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選自公眾號
前兩天，在豆瓣看到一則廣播：
廣播中所說Benatar（大衛·貝納塔），理想國最近引進出版了他的《The Human Predicament》，中文書名《生存還是毀滅》。至於所說《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最好從未出生》）中文版，有緣自會相見，不過忍不住分享貝納塔基於所執觀念的幽默，他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獻給我的父母，儘管他們讓我來到人世；獻給我的兄弟，儘管他們的生存於他們而言是傷害，於別人而言卻是恩惠。”
先已讀過《生存還是毀滅》的讀者，評價這是“一本人生意義最喪的哲學書”，也許吧，不過這本著作殘酷扎心是真的。
“書是把論證投送到觀念市場，儘管這個觀念市場敵視悲觀主義，悲觀者因而處於弱勢。人們的應對機制太強，悲觀者很難求得公正的申辯機會。書店裡有整片的‘自助’書籍區，更不用說‘靈性與宗教’和其他雞湯讀物，卻沒有‘無力自助’區和‘悲觀主義’區，因為這類思想的市場規模微乎其微。
我不是在認真主張我們無力自助。我是認為存在一些事情，我們的確對之無能為力，但即使依據一種現實的悲觀看法，我們仍然可以做些事來減輕（或加劇）我們的困境。
一本悲觀的書最有可能慰藉到的對象，是已經有同樣看法卻因此感到孤獨或覺得自己有病的人。若能發覺有人跟自己看法相同，而且這些看法有不錯的論證來支撐，這些人或許能因此得到安慰。”
“人們太想相信樂觀者了”
對人生大問題的悲觀回應並不流行，這大概不令人意外。不流行是因為難以接受。人不喜歡聽到壞消息，至少不喜歡聽到自己的或親近之人的壞消息。實際上，收到壞消息時，一種普遍而廣為人知的回應就是否認。但人類還有其他多種應對機制。例如在巨蟒組的電影《萬世魔星》的最後一幕裡，布萊恩被釘死在十字架時，就(語帶譏諷地)這樣勸告我們：“要看生活的光明面。”
《萬世魔星》
此外，人們會發明合理解釋，會讓自己分心，還會編造令人振奮的(宗教的或世俗的)敘事，這類敘事要麼盡力解釋殘酷的現實，要麼提供對更光明的未來的希望，而希望若不在此世，就在來世。
但重複樂觀消息的強烈衝動反倒顯出這些消息有點不夠安撫人心，在最黯淡的時世尤其如此。重複“好消息”之所以必不可少，彷彿正是因為它與世界的面貌殊不相符。
雖然樂觀者對生命大問題有自己的回答，但那些回答並不正確，或者說我將為此給出論證。人們相信樂觀者的答案，這時就也會相信樂觀者，但那是因為人們太想相信樂觀者，不是因為他們給出了強有力的論證支持了自己，讓我們必須相信他們。
我曾在引論中說，若某種看法對人的境況的某個元素做了負面色彩的描繪，我就稱之為悲觀，而若某種看法對人的境況的某個元素做了正面色彩的描繪，我就稱之為樂觀。具體到某一情形，悲觀與樂觀看法哪個更準確，我這種用詞對此並不帶有傾向性。
這種用詞並不從定義上把樂觀者說成是描繪了過分美好的畫面，抑或把悲觀者說成是對世界有過分黯淡的看法。稱某種看法為樂觀還是悲觀，取決於它是一幅美好的畫面還是黯淡的畫面。至於某種看法是否過度地美好或黯淡，抑或它是否準確，則是要分開來談的問題。
所以，某種看法之為悲觀，本身不該成為贊成或反對這種看法的理由(當然對樂觀的看法也一樣)。事情是怎樣就是怎樣，而最好的論證支持某些評價，不支持另一些評價。事情有多好，就應該被視為有多好，有多壞，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它有多壞。當我們有充分理由樂觀時，悲觀就屬於誤判，而當我們有充分理由悲觀時，樂觀就屬於誤判。
例如，一個年輕人身體健康，而且不面臨特殊的危險，那麼他對自己活到下個生日的前景持悲觀看法，通常就屬誤判。他死於這次生日前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很小。相反，同樣是這位年輕人，他若對自己成為百歲老人持悲觀看法，那就是正確的悲觀。活到那個歲數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因此，悲觀和樂觀都無法籠統地加以辯護。我們對一些事應該樂觀，對另一些事應該悲觀。我已經論證，看待人的境況需要一劑悲觀態度的猛藥，不過，也存在有限的樂觀態度的餘地。例如，雖然宇宙性意義無法獲得，但並不能由此得出，任何事情從任何角度看都不重要。
有些事情是重要的，儘管並非在永恆觀點下重要。關愛家人、看護病人、教育孩子、緝拿罪犯、打掃廚房等等事情，從宇宙角度看都不重要，但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若不做這些事，當下及近期內人們的生命都會比做了這些事的情況糟糕得多。
我們的生命從某個有限的世間角度看有意義，對此，我們應該抱持一定的樂觀，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對更大的圖景樂觀。我們不應該認為，我們的生命所能有的意義多於其實際上所能有的意義。我們也不應該以另一種想法麻痺自己，即認為由於更廣闊的意義無法獲得，所以具有這樣的意義不是好事。
《百年酒館》
為什麼排斥悲觀？
“趾高氣昂”的悲觀者與“虛張聲勢”的樂觀者
即使悲觀的看法是恰當的，大多數人還是會排斥，而所涉是對人的境況的某種根本上悲觀的看法時，更是如此。對很多人來說，真相完全是難以承受的。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各種強化樂觀態度、削弱悲觀態度的嘗試，有的微妙，有的直白。
首先，很少有人喜歡愛抱怨的人，正是因此我們才有“你笑，世界就和你一起笑，你哭，你就一個人哭”這樣的格言。有很大的社會壓力讓我們裝出勇敢的面孔和快快樂樂的樣子，這種壓力常常是未加明言的。當然，並非所有悲觀者都顯得滿腹牢騷，但悲觀看法如此經常地隱藏起來，不為人所見，這隻會減少人們接觸這類看法的機會，使這類看法愈發顯得反常。
第二，悲觀被認為是過度消極甚至常是病態的。悲觀有時的確是這二者之一或二者兼有，但並不總是如此。有時候，樂觀看法不準確，悲觀看法才準確。這正是我關於人的境況所論證的觀點。此外，樂觀也能達到病態的程度。當然，關於什麼構成心理病態還有一些爭論，但如果妄想狀態(不論在人群中有多普遍)和適應不良的行為可以作為診斷的一部分依據，那麼“躁狂的”樂觀狀態有時是能與此相符的。
第三，悲觀有時被當作一種“硬漢”態度而遭無視。這種想法認為悲觀者是在說“我夠堅強，能正視事實”，而“你們樂觀者都是弱雞”。這種指責是帶有偏見的。把一種態度稱作硬漢是貶損的說法，表示這種態度是在逞強，而非展示勇氣和智性誠實。
因此，問題在於是否能合理地把悲觀態度說成是逞強。我認為不能。畢竟，悲觀態度是在哀嘆這糟糕的人的困境，體察這世上的巨量苦難。用“硬漢”一詞形容能體恤人心的嘆惋者，聽上去明顯是個誤用。這個詞用在假裝一切都好(而其實不好)的看法上才算合適得多，更不用說用在認為悲觀者不應該再哭哭啼啼的人身上。
這不意味著沒有趾高氣揚的悲觀者。然而，也有些樂觀者，他們的逞強至少達到了最為“硬漢”的悲觀者的程度。比如，想想某部圍繞樂觀與悲觀主題的論文集的下述獻詞：“獻給我的父母，他們一直相信我，還教給我一個道理：只要足夠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言下之意是，失敗意味著不夠努力。而形勢與人作對的可能性(以及有些情形下無論多麼努力都達不到目標的可能性)就被這種樂觀態度忽略了，有人也許覺得這種樂觀是虛張聲勢。
《百年酒館》
如何回應人的困境：
夾在生死之間的，是對意義的一場拼爭
我們應該如何回應人的困境？一種顯而易見的回應是不再製造新人，從而不再讓困境持續下去，因為新人一旦出世，必不免於同樣的困境。每次出生，都是一次等待中的死亡。每當聽說一個孩子誕生，你必須明白，這個新人的死去是遲早的事。夾在生死之間的，是對意義的一場拼爭，和為抵擋生命苦難的一通孤注一擲的努力。這就是為什麼關於人的困境的悲觀看法會引向一個反生育的結論，即我們不應當生育。
誠然，生養子女有助於應對人的困境。子女是創造一些世間意義的途徑之一。而且，子女還可以提高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人的生命質量。但是，這不能用來為生育正名。之所以如此，次要的理由在於創造意義、提高生命質量還有其他的方式。
更重要的理由是，為了獲得這些好處而造出小孩，算得上參與了一場生育上的龐氏騙局。每一代人都造出新一代人來緩解自己的境況。這像所有龐氏騙局一樣無法好好收場。不可避免，總會有最終的一代。而最終的一代越早來臨，就越少有人被強加生存並因此被強加人的困境。
是否生育的決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還需要問問，回應人的困境有什麼別的方式。我們可以避免造出新人，但我們自己已然存在。對於我們身處其中的困境，我們該做點什麼？
《百年酒館》
由於最激烈(因而也最有爭議)的回應是了斷自己的性命，我闢了專章考察自殺。我為自殺這種回應提供了一份非常有限定的辯護。當生命質量差到讓生命不值得延續時，自殺是一種理性的回應，乃至是唯一的理性回應，除非他人的利益足夠強，能蓋過一個人(在全盤考慮下)對死的慎思關切。我否認了永恆觀點下的意義缺失能提供結束自身生命的合理根據。
對於一切意義的缺失，甚至是世間意義的缺失，最佳的處理方式不是了斷自己的性命，而是努力為自己的生命賦予一些意義。在賦予意義上的無能為力，也很可能是一個影響因素，影響到任一思慮自殺的人對生命質量進行的必要評估。
然而，自殺不是唯一的回應方式。實際上，自殺只回應了人的困境的某些方面。自殺可以處理生命質量惡劣的問題，它移除了這種境況下繼續生存的負擔。但自殺通常不增添意義，10儘管它能消除對自身生命無意義的感受。最最顯見的是，自殺解決不了死是壞事的問題(即使在全盤考慮下死並不壞)。相反，自殺加快了這種壞的來臨。
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其他的回應方式。某些方式在被採用時，並沒有被明確當成是回應，因為採取它的人對人的困境並沒有自覺的認識。也許此人自覺認識到悲觀者認為存在著人的困境，但其回應則是去否認困境。一系列實質性的樂觀態度就這樣構成了對人的困境的一類回應。我在前面幾章裡考察了這些樂觀回應，並論證了為什麼我們應該拒斥它們。
當然，我的論證並不預設我們應該拒斥不真的看法。對這一預設，可以用如下主張回應：即使樂觀態度的斷言為假，也有很好的實用主義理由接受樂觀態度。畢竟，樂觀使生活安逸了很多。樂觀有助於一個人面對人的困境的一切恐怖真相，這樣就減輕或緩和了困境。即使人的困境當中較為客觀的要素無法避開，至少我們應能免遭那些可以避開的主觀要素的侵襲，而這些主觀要素就包括對客觀要素的感知。
我們需要更仔細地思考這種實用主義論證包含什麼。這種論證用來為他人的樂觀信念辯護時是最有效的，因為如果某人真心相信樂觀看法，其助益效果會最為明顯，但是，提出實用主義論證的人則無法完全相信樂觀看法，因為這些人知道那只是一種安慰劑。因而它也許會作為另一番論證的基礎，用來支持用樂觀的世界觀培養孩子，或遷就有這種世界觀的人。然而如我在第1章所論證的，樂觀態度不是無害的鎮痛劑。它雖然撫慰了樂觀者，但對他人會產生有害的效應。
如果用實用主義論證來為一種分隔式樂觀態度辯護，上述有害效應會減輕，但也無法完全避免。這樣的樂觀者可能會說：“我能認識到人的困境。它的確很可怕，但我想採取一種樂觀看法幫自己應對。我會在潛意識裡繼續對困境有所察覺，但會把那些思慮分隔開，至少努力去分隔開。”
這個觀點就沒有那麼不合情理，因為它認識到了困境，以求正視現實，同時也尋求某種解脫。我們可以把這種回應稱為“實用主義樂觀”。這種回應引人擔憂的地方主要在於分隔能不能有效維持住。這裡有兩重危險。一個危險是，在樂觀態度籠罩下，對困境的認識會黯然失色，乃至樂觀態度會不受抑制，變得更加危險。舉例來說，如果某人忘記了人的困境，他就可能去造出更多的人。與此相對的危險是，若把悲觀態度記得足夠牢，則會抵消樂觀態度的正面效應。
也許有人能在這兩種危險之間駛出一條航路。不過對於能力強的航行者，還有另一個更可取的選項。與其在樂觀與悲觀之間行駛，我們完全可以擁抱悲觀看法，但又航行於自己生命中的悲觀潮湧之間。完全可以既做一個旗幟鮮明的悲觀者，但又不整天沉溺於這些思緒。這些思緒也許會常常浮現，但我們可以忙於種種創造世間意義之事，提高生命質量(為自己、他人及其他動物)，並“拯救”生命(但不創造生命！)。
我把這種策略稱為“實用主義悲觀”，它同樣使人有應對的能力。像實用主義樂觀一樣，這種態度也力圖減輕而非加重人的困境。但是，它比實用主義樂觀更可取，因為它保留了對困境毫不含糊的認識，不會為了讓困境與樂觀並存而把困境分隔開。這種態度容許從現實分心，但不容許對現實的否認。它使得一個人的生活不會像任由自己被困境壓垮的情況那麼壞，不會那樣終日沮喪、無法生活，但這種態度也並非不能容納一個人在某些時刻或時段，對自己的被迫接受不可接受之事感到絕望、氣憤或發出抗議。
雖然我把實用主義樂觀與實用主義悲觀說成是對人的困境的兩種(不同的)回應，但這是一個簡單化的分類法。例如，對現實的否認，與從現實分心，兩者並沒有截然的區別，這尤其因為“否認”一詞是有歧義的。
“否認”一詞可以在字面意思上使用，但有時也有更為比喻性的用法，即我所說的分心。於是實際上，從徹底陷入妄想的樂觀，到有自殺傾向的悲觀，整個範圍內有各種各樣的回應。自殺在絕境中或許是更可取的選項，但若沒到那個地步，我還是推薦大體從實用主義悲觀的區域內選出一個回應。
有些悲觀者可能認為，對人的困境的恰當回應比我所推薦的要更極端。他們可能會主張，我們應該直面自身的困境，不從困境的恐怖上分心。然而，我看不出要求我們持這種立場的理由何在。直面現實是一項優點，但不是唯一的優點。請想象一個人患有不治之症，估計幾個月就要死去。能認識到這個事實並加以認真思考，這對她是好事，但如果一心與迫近她的死亡對峙，以至於不肯跟家人、朋友共度時光，怕後面這樣就算是從思忖即將到來的死亡中分心，那就不好了。
把整個一生用來思考自己的困境也一樣不好。實際上，難以想象一個人如果那樣一門心思，還怎麼可能過上無論怎樣的一生。那樣就要停止工作和進食，因為這些畢竟也是(或可以是)令人分心的事情。
我勾勒了對人的困境的各種可能回應，推薦了其中的一些，拒斥了另一些，而這時，我並不無視人和人在性情上的差異。有些人的性格天生陽光，另一些人則更容易有灰暗沮喪的心思。讓人緩和自己的本能反應是很難的。對陰鬱的悲觀者，你可以為了他好，建議他到別的事情上分分心，但這說來容易做來難。同樣，你可以對樂觀者提出不知多少論證，但傾向於樂觀的性情也許就是根深蒂固，使他的樂觀態度即使不是無法矯正，至少也難以應付。
除了人的困境以外，人類個體也有自己的個人困境，有些人的困境比其他人更嚴重：同等條件下，窮人的狀況不如經濟條件優渥的人，病人的狀況不如健康人，面貌醜陋者的狀況不如好看的人，最陰鬱的悲觀者的狀況不如其他人，包括不如有能力駕馭悲觀態度對生命的負面影響的悲觀者。
冷眼細看人的困境，我們會看到一幅令人不悅的圖景。然而，強大的生物本能會阻礙我們充分認識人的困境的糟糕程度，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人在大部分時間裡能把它成功地拋諸腦後。這是福也是禍。無知是人生的止痛劑，但那些不能充分感受人的困境有多沉重的人，也將是困境向新的世代傳播的載體。
《布萊克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