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科技冠絕於世，這個觀點並非中國人自吹自擂。雖然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確有“天朝上國”的傲慢，但卻少有人關注古代科技領域。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是從一個外國人開始的，也就是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傳統的史學研究裡，主要關注的方向是總結政治得失，奇淫技巧向來不是主流。就像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一樣。中國古代沒有科技這一說，也不重視科技發展，雖然“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但讀書的內容是《四書五經》的道德修煉，而讀書的目的則是“學而優則仕”。但到了近代，科技落後造成的中國經濟文化全方位的落後，才使得中國人逐漸重視科技來。
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對中國古代科技推崇備至，這也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一貫的虛榮心。但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也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我們可以為祖宗的榮耀喝彩，也可以因曾經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同時也要切記近代的落後，為之反思。
關於“李約瑟之問”的觀點有很多，都有幾分道理。而這裡，我重點聊聊個人以為最重要的三個原因！
第一，語言的侷限性
這一點個人認為是非常根本性的因素，語言是思維的載體，它直接地影響了其使用者的思維形式。雖然我不認同分析哲學認為的“哲學即語言”，但我也非常認可語言對於思維的重要性。
漢語是表意文字，是一種“自然文字”，它的創造邏輯來源於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總結，是直接描述。但實際上客觀世界的複雜性是極難用筆畫體現的，更重要的是不存在於客觀世界中抽象名詞，其筆畫創造就顯得極為艱難。與此對應，表音文字是完全的“人造文字”，沒有客觀物體的外形作為參考，必須具備一套嚴密邏輯作為創造的基礎。這個天然的邏輯基礎促進了使用者的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數學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自然科學之母。而中國人邏輯思維的短板，限制了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進步和系統化，導致中國古代只有發明，卻終究不能形成系統性的科學。
另一方面，表意的漢字由於學習難度太大，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言白分離的現象。口語是即時性的，是底層勞動人民的交流工具。而文字是可以傳承的，是士大夫的專屬工具。人類的知識本質上需要文字進行傳承，這就造成了勞動人民的經驗不能體現在文字上，進而變成知識。而士大夫的知識不能被勞動人民所認識，並在實踐中論證。這種現象就是文化隔離。
第二，制度鑄造高牆
中國古代能長時期保持繁榮得益於制度，當一個人找到了一個有效的方式時，就很難打破自己的慣性思維，去冒險尋找其他方式。所謂“窮則思變”，“窮”常常表現為變革的充分條件。中國古代能保持文明不間斷，能持續性地產生大帝國，能保持大疆域下的中央集權，這都是其他文明系統裡未曾辦到的事。可以說，中國古代歷史裡，是土地生產文明的巔峰。
在所有的制度裡，最突出的就是“科舉”。科舉制度幫助中國人打破了統治半徑的制約，在遼闊的疆域裡、在低效率的信息傳播下，依然能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權。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穩定的統治秩序，使得“唐宋元明清”這樣的大帝國持續性產生。在這種輝煌成就下，整個東亞都以中國為中心，實現了“萬邦來朝”的繁榮局面。但另一方面，這也成為了中國人的“歷史包袱”，直至今日我們依然習慣於談論“復興”，而不是“開創”。卓有成效的中央集權政府和統治秩序，使得中國人不可能放棄原有的社會組織方式，不可能越過固有的高牆。
第三，重“方法論”輕“世界觀”
通俗一點說，中國核心文化思維裡，更傾向於解決問題的“功利主義”，而輕視沒有具體效用的理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學，它的理論本身幾乎全部是一套方法論體系，旨在解決社會領域的問題。至於自然世界是如何構成的，為何會表現出諸多現象，都不在其考慮之列。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常常秉持著這樣的思維習慣：有些問題即使弄清楚了又能如何？對於實際生活有什麼幫助？這種固有觀點也弱化了中國人的探索積極性，使其缺乏創造力，更傾向於固定的生活模式。包括讀書這件事情，我們的目的一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探索性的。知識對於我們而言是獲取權力和財富的通道，而不是本能求知的慾望。
儒學的方法論體系主要是“修齊治平”的範式，這一套理論是道德修煉之路。一門道德學說裡，它的關注對象永遠是人類社會，因為自然世界是不講“道德”的。但是宗教思維不同，宗教思維的根本是“世界觀”（世界是從“神”的手上被創造而來）。所以說，宗教思維下的人，會天然地思考世界從何而來這種“無用”的問題。當然，宗教的世界觀是直覺的，倡導的方法論是侷限的。但當西歐重新發掘出古希臘哲學的時候，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完成了全新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