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在我國曆史上源遠流長，在1897年它還就是一所比較有名的書院，規模雖小，確是當時中國最早實行近代科學教育的四所高等學府之一，主要以培養西學人才為宗旨，在1928年它才正式改名為浙江大學。
浙大對民主、科學的追求可以說是深深植根在求是學風之中，五四以來的許多許多學生運動中，浙大始終參與其中走在時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學生積極參與一二九運動，在12月11日聯合全杭州的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準備趕赴南京請願，當時的校長郭任遠是個卑鄙小人，竟然勾結當地軍警逮捕好幾個學生代表。然而胡亂的抓人使得局面更加難以控制，學生們對於校長的做法義憤填膺，用罷課的方式威脅政府辭去郭任遠的校長職務。
這次罷課時間長達一個月，最後蔣介石都不得不出面親自來到浙大安撫學生，為了緩和人心，他聽從秘書陳布雷的建議，任命竺可楨為校長，從此浙江在這位校長的領導下翻開了歷史新一頁。
竺可楨( 1890 —1974) 出生於文化底蘊很深的浙江紹興, 自幼飽受浙江傳統文化。, 他年紀輕輕就走向世界，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作為科學家和學者的竺可楨, 對於如何辦好一個大學沒有任何經驗, 也沒有系統地學習過什麼關大學管理的理論, 但他憑著一個學者的良知 、一個好校長必備的人格魅力和一個卓越領導人應有的膽識, 把浙江大學從一個地方性的學校引領至世界。
1935 年至 1936 年初, 國民黨官員郭任遠任浙江大學校長。可他完全是一個官僚，沒有一點學者的風範，郭在浙大奉行“黨政”及專制治 校政策, 大肆鎮壓學生愛國運動, 對進步教師也是進行排擠 、打擊 、報復, 將整個浙大弄得人心渙散, 引起廣大師生的無比憤怒, 因而浙大師生掀起了一場“倒郭”運動。國民黨政府迫於民主與政治 壓力, 不得不革除郭的校長之職, 謀求合適的校長人選 。最終只能將竺可楨推向風口，讓他臨危擔任浙大校長。
儘管竺可楨一直傾心於學術研究, 無心於政治, 他曾自認為“不善伺候部長, 委員長等, 且 亦不屑為之” , 但為了浙江大學的前途, 為了浙大 ———這一浙江文化教育的“中流砥柱”不 至於陷入“官僚之手”, 他還是受命於危難之間, 於 1936 年 4 月正式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之職 。他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相關要求，在爭得校長獨立用人權，政府不得隨便干預學校內部管理的許諾後，他才走馬上任。
竺可楨剛任浙大校長沒多久, 就開始投入延聘人才、建設校舍、擴充院系 、訂立規章、整肅校風等學校工作, 真可謂是嘔心瀝血, 鞠躬盡瘁。為了招賢納士, 他“三顧茅廬”將馬一浮請出山成為浙大美談;為了 擴建校舍, 他不辭辛勞日夜奔波不同校區勘察校址建築 ;為了籌集建校經費, 他不得不費盡心機落下面子向當局政要請款 ;為了加強對學生管理與引導, 他在全國高校中率先實施“導師制” ……竺可楨的鞠躬盡瘁, 換來的是浙大面貌的萬象更新。
1937 年, 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杭州形勢十分危急, 11 月中旬, 剛剛振興起來的浙大被 迫踏上西遷的征程。西遷的途中, 他帶領浙大師生租民房, 借校舍, 住廟宇, 睡草棚, 以蒼穹為 教室, 以大地為黑板 ……一路顛簸, 絃歌不斷, 艱辛地演繹著中國教育史上一個偉大的奇蹟 。 正如一位浙大校友所言, “上千的人, 馱著一個大學, 在烽火連天的夾縫中, 奔走萬里的路程, 歷 經六七省的地域, 世上的人們, 欽賞著他們的工作, 來通力合作, 漸漸增加著馱負的行列, 到二 倍, 到三倍, 到四倍;經過十年漫長的時間, 又憑著四千人的力量, 依然馱回來, 不能不算是五千 年來的奇蹟。創造這奇蹟的是竺可楨及其麾下的廣大師生。
竺可楨於 1936 年 4 月至 1949 年 4 月期間擔任浙江大學校長, 歷時 13 年之久, 是浙大校史 上歷任校長時間最長的一位 。在這 13 年中, 他帶領浙大師生, 走建德, 過吉安, 赴宜山, 抵遵 義, 顛沛流離, 行程 5000 餘里, 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著名的“文軍長征” ;在這 13 年中, 為了浙 大, 他顧不上喪妻失子之痛, 而四處奔波, 聘師招賢、籌集資金 、尋找校舍… …耗盡了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一段光陰( 46 —60 歲) ;在這13 年中, 竺可楨本來就不太“富裕”的頭髮, 變得更稀更白了, 面龐更加清瘦了, 但浙大卻由戰前的3 個學院 16 個系發展到 1949 年的 7 個學院31 個系 10 個研究所, 教授、副教授增加了 3 倍, 學生壯大了 4 倍, 並獲得“東方劍橋”的美譽!
在教育界很早有這麼一個共識：有一個好校長, 便會有一所好學校。20 世紀初, 具有現代 意義的大學在中國出現, 但它產生不久就達到了相當高的層次, 讓後人不禁產生許多“雖不能 至, 心嚮往之”的景仰與感嘆。歸其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擁有過蔡元培、竺可楨 、張 伯苓 、梅貽琦、馬相伯 、馬寅初等一大批傑出的校長 。中國近代大學教育起步雖晚, 但正如一些有識者所指出, 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起點並不低。這其中的原因很多, 一方面得益於中國固有 的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 更重要的還在於那時的大學校長所特有的辦學精神 。這種精神集中 體現在, 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力量為平臺, 在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 為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為中國現代大學的形成構建了雛形。
竺可楨在其大學教育生涯中, 他不僅要求學生要培養“明辨是非不徇利害”的精神, 而且他 以身示範用自己的實際言行告訴學生, 在生活和工作中, 他是如何做到“只顧是非、不徇利害” 的:親戚在浙大機關工作, 想搞特殊被他拒絕 ;朋友想利用他在浙大當校長之權力以謀一飯碗, 被他置之不理;浙江省主席、省參議會議長、建設廳長及本校個別教師說情照顧其子弟就學浙 大, 被他一律否絕;蔣介石 、陳布雷要他承認愛國學生運動領袖於子三死於自殺, 被他斷然拒絕 ……竺可楨在生活中之所以敢於直麵人情、世俗以及政治的壓力, 憑的就是這種“明辨是非、不恂利害”的氣魄與膽識!
在1939年2月4日竺可楨對一年級新生做了《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講話，他向學生們詳細闡述了什麼是求是，所謂的求是，不僅僅是埋頭讀書或者關起門來在實驗室裡做實驗，而是要有殺身成仁，刻苦耐勞的品質。要不惜為真理獻身。
他提出校訓後的第二天，日軍就出動18架飛機在浙大校舍內投下118顆炸彈，在如此艱險、嚴酷的環境，這位看似文弱的書生校長用自己身臨其境經歷向同學展示了這個校訓的內涵。正是在他民主、自由的辦學方向吸引下，以及他崇高人格的感召下，浙大彙集了不少真才實學的好教授。儘管後來這所在學校五易校址，跋涉五千裡顛沛流離惡劣戰爭環境下，奇蹟般從一個地方大學變成了全國享有盛名的27個系的綜合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