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普京和特朗普來了一次“投桃報李”


疫情之下,普京和特朗普來了一次“投桃報李”

疫情之下,普京和特朗普來了一次“投桃報李”

文/楊成

近來,俄羅斯新冠疫情急劇惡化並進入大爆發階段。截至4月20日,俄羅斯累計確診病例已經高達47121例,較一週前翻了一番。更關鍵的是,俄羅斯無症狀感染者比例較高,疫情中心和重災區所在莫斯科,目前這一比例已攀升至60%,留下了巨大隱患。

種種跡象顯示,俄羅斯的疫情高峰尚未到來,接下來疫情在全俄蔓延和流行的態勢日益明顯,俄羅斯各聯邦主體的抗疫壓力正在顯著增大,醫療物資供應不足的矛盾可能進一步突出。在此情況下,俄羅斯與美國圍繞疫情及其次生影響而展開的頻繁互動,折射著大國關係重組的新動向。

“投桃報李”

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和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版圖以來,俄美關係一直在低位徘徊。2018年7月16日在赫爾辛基舉行的美俄峰會,一度被認為可能給俄美關係正常化創造機會之窗,但此後兩國關係的走向表明,雙方本就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及由此產生的路徑依賴短期內很難被打破。美國對俄羅斯的指責和制裁清單在不斷增加,俄羅斯的持久反擊進一步加劇了以對立、對抗為基本面的俄美矛

盾。

俄羅斯政府一直沒有放棄改善對美關係的基本立場,只是此前的國際大環境和兩國國內小環境在總體上都不利於俄美關係的正常化議程。尤其是美國國內掣肘特朗普的政治力量和根深蒂固的反俄排俄思潮的結合,讓同樣試圖修正對俄關係的特朗普政府無能為力。這樣一來,高頻次競爭和低烈度對抗,儼然成為了俄美關係的新常態。

在這種情況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反而正在為俄美關係改善提供一種非傳統的戰略機遇。在美國進入大流行階段後,俄羅斯總統普京敏銳地捕捉到了打破俄美關係障礙的微妙時機,於3月30日迅速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向其表達援助美國抗擊新冠疫情的良好意願。

一天之後,俄羅斯就極其高效地安排了一架滿載醫用口罩和醫療設備的軍用運輸機飛往美國,邁出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醫療外交第一步,也得到了華盛頓的正面回應。4月3日,俄羅斯又將和美國在亞太地區核心盟國日本的專家聯合研發的新冠病毒檢測系統提供給美國,進一步釋放改善對美關係信號。

同樣是由於新冠疫情,俄美兩國元首因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圍繞石油減產問題很快又於4月11日互通電話。正是在特朗普的介入和干預下,莫斯科最終接受了沙特倡導的減產協議。最關鍵的是,美國的居中調停還產生了一個可能具有長期戰略影響的新的非正式機制。俄、美、沙特三方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很有可能成為國際能源領域最年輕但又最具影響力的新機制。

在俄羅斯疫情告急之際,特朗普政府也開始反打合作牌,藉此重塑美俄關係的戰略意圖更加清晰。4月14日,連續16年擔任俄羅斯外交部長要職並繼承了前蘇聯外交家“不先生”雅號的拉夫羅夫透露,特朗普在最近一次和普京通話時指出,美方願意向俄提供醫療援助,將美國投桃報李的善意公之於眾。4月16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什科夫明確表示,莫斯科必要時將接受特朗普有關向俄方提供包括呼吸機在內的醫療設備的提議。4月19日,特朗普進一步表示,美國對俄羅斯施加制裁並不妨礙他與莫斯科的良好關係。

難以實現的俄美關係正常化

於俄羅斯而言,藉助疫情外交推動俄美關係儘快正常化並非新招。相反,利用危機重新調整對美關係,恰恰是俄羅斯外交的常規做法。

蘇聯解體後,在俄美關係幾次週期性變化的關鍵節點上,莫斯科利用美國利益受損而營造俄美關係改善良機的戲碼曾一再上演。最經典的莫過於普京在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後第一時間致電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在表示慰問的同時還主動倡議和獨聯體其他相關國家開放領空,以便美國和北約部隊進入阿富汗反恐,拉開了國際反恐聯盟的第一幕。而在此前,俄美關係還在因美國空襲南聯盟、北約東擴和俄羅斯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等而深陷波谷之中。

相較於後冷戰時期的其他幾次主動設置議程,普京當局這一次的聯合抗疫外交有可能會收穫和“9·11”事件時類似的成效。

2015年,俄羅斯曾經主張建立包括美國在內的廣泛的反“伊斯蘭國”(IS)聯盟,以部分化解俄美在敘利亞問題上引發的激烈競爭,但並未得到美國的積極回應。當時俄美未能化危為機的重要原因似乎在於,IS對於美國本土安全的威脅沒有重要到需要美國重新審視對俄關係的程度。正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寧注意到的,二戰期間美國在關鍵時刻加入盟國一方,改變對蘇聯立場的前提,正在於日本突襲珍珠港直接危及美國的核心利益。

儘管認為自己和美國及其統領的西方一樣都是冷戰的勝利者,但普京當局十分清楚,後冷戰時期的俄羅斯在綜合國力較量上已經難以和美國相提並論,而只能在部分議題、領域中發揮不對稱的影響。缺乏制約美國的國家權力決定了調整俄美關係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華盛頓一方的手裡,俄羅斯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求止損而非獲益。無論是俄羅斯以鬥爭求合作,還是主動拋出橄欖枝,最終都要通過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標準化測量。在此情況下,促使美國精英形成共識是一個先決條件。

此前,美國國內建制派力量沿襲了冷戰時期形成並固化、後冷戰時期仍未徹底消解的歷史慣性認知,視俄羅斯為主要戰略對手。在同俄羅斯、中國進行兩線競爭仍是美國內政治力量主流戰略思維的情況下,始終有足夠意願修復俄美雙邊關係的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多少牌可以打,只能維持奧巴馬政府擬定的制裁框架並根據實際需要修修補補。俄羅斯意識到,沒有其他因素的衝擊,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被取消以及俄美關係的正常化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美之間的關鍵平衡手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給美國國內安全和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沖擊,美國國內輿情對前期疫情處置不當的特朗普政府和他本人都極為不利,與之伴生的經濟影響更是給本來今年連任有望的特朗普增添了難以預料的變數。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冠疫情都已經是一場破壞力極強的綜合性危機。這意味著,華盛頓很難對莫斯科釋放的醫療援助善意置之不理。僅就這一點而言,普京又一次把握住了偶然生成的“疫情外交”機會。

更關鍵的是,俄羅斯戰略界的主流判斷都傾向於認為,中美關係才是塑造新時代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在俄羅斯看來,與中美兩國日益增長的戰略矛盾及各自代表的兩種發展模式的激烈競爭相比,只有利益差異而沒有意識形態對抗的俄美分歧並非核心衝突。這也就意味著俄美關係並非永遠不可調和。而國際大環境和兩國國內小氣候的變化,完全有可能導致全新的俄美關係出現。

應該承認,俄羅斯的戰略盤算有其合理性。2009年,奧巴馬政府選擇忽視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而與俄羅斯“重啟”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緣由正是中國的崛起。如果可以因此讓俄羅斯在中美競爭和衝突中保持相對中立,對華盛頓而言就是巨大的勝利。對俄羅斯來說,扮演類似中國在塑造冷戰格局的蘇美中戰略三角關係中的角色最符合其核心利益。

親克里姆林宮的智庫專家曾經表示,在中美競爭、對抗乃至局部衝突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俄羅斯將擁有前所未有的戰略優勢,贏得莫斯科的支持將意味著天平最終將倒向何方。在此意義上,克里米亞“迴歸”只是意外地中斷了俄羅斯在其想象中的中美新兩極結構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歷史進程。

毫無疑問,以普京為代表的精英無法忍受俄羅斯淪為二流大國或地區大國的角色,對強國地位一直孜孜以求。儘管實力處於下降期,但俄羅斯更期待的是由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共同構成的三極格局,而非一個擁有相對獨立角色但整體上不得不附屬於中美競爭的新兩極體系。至少在此框架內,俄羅斯可以保有對美、對華的對等地位。

在這種理想情境難以實現的情況下,俄羅斯至少需要在中美不可避免的競爭大局中根據情況的變化來不斷調整自身定位,與二者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等距離,謀求利益最大化,避免在國際事務中從主角淪為配角。

這樣一來,俄美兩國即便存在難以消解的結構性矛盾,但這一組對大國關係重組有著重要作用的雙邊關係,依然有可能在其他影響因子變動的情況下達成部分和解,甚至在特殊條件下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在目前中美關係衝突性不斷增強的大趨勢下,俄美關係重新設置全新議程的機會在增長,莫斯科期盼加大在面對中美兩方時的議價權的戰略考量已經初露端倪。最擅長均勢外交的俄羅斯,不可能放過這一難得的利好。

問題在於,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遠未終結,國際秩序重構、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權力轉移卻因此而不斷加速,一個全新的國際格局正在浮現。由於安全成本的顯著提升,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經受到重挫,國際關係的部分再主權化似難避免。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俄美關係會不會再度回到以敵友分明為特徵的冷戰框架內仍需觀察。但至少從俄羅斯的角度看,在不能構建起中俄美三極格局的情況下,確保獨立自主的外交、充當中美之間的關鍵平衡手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次優選擇。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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