国家领导人演了出《武家坡》。领导人上台和演员振手时跟我说,咱们很久没见了。我心里说,咱们也见不着啊。他又问,你现在《智取威虎山》还唱不唱啊?我很难回答,因为自己都不知道是对是错。他1说:“为什么?有几段蛮好听的嘛!为什么不唱,可以唱唱嘛!”大家都听见了,国家领导人都说可以唱了
开始唱的时候,有两次我非常感动一次是到山东演出,在大体育场里,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大乐队伴奏,没有准备啊,就一把胡琴在那吱吱咕咕地拉。当时我也没想,就一把胡琴唱吧,反正不好听啊。结果,我唱完离场的时候许多观众起立了这个我很感动,这是对我的尊敬和肯定。
还有一次跟着《红灯记》，跟着袁世海先生和浩亮组成的《红灯记》清唱表演小组合一块。那天《红灯记》演出小组用的是对口形,但是他们跟老实,就跟观众说了,观众也认可。结果他们唱完《红灯记》之后,我还没出场呢,观众就齐声喊:“童祥苓出来,童祥苓出来!”反正那次非常之轰轰烈烈。
（样板戏几大主演聚首）
从我这个搞京剧的说,京剧一个是程长庚时代,形成西皮二黄,他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他的学生一辈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那个时代又形成后三鼎甲。谭鑫培这一批演员还被人称作同光十三绝。他们都给慈禧唱过。这是京剧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到民国时就形成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还有后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都在这段时间里了。这段时间又是个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最高潮的就是解放初期。那就不光是京剧,各种戏都出人出出戏。
1952年文化部搞第一届全国戏曲汇演,京剧杜近芳的《柳荫记》,李少春的《野猪林》,黄梅戏出了个严凤英,汉剧陈伯华,豫剧常香玉,评剧新凤霞,那时出了很多戏。老一代领导人是非常懂戏的,不但精通会诗词文化,而且懂戏。五六十年代,中国京剧院阿甲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编了《京剧丛刊》,一共50本。我有一套,这里面的剧本是经过专家和名角儿仔细研究,把不好的删除了,把好的保留下来,有个精简、精炼的过程,跟着时代的认识重新理解,把这些戏新理解。不能又回到越老越好,把解放后前辈发展京剧的贡献给否定了。
我们现在都推翻了。马彦祥以后做文化部顾问,他在天津写了一篇文章,针对一些很流行的说法提出批评,大概意思是要继承发展。从谭鑫培,余叔岩这些老前辈,到四大名旦、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再到张君秋先生、袁世海先生,他们都是吸收传统的精华,继承中有发展,跟着时代在变,适应观众的要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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