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通快遞停工 員工被放假

近日,有消息曝出,國通快遞已停工放假,並流傳出一張“停工放假通知”。通知表示:“我司由於2018年下半年以來,經營困難,公司嚴重虧損,目前已經處於停工狀態,為此,我司為回覆正常生產經營做了大量努力,但預計在未來我司仍將長期處於停工狀態。”落款為國通快遞人事部,蓋章用的是“上海紅樓快遞集團有限公司”。

國通快遞停工 員工被放假

對於這一消息,記者致電國通客服,但客服電話提示音除了“快件查詢請按1,快件跟蹤請按2”外就是無限的等待音樂,就算按1或者2也沒有任何別的回應……在國通官網上下單寄件處於下單失敗的狀態,今天(3月27日)11點54分記者在官微完成下單,截止發稿未有快遞員聯繫取件,官微也沒有任何回應。

前有如風達全面停止業務,如今國通快遞也不“通”了,這個3月可謂“黑色三月”。

背靠一家實力超群得上市公司的國通快遞走到如今這一步,讓諸多業內人士倍感驚訝:秉承“誠信、擔當、超越、共贏”價值觀的國通快遞到底經歷了什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其走到這一步呢?不防先來梳理下國通的發展歷程。

國通快遞的“前世今生”

國通快遞原為2003年12月成立的上海希伊艾斯快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希伊艾斯快遞”),是一家網絡覆蓋全國的快遞企業,其擁有先進的全球POD追蹤查詢系統,在上海、無錫、杭州、溫州、南京、北京、廣州等地投資建立了直屬總部的轉運中心和區域管理中心,發展速度可謂驚人,也曾一度謀求上市。但在2012年6月,由於投資人突然撤資導致希伊艾斯快遞受資金鍊影響瀕臨倒閉,眼看著希伊艾斯快遞建立的“快遞王國”就要轟然倒塌,當年7月,紅樓集團董事長朱寶良成為“接盤俠”,出資併購了深陷財務危機希伊艾斯快遞,後改名為國通快遞。

國通快遞的橫空出世可謂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在快遞業第二梯隊中備受關注。朱寶良在他橫跨零售百貨、專業市場、金融投資、精品旅遊、賓館飯店、高檔房產和電子商務等多個業務版塊中又增加了快遞物流。彼時,朱寶良對媒體表示,在未來3至5年內,紅樓集團將向國通快遞投入資金20億元,如果做得好,還將推進其上市。不可謂不意氣風發。

在紅樓集團接手後,大量的資金注入國通快遞,如此背景下國通快遞過了一段比較好的日子,經營狀況有所好轉。但國通快遞並沒有朝著朱寶良預期的方向發展。當時的通達系快遞跟隨電商大潮著重發力C端,迅速地發展起來,而國通快遞經營業務則比較雜,包括B端、C端,甚至還有很多同行快遞轉接件。在快遞發展的黃金階段,國通快遞無論是從業務量還是品牌知名度方面,明顯都落後了。有數據顯示,國通快遞業務量從2016年單日百萬票跌至2017年的四五十萬票。

當年的3月份,國通快遞被曝出“欠債”危機,又頻頻登上快遞業服務質量“黑榜”。朱寶良不得不親自坐鎮國通澄清謠言。隨後,國通快遞高層“換血”重組的消息再次向業界投下一顆“重磅炸彈”。

在2017年5月21日,國通快遞突然在官網發佈了一則公告:經國通快遞總部研究決定,免去廖國樑同志上海紅樓快遞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職務。廖國樑的“出局”,率先吹響了國通高層人員變動的號角。要知道,在同年3月27日,廖國樑仍出席了朱寶良親自主持的華東五省聯動會議,並且在會議上做發言。

同年的7月1日,國通快遞2017年全國省公司年中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新的管理團隊正式亮相,主要有總裁嚴曉燕、副總裁胡永衛、副總裁嚴建華、副總裁盧紅彬等。2017年的國通快遞似乎沒有片刻寧靜,也正是這一年,成為其發展的轉折年。

朱寶良也意識到了問題,在2017年底的一封題為《堅定投資浴火重生——致國通快遞的公開信》中,他總結性地表示:“國通快遞在過去5年的發展中,走了一些彎路,出了一些偏差,犯了一些錯誤。但是通過摸索,找準了未來的戰略定位,明確了未來三至五年的規劃。”他當時也表示未來只做三件事情,一是戰略投資者的引進,二是固定資產投入,三是股權改制和激勵方案。

2018年1月4日,國通快遞在上海召開2018全國網絡大會,並於當天啟用全新的LOGO,對國通品牌進行全面升級。當天,國通快遞副總裁盧紅彬的發言可謂振奮人心:“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國通快遞已開始全面變革,短短几個月,國通快遞逐漸變為一家越來越溫暖的快遞公司,一家越來越有凝聚力的快遞公司,國通全網開始展現出朝氣、銳意進取和勃勃生機。國通‘標準快遞’的戰略密碼讓全網充滿了希望和信心。 ”

而短短一年後,國通快遞就“停工放假”。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國通快遞走到今天這一步?

先從企業內部來講:

服務“硬傷”

在近幾年國家郵政局發佈的郵政業消費者申訴情況通告中,國通快遞成為“黑榜”常客。以2018年6-12月為例,這7個月國通快遞有效申訴率均遠遠高於全國(快遞企業每百萬件業務量中發生有效申訴問題的件數)。6-12月國通快遞有效申訴率分別為6.02、4.76、3.53、5.87、13.74、23.59、15.25,而同期全國快遞服務有效申訴率分別為1.11、1.11、1.03、0.95、0.9、0.85、1.61。而消費者主要投訴也集中體現在投遞服務、快件延誤和快件丟失短少等方面,這對國通快遞品牌形象是一記重擊。

儘管在2018年初其提出了品牌升級、服務升級,但這似乎沒有落實到位。在這個消費多元化的時代,只有想方設法贏得消費者的“芳心”才能佔領市場,而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便是其中一大途徑。無論背後靠山有多強大,資金有多充分,都需要經過市場考驗。

管理紕漏

早在2016年,《電商報》就曾報道,國通鄭州分撥中心因為造成員工工傷而拒絕賠償,導致網點停運一週。隨後,國通總部放任山西太原的加盟商“跑路”,致使山西郵政管理局發函干預,直至2017年,國通發往山西的快遞仍極不穩定。此外,2017年2月國通快遞西安網點再因員工鬧事罷工而停運一週。

同年2月,國通快遞北京分公司大門遭班車司機圍堵,事件緣由為國通一直拖欠司機們的班車費(班車費即分揀中心之間的幹線運輸或者省會到二三級城市的省內運輸,大多外包給第三方車隊或者個體司機)。

這系列事件後,國通快遞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隨後國通快遞迅速通過官網發佈聲明,直指有關媒體的報道嚴重失實。然而媒體關注仍未停息,直到朱寶良親自坐鎮國通快遞併為之發聲,輿論才逐漸平息。

發生在國通快遞的事件暫且不論誰之過,但其經營管理出現的紕漏是值得深思的,否則也不會出現網點停運、員工罷工、服務不穩定等問題。

頻繁“換血”

從上文的梳理中不難發現,2017年國通快遞經歷管理層大“換血”,其實這樣的大變動對國通快遞而言很常見,從2012年重組至今,國通快遞中高層管理團隊人事更迭頻繁。紅樓集團投資這些年裡,國通快遞管理層就經歷了原有高管留任、聘請職業經理人、朱寶良親自上陣並退出、洪一丹成立新的管理團隊等四個階段,團隊管理問題已成為影響國通快遞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紅樓集團對國通快遞在實體業務方面的支持乏善可陳。從紅樓集團的官網上可以看到,紅樓集團的業務覆蓋零售百貨、金融投資、旅遊、電商等優勢資源,但我們鮮有發現紅樓集團將這些既有優勢與國通快遞相結合,推出新的業務或是新模式。

再看外部環境:

市場集中度提高。這幾年,我國快遞業發展迅速,三通一達、德邦、百世等先後上市,並開始轉型升級為綜合物流服務商,在提升服務的過程中全面發展自身業務。如此一來,一輪又一輪的兼併整合在行業出現,市場集中度越發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價換量”對於二三線快遞企業而言肯定不是一條好的“出路”。

因為在網絡建設、融資、業務拓展等方面,它們都難以與一線快遞企業相抗衡,正面競爭太“傷己”,所以深耕細分領域、加速轉型升級等成為它們獲得消費者“芳心”、並在市場上佔得一席之地的“法寶”。儘管2018年初國通快遞董事長洪一丹在全國網絡大會的講話裡表示,國通要做一個學習型企業。新管理團隊上任後,重新定義了企業文化,成立了國通商學院等一系列變革。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似乎並沒有產生很好的效果。

資本開始迴歸理性。2018年開始資本市場開始遇冷,這對於需要資本持續輸血的企業而言,比較“難過”。一位業內人士表示,資本遇冷其實也可以反映出資本在經過“野蠻”增長後逐漸迴歸理性,從廣度型投資走向深度型投資。前幾年快遞物流行業曾出現過多輪大規模投資,但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鉅額融資事件越來越少,因為資本基本都流向了行業或者是不同領域的頭部企業,且趨勢越來越明顯,而這些企業都有一個共同點——高成長性。而國通快遞的成長性明顯偏弱,這對於資本市場而言,是比較難以獲得其他資本看好的。

市場精細化、專業化越來越高。快遞物流是供應鏈上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供應鏈的加速整合會帶動快遞物流企業更深入地融入供應鏈競爭中。因為,每個快遞物流企業都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具備競爭實力。快遞物流企業的關注點是貨在哪裡,而供應鏈關注點之一是誰來承運成本最低。因此,對於快遞物流企業而言,它們最好的出路就是找準自己在整個供應鏈上的定位,並融入相應的供應鏈,成為專業服務的提供者。當下,越來越多的快遞已經開始卡位,順豐發力航空、德邦發力大件快遞……但顯然,在這個過程中,國通快遞並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

朱寶良曾在採訪中透露,未來國通既不會走順豐的路,也不會成為“通達”,而是要利用幾年來重金打造的國通網絡搞顛覆式創新,自己有品牌、有許可、有資金,不會讓大家等待太久。確實,市場沒有等太久,但等來的卻是如今“受困”中的國通快遞,這與朱寶良曾經的願景似乎有點“背道而馳”。

看到國通快遞如今的處境,不免讓人感到惋惜。但當下快遞業整合兼併大潮已至,趨勢不可逆。大浪之後,留下來的請繼續把握各種發展契機做大做強,而被沖走的也該好好反思其中原因,他日載夢歸來。

文中部分資料來源《電商報》、《中國經營報》、國通官網、紅樓集團官網等

來源/物流時代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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