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一到家，爱人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尽其所能，烧一手可口的好菜，让儿子一饱口福。不大的功夫，儿子平时最喜欢吃的几道菜就热腾腾地端上桌子，要是放在我小时候，在这阴沉了多日的天气下，烧上这样的饭菜，恐怕不仅费时，而且还费力。
那时的农村，真的是太穷了，穷得你即时有好吃的佳肴，却没有了柴草烧。柴草，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大概七岁左右的时候，就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筢草，我帮他们一堆一堆地抱到一起；他们用锄头翻起巴根草，我用木槌帮着捶下粘连的泥土，好让草早早晒干；他们在松树下筢松毛，我就帮着摘松果；他们在石缝里砍草、砍杂树、砍滕条，我就帮着抱到石头上翻晒……。到了自己能拿半个工分的时候，就扛着绑着筢子的扁担和绳子，带着柴刀，不管春夏秋冬，和小伙伴们就穿行在田间小道上、山岭沟壑间，一切有草的地方，或砍或筢，可谓是寸草不留，每当我们挑起比自己还高的柴草，或穿着草鞋或赤着脚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时，自豪感油然而生，一天的收获不仅让自己满意，也让父母满意，特别是走到生产队社员集中的地方，故意将肩上的扁担抖抖，富有弹性的扁担在肩膀的作用下，忽上忽下，再沉重的担子此刻也变得轻松，谁家的孩子谁有数，每当父母看见我逞能的样子，便心疼不已，往往从齐膝的水田里，踩得泥水四溅，爬上田埂，从我的肩上接过担子，一个劲地埋怨，此时，我就像现在的孩子考了满分一样，那种得意的样子，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好意思。
那时弟兄多，父母们整天忙于生产队的农活，只有我们是自由自在的，但收集柴草却是我们的必修课，一如现在孩子的家庭作业，也就在我们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下，草垛越堆越高，旁边还摊放着新砍的草，邻居家偷懒的孩子往往自惭形秽，他们的父母也常常觉得很没面子。一放学，我立即放下书包，淘米洗菜，烧锅做饭，天睛，还好，随便抱一捆草便能将一顿饭烧好。最难受的是遇到久雨不睛的天气，不干的草塞进灶膛里，只见冒烟不见旺火，吊在低矮屋檐下用陶土烧成的烟囱飘出浓浓的白烟，在屋檐下久久不散，一阵风吹来，又从厨房上由几根杂树木棍撑起的窗子里钻进，满屋是烟，天阴偏遭连夜雨，平时农村人都很忙，只有天阴下雨时，才有功夫串串门，热情的父母总是热情地挽留每一个来家的亲朋好友，这下可好了，父亲要陪着来人聊天，母亲要忙着备菜，烧火的事自然就落得我的头上，不干的草塞进灶膛里，一不小心，便将刚刚燃起的火苗扑灭，我只得用火钳挑起草，鼓起腮帮，起劲地吹着，汗水、草灰、烟熏出的眼泪汇集在一起，就像舞台上的大花脸，人见人笑。由于气压低，烟在茅屋里四处飘荡着，呛得屋内所有人咳成一片，咳嗽声此起彼伏，站在灶膛上炒菜的母亲，在烟雾和热腾腾的水汽环绕下，揭起锅盖，俯下身才能看清锅中的菜是否熟了，熏了、咳了、累了，这都不算啥，最痛苦的是不能与客人共享在那时算得上是丰盛的饭菜。
参加工作后，一段时间吃食堂，也就渐渐忘了做饭。结婚后，又重操旧业，只不过是不用再烧柴草了，而改为蜂窝煤，较之以往，省却了不少事，但也不方便，炉门缝隙大小往往不容易掌握，晚上最后封炉的时候，过小，新换的蜂窝煤还没有点着就熄了；过大，不到半夜，煤就被烧完了，等第二天醒来，炉膛已经冰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得重启炉子，于是到处找枯树枝、小木块等一切易燃物，无风的日子只要划上一根火柴就能点着，然后架上一块蜂窝煤，打开炉门，手拿芭蕉扇，费力地扇着，火借风助，在阵阵刺鼻的浓烟引导下，火苗慢慢露出头，离上班的时间越来越近，偏偏它不愠不火，不管你怎样的急，也拿它没有办法。尤其是家中来了许多客人，你正忙在兴头上，火却不旺了，换上一块新的，需要等好长一段时间，碗筷摆好了，酒早已斟上，就等下酒的菜了。遇到这种情况是非常扫兴。
再后来，出现了罐装液化气，刚开始，只有有身份和有钱的人才用得起，一般人只能望“气”兴叹。好不容易找路子，托关系，在交了初装费，花了七百五十元买了两个液化气瓶和一个液化灶后，1996年终于用上了液化气。因为气源紧张，起初，还舍不得大手大脚地用，而只是用来救急的。很快，煤炉便淘汰了，每当骑着自行车，后座上用钢筋自制的挂钩或挂着空的或挂着充满气的，穿梭在充气点和家的路上时，偶遇拉煤的，便得意洋洋。那时，送气的还很少，住在五楼上，十五公斤的液化气还得自己扛到楼上，冬天还好，夏天，一罐气扛上去，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心扑嗵扑嗵地跳个不停。不长的时间，大街小巷里到处是液化气充气点，竞争十分激烈，价格放开后，气便慢慢便宜下来，为了拉到更多的客户，开始出现了免费接送液化气罐的业务，至今还没有歇业，只不过，充气的数量和质量一直为人所诟病。
现在，省去了液化气瓶搬进搬出的劳累，用上了天然气，只要一打开灶头开关，蓝色的火苗均匀地跳动着，任你煎炸炒煮，肆意地发挥着自己的厨艺。可惜，来家做客的人却越来越少，主人的激情也不似曾经岁月中那样的澎湃。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让我们有机会享受更多，但亲情也失去了不少，怎样地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有待我们每一个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