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冠绝于世，这个观点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虽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确有“天朝上国”的傲慢，但却少有人关注古代科技领域。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是从一个外国人开始的，也就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传统的史学研究里，主要关注的方向是总结政治得失，奇淫技巧向来不是主流。就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样。中国古代没有科技这一说，也不重视科技发展，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读书的内容是《四书五经》的道德修炼，而读书的目的则是“学而优则仕”。但到了近代，科技落后造成的中国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落后，才使得中国人逐渐重视科技来。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推崇备至，这也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一贯的虚荣心。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我们可以为祖宗的荣耀喝彩，也可以因曾经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同时也要切记近代的落后，为之反思。
关于“李约瑟之问”的观点有很多，都有几分道理。而这里，我重点聊聊个人以为最重要的三个原因！
第一，语言的局限性
这一点个人认为是非常根本性的因素，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它直接地影响了其使用者的思维形式。虽然我不认同分析哲学认为的“哲学即语言”，但我也非常认可语言对于思维的重要性。
汉语是表意文字，是一种“自然文字”，它的创造逻辑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总结，是直接描述。但实际上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是极难用笔画体现的，更重要的是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抽象名词，其笔画创造就显得极为艰难。与此对应，表音文字是完全的“人造文字”，没有客观物体的外形作为参考，必须具备一套严密逻辑作为创造的基础。这个天然的逻辑基础促进了使用者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数学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自然科学之母。而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短板，限制了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和系统化，导致中国古代只有发明，却终究不能形成系统性的科学。
另一方面，表意的汉字由于学习难度太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言白分离的现象。口语是即时性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交流工具。而文字是可以传承的，是士大夫的专属工具。人类的知识本质上需要文字进行传承，这就造成了劳动人民的经验不能体现在文字上，进而变成知识。而士大夫的知识不能被劳动人民所认识，并在实践中论证。这种现象就是文化隔离。
第二，制度铸造高墙
中国古代能长时期保持繁荣得益于制度，当一个人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式时，就很难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去冒险寻找其他方式。所谓“穷则思变”，“穷”常常表现为变革的充分条件。中国古代能保持文明不间断，能持续性地产生大帝国，能保持大疆域下的中央集权，这都是其他文明系统里未曾办到的事。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里，是土地生产文明的巅峰。
在所有的制度里，最突出的就是“科举”。科举制度帮助中国人打破了统治半径的制约，在辽阔的疆域里、在低效率的信息传播下，依然能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稳定的统治秩序，使得“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大帝国持续性产生。在这种辉煌成就下，整个东亚都以中国为中心，实现了“万邦来朝”的繁荣局面。但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了中国人的“历史包袱”，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习惯于谈论“复兴”，而不是“开创”。卓有成效的中央集权政府和统治秩序，使得中国人不可能放弃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不可能越过固有的高墙。
第三，重“方法论”轻“世界观”
通俗一点说，中国核心文化思维里，更倾向于解决问题的“功利主义”，而轻视没有具体效用的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理论本身几乎全部是一套方法论体系，旨在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至于自然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为何会表现出诸多现象，都不在其考虑之列。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常常秉持着这样的思维习惯：有些问题即使弄清楚了又能如何？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这种固有观点也弱化了中国人的探索积极性，使其缺乏创造力，更倾向于固定的生活模式。包括读书这件事情，我们的目的一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探索性的。知识对于我们而言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通道，而不是本能求知的欲望。
儒学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修齐治平”的范式，这一套理论是道德修炼之路。一门道德学说里，它的关注对象永远是人类社会，因为自然世界是不讲“道德”的。但是宗教思维不同，宗教思维的根本是“世界观”（世界是从“神”的手上被创造而来）。所以说，宗教思维下的人，会天然地思考世界从何而来这种“无用”的问题。当然，宗教的世界观是直觉的，倡导的方法论是局限的。但当西欧重新发掘出古希腊哲学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完成了全新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