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4日，101年前的今天，中国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教育新时代。教育的个性化、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等西方教育思潮令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心潮澎湃。杜威来了，带来了实用主义，带来了儿童本位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纳西方教育思潮的同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批判东方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时间过去了101年，我们回看，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五四时期提出的教育新思想，我们落实了多少，又走了哪些弯路？时代不同了，五四时期的教育思想对于当今的幼儿教育起到了什么积极意义，又产生了哪些消极影响？作为21世纪的幼教工作者，我们如何立足本土，探索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道路？对过往深刻反思，才能继往开来。
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东西文化汇合 中国是交点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五四爱国运动前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作为新知识界的嘉宾被隆重邀请到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两年访华之行。杜威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学说，因内容精深、适合所需、易于接受而成为流行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一股热潮。杜威来华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桩美谈，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起初邀请目的较为简单，如陶行知所言，“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并将杜威的学说“传得广些。”结果却远超预期，杜威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胡适夸赞到，“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时人汪懋祖评价：“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途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
宣传实用主义 实现中国教育“美国化”
杜威访华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哲学与教育两端，但相较而言，影响最大的当属教育，亦如他在美国一样。胡适有言：“他（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也要算教育的演讲为最多。”杜威来华目的之一就是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期对中国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实现中国教育的“美国化”。
杜威来华期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广为传播，有关译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多至不可胜数，其影响日渐超过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界的主导地位。从杜威初次访华到克伯屈二次访华的十年间，以杜威（1919年）开其端，孟禄(1921年)为中坚，推士(1922年)、麦柯尔(1922年)、柏克赫斯特(1925年)、克伯屈(1927年、1929年)殿其后，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专家先后到来，连续不断的推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犹如涟漪效应，其影响更加扩大。
就南京高师而言，杜威来华前后，从哥大师范学院归国就职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郭秉文、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以及赴美留学来校任教的刘伯明、陆志韦等人，都深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是杜威学说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翻译杜威教育著作，宣传杜威教育思想，结合实际予以评说，被时人誉为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广播站。他们还贯彻杜威思想，应用教育实践，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比如，郭秉文执掌南高-东大期间，支持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推行课程改革，实行选课制，开办暑期学校，首创男女同校，鼓励学生自治等。又如，陈鹤琴将杜威教育思想推广到幼儿教育，建立东南大学教育科附属幼儿园(即鼓楼幼儿园)，开展幼儿教育实验。
与此同时，以中国教育重心的转移为背景，以哥大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为推动，以哥大归国学生为主导，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前所未有。”1922年9月20日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学制系统改革案》，即1922年“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其中作为指导教育发展总纲的“七项标准”，是直接学习和借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物化结果。南京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了这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与引领者。
陶行知：杜威的道理“像单级电路通不出电流”
由于杜威以及后续学者传播的实用主义教育是纯正美国模式，因此在教育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操作层面有走形和失真之处，时而又脱离中国的国情，但都被当时掀起的学习热潮所掩盖或忽略。经过时间的检验，其问题逐渐显现。正如陶行知所言：“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但是觉得杜威叙述的过程缺少了思想的母亲——行动环节，像单级电路通不出电流。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教育界投入到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学术再创造。南京高师的陶行知、陈鹤琴作为建立系统教育理论的杰出代表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由这些熟悉的口号，人们便不能不联想到杜威的有关主张，尽管两者有明显的不同。[8陈鹤琴将从杜威及其他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主要在幼儿阶段加以实施，形成了“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主张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教育的起点，在方法上提出“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并在幼儿园推行单元设计教学。从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中，人们不仅看到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考，也看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子。
下一个百年 应平衡“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杜威访华之前的一百年，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在此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两种模式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为改变时局，近代知识分子赴东洋、去西洋，探寻救国真理。
展望杜威访华的下一个百年，在盘点历史本身以及遗产的基础上，应致力于平衡“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从“中西融合”到“文化互通”，注重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化进程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再造。正如杜威所言：“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中国这个古国不应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应当努力创造所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这个目标杜威供中国参见了百年，但需实现还需要下一个百年。
对话过去 明鉴未来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
张家琼 刘小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运动，一场真正的社会和文化运动。前者集中体现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浩荡赤诚，后者体现在此后多年里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说、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以各种实验、运动等形式较量和斗争。较量争斗间，新思想如春笋怒生，诸学说百家争鸣。欧阳哲生评价它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笔思想遗产，从思想的丰富性而言，没有任何时期可以与之媲美”，这一时期，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在中国生根，带给中国教育尤其幼儿教育以解放和新生。
提到中国幼儿教育的解放和新生，必然避不开一个引领者——陈鹤琴先生。
楔子：“教育救国”思想的生发与承扬
1920年5月，北京《晨报》办“五四纪念刊”，开启了“五四”运动的文化转向。顾颉刚撰写文章《我们最紧要着手的两种运动》，用学者的眼光审视1919年“五四”运动事件，提出依赖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改造社会的观点——教育运动旨在使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机会，学术运动旨在促进教育的进步。这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船长蔡元培先生所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契合——“五四”学生运动后，他更强调“救国不忘读书”，明确了“教育救国”论点。
“教育救国”思想在蔡元培的主张下，至此发展至方略的高度，助力了新教育思潮在整个20世纪20-30年代间的勃兴和在实践中的深耕，成就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灿烂辉煌。
选择：关乎家国、教育和儿童的深切情怀
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陈鹤琴深受爱国青年救国图存精神的鼓舞，决定放弃正在申请的博士学位，接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的聘请回国执教，与陶行知、郑晓沧、俞子夷等在学校力倡新教育。1920年积极参与黄炎培、蒋梦麟等发起的新教育共进社担任职务，参与杜威在南高师演讲的活动。1921年主持接待来华考察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并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务，介绍欧美教育学说，根据中国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基于回国两年多的观察，1922年陈鹤琴提出要想改革中国前途，教育非从初等教育入手不可，尤非从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入手不可的观点。此后一生，倾注心力于儿童教育事业。
开创：中国幼儿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如此全面深入地对幼儿教育进行研究、实践并全面构建体系的，陈鹤琴应是第一个。因此，他绝对无愧于今人赋予他的“中国幼教之父”的称号。他如同在恪守顾颉刚所讲的“教育运动”“学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一样，始终坚持教育实验和学术研究齐头并进。他开创性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幼儿教育发展的框架。
首先是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作为儿童教育基础的思想和实践。学术研究方面包括他对其子一鸣的心理学观察记录，1921年连续在《新教育》《教育杂志》等杂志发表的《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心理测验》等文章；教育实践包括在东南大学与廖世承等一起，以东南大学为阵地促进中国测验运动的发展。
第二是创办幼稚园在内的教育实验运动。1923年陈鹤琴利用自己家宅创办鼓楼幼稚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幼儿教育，梳理出的《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概况》及编撰的《幼稚教育》，涵盖了幼稚教育目标、原则、课程、系列教学法、福禄贝尔、蒙台梭利、幼稚园清洁检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为当时各地幼稚园和后来幼儿园清晰描绘了完整的组织管理和运行的框架。
第三是引领了幼儿教育研究的科学道路。除了儿童心理研究的范式，陈鹤琴先后创办《幼稚教育》杂志和《儿童教育》杂志，致力于引领幼儿教育工作者形成研究儿童、研究课程、研究教育教学方法的兴趣和观念，确保幼儿教育的科学性。
陈鹤琴这些开创性的思想和成果，集中体现在后来的全国幼稚教育课程标准之中。作为中国第一份完善的幼儿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当时。我们从当前不少重要的幼儿教育文件中，仍旧能看到渊源关系。
远瞻：至今仍“新”的幼儿教育主张
陈鹤琴对中国幼儿教育的远瞻，从其较早时期的三篇议论文中可见一斑。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新教育》的《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刊发于《幼稚教育》的《我们的主张》和《幼稚教育之新趋势》。这三篇文章一脉逻辑，可以较为完整呈现先生关于当时幼儿教育的观点。而令人叹服同时也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观点，至今仍可称得上“新”（意味着许多至今未能落实）。
《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中，开篇提到的一个总的现象是“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这个问题被提出，其实恰恰反映了陈鹤琴关于中国幼儿教育的思想和实践，都不是“崇洋媚外”的，这在《我们的主张》中也有印证。随后，他分别指出四种弊病：“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不丰富）“团体工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第一条即是主张“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提出从设备、玩具、教育内容都应该适应国情和本社会的需要。其他14条，许多主张是被我们今天幼儿教育较好吸收了的，比如“家园共育的责任”“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的课程”“课程的预设与生成关系”“儿童健康第一的教育目标”“养好良好习惯的目标”“采取游戏式的教学法”“小团体教学法”“教师要做儿童的朋友”“幼儿教师需要充分的训练”等这些主张，在今天我们幼儿教育中，有些已经较好落实，有些被十分重视正在被努力践行。这都体现了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
然而，尚有不少主张和当年提出的弊病与趋势，在今天仍旧是“弊病”，仍旧是遥远的“趋势”。比如“外国病”、缺乏适宜的质量标准和目标、“注重户外活动的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的新趋势”“幼稚园与一年级之联络”（近年重视的“幼小衔接”）“蒙养园的运动”（0-3岁婴幼儿的看护问题）等。这些在今天仍旧是现存问题、仍旧存在理想“趋势”中的问题，恰恰反映了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远瞻。
结语：对话过去 明鉴未来
历史从来都不是虚妄，对历史的回望，有助于人类对未来道路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比如，这两年，“未来幼儿园”成为热议的话题，那么有必要首先回头看看历史是否完成了它当初的未来猜想？在完成和未完成之间，一定有值得我们当下反思的命题：
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场域里，陈鹤琴等前辈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对儿童的热爱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完美作用于儿童教育事业的？
2.如何处理“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何以实现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图谱？（陈鹤琴留学归来，可是他近500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朴素和通俗的语言；实践中我们看到诸多中国传统元素的玩具和游戏活动。）
3.何以幼儿园中充足的户外活动和自由活动，在今天依旧难以保证？
4.何以“小学化”与“功课简单”的弊病共存近百年，幼小衔接问题亦始终无解？
5.百年历史回响，我们应该坚持什么？突破什么？走向哪里？
让环境成为幼儿教育的“最佳合伙人”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季康
“五四”时期前后，一些学者对西方幼儿教育家所关注的环境因素对幼儿教育的价值作了引介与思考。1920年，谢颐年在《儿童时期的重要与家庭的改造》一文中引用杜威的观点，称：“社会与个人间，是先有了社会的风俗，而后有个人的习惯。足见个人受四周境遇制裁与改化的力量，非常之大。”环境，做为一种影响幼儿教育的关键性因素，逐渐进入我国教育界的视野。他们心中的蓝图是构建与幼儿良好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社会与家庭环境，使之成为幼儿教育的“最佳合伙人”。
自然环境：幼儿教育的本真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已经是次要的环境因素，但其所具有的原生态特征，却是幼儿成长所需要的必然条件，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本真内涵。
为幼儿维护一种自然而无约束的环境，让他们保持来自自然的纯真本性，是让幼儿们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前提要求。著名儿童教育家艾伦凯在其名著《儿童的教育》中提到幼儿教育的本真应创造一种能够维持幼儿本性的自然环境，直至其成长至与成人界限的交接。这个理念就是要在幼儿的内心和外界间保持自然的联接，在幼儿适应成人世界之前，要为幼儿提供一种从外部环境到内部心态的安宁状态。为此，就需要积极引导幼儿去观察、适应与学习自然。由此，使儿童得到自然环境的帮助，获取自然界的知识，成为其迈开为世界一分子，为人的第一步。如让幼儿观察四季花开与蜜蜂采蜜，使他们认识花卉与蜂蜜的知识。通过这种让幼儿与自然界四季生物亲密联系的环境的建构，可以使幼儿获得生长与发展相关的知识概念，了解到动植物等自然界事物的相互联系。这种环境有利于幼儿探索求知的启蒙。幼儿成长中的自然环境是需要积极维护的，保持对幼儿健康有益的自然环境与保持幼儿内心的自然本性同等重要。
家庭环境：幼儿教育的本初空间
家庭教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夫妇生活的目的，是幼儿教育的本初起点。“五四”时期，一些西方幼儿教育家们关于家庭环境与幼儿教育的关系理念也被引介进来。德国学者韦德曾经提出当幼儿能注视一物或玩弄一物有兴味时，即可为实施教育之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幼儿教育启动时的空间环境即几乎等同于幼儿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是幼儿教育启动的本初空间。
他们认为幼儿成长的家庭环境因素包含着家庭物质与家庭成员两个子环境因素。两者都对幼儿的发育生长起作用，也同样制约着幼儿教育的实际效果。幼儿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家庭物质环境应是一个安全、卫生的空间与温暖、充足的饮食及物质供应所组成的有机综合体。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改造教育幼儿，使之具有成为任何一种优秀人才的潜力。正如当时美国学者华生的观点：“任何常态的儿童，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和教养，不管他的才能、嗜好、趋向、职业和祖先的种族如何，皆能造就为一种专家——医生、律师、大商贾，乃至乞丐盗贼。”家庭环境中的空间、陈设、布置、饮食等诸多方面都与幼儿的成长发育有着莫大的关联，尤其在培养幼儿想像力、激发其感情方面有积极作用。在家庭日常饮食的过程中，可以诱导幼儿知晓饮食的礼节，培养起他们对于劳动的习惯与兴趣。如美国学者韦氏著书《白色的教育》，专心研究幼儿居所的色调与幼儿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蒙台梭利对幼儿的饮食研究也十分用心，在食品的新鲜度、多样性上提出了很多科学性的要求。
社会环境：幼儿教育的本色底蕴
对于幼儿来说，托儿所等幼儿教养机构是对幼儿生长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是幼儿社会环境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家庭环境的重要补充，是幼儿教育本色底蕴的显示。
1916年，顾树森、王维尹合作翻译了《蒙台梭利教育之儿童》一文，对蒙台梭利关于儿童园环境对于幼儿的感化力作了直接而具体的描述。蒙台梭利认为托儿所等幼儿教养机构的良好环境除了与家庭环境类似的要求外，还应有能够起到启迪教育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特殊要求。同时，有效的沟通家庭成员与此类机构之间的联系，共同为幼儿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作为相对专业化的各类幼教机构，它们应负担起对幼儿家庭成员实施幼教的指导责任。除了传统的幼儿教养机构外，在当时的欧美诸国，一些新生的有助于幼儿成长的机构也出现了，如儿童博物馆。这是一个可以让幼儿得到充分自由、受着环境熏陶的天地，这种儿童博物馆的设置确能对幼儿产生一定的教育效果，如儿童博物馆。儿童博物馆与普通的博物馆不一样，所陈列的则都是足以启发儿童成长欲望的日常生活用品，且是允许儿童们任意摩挲抚玩的。对幼儿对实际智识的学习、幼儿疑问精神的养成与他们读书兴趣的诱进等方面，儿童博物馆都显得比许多托儿所、学校更有成效。这种契合幼儿环境教育的实践让幼儿自由地处于遍陈着有激诱性的材料的环境中，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好奇心和能力，得到更多的进步。
“环境足以影响儿童的行为。”无论是自然、家庭，抑或社会环境因素，其与幼教的联系观念都成为了“五四”时期中国幼儿教育家所必须关注的内容。也对于我们今天以深刻的启发。
本位在幼 置重于“未”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郑敏希
时值2020年5月4日，我们距离1915年以创立《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距离1919年在北京由青年学生们发起的那场爱国主义运动、距离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均已百年。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时，我们反思当代的教育活动，恰是应和了树人的百年之期。在谈及新文化运动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时，刘晓东教授认为，这场对旧文化、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运动为抨击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提供了契机。他指出在旧见解中“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将矛头对准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顽疾，渴望通过文化的变革带来社会的新生，而杜威的来华则将新文化的样貌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杜威指出，“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学中从地球中心转移到太阳中心一类的革命。在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杜威希望以“儿童中心”取代旧教育中“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的状况，亦成为百年来我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协调与尝试实践的教育理想。
近年来，我正从事于儿童哲学的研究与实践，这是一场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颇深的教育实践改革，在儿童哲学的活动中，原本古老、抽象的哲学思想，亦能在幼儿园中找到其生长的土壤。之所以能将哲学与幼童联系在一起，仅从以往哲学的教学方式中是绝对找不到其实现手段的，正是杜威所反对的“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才给予了儿童哲学发展的空间。
在儿童哲学的实践活动中，教师作为活动的促进者，主要的工作是为儿童提供与他们生活经验相关，且能激发儿童兴趣的素材，并在课堂上引导儿童自行提问并寻求解答。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协助儿童思考，鼓励儿童相互协作，共同探究。儿童哲学课堂上所提的问题多是开放性的，即问题的答案并非只有一个，因此问题的答案既不存在于教材中，亦不存在于教师口中。儿童哲学活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尽管有类似李普曼等人所撰写的儿童哲学小说与教师手册可以作为课程的参考，但小说的内容基于儿童的现实生活，且教师手册中仅提供开展活动的方法与提问的策略，并不涉及标准答案。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影视资料、活动均可以作为儿童哲学的刺激物，因此教材的概念在儿童哲学活动中亦逐渐被淡化。
随着教师与教材角色的改变，儿童在教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却日渐凸显，儿童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李普曼教授指出，“学校如以教育为其使命和目的，就应该全力帮助儿童去发现、去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李普曼将教育看作是儿童发现意义的过程，同时强调意义不似物件般可以被传递、给予，发现意义是需要主体参与的活动，是对认识活动中儿童主体性地位的极大弘扬。因此，儿童哲学的教学目标并不存在于分散的知识点中，而是致力于儿童能力的发展之上，努力提高儿童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关怀性思维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伴随着儿童的成长，为他们走向社会提供更好的支撑。
正如杜威在其教育即生长的思想中提到的：“这个朝着后来结果行动的累积运动，就是生长的涵义。生长的首要条件就是未成熟状态。……但是，未成熟状态这词的前缀‘未’却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无所有或缺乏的意思。”百年间的破旧立新，将儿童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以符合天性的教育，甚至将所谓高深的哲学搬进了幼儿园中，皆是对“未”的逐渐了解与尊重，相信在儿童的身上潜藏着人类发展的力量与未来社会的诸多可能。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幼儿美育建构的意义
《幼儿教育导读》主编
熊志刚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给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美育的科学化和大众化，在这场激荡人心的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蔡元培先生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就国民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其中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是针对“立人”的思想提出来的，其美育主张与王国维、朱光潜等人的美育探索共同开启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的历程。蔡元培先生由于其身处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想、美育主张自然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他首先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展现出来的弊端和即将出现的问题提出“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思想，在文化运动中存在有相当部分人的盲目急切、行动热血冲动，缺乏对文化、对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在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是残缺的。针对这种现象，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和号召，主张以美育来启蒙、关怀人的发展，以美术的教育来提高国人的情操，使之拥有一种超越利害功利的兴趣，消除人我划分的偏见，这种“立人”的美育思想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终极关怀！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立德树人”的思想具有文化传承的一致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启蒙与救亡”的政治理想，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美学家们希望通过改造人的内在和基础的情感开始，通过审美教育来改造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信仰，最后得以达到改造现实社会的目的。但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美育主张和实践中的行动，却客观上在中国的现代教育思想上关注并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他们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定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美育之父”席勒在其美育理论中主张美育作为人从自然状态经过审美状态达到理性（道德）状态的中介地位的美育定位，强调了美育对于人类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这种选择彰显了中国现代的美学家在吸收西方美学思想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与当时的文化运动中部分人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的盲动者、激进分子不同，他们从审美的角度切入问题，冀以美育的途径，把西方现代美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教、乐教思想相结合，从情感的内在性入手，强调了感性在人格培养中的基础性地位，更加关注如何从感性入手来培养感性与理性协调发展的完全的人。
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了美育的功能作用，他指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并进一步指出：“美育的目的，在陶养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故为达到美育实施之艺术教育，除适当之课程外，尤应注意学校的环境，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 蔡元培先生关注美育使人高尚纯洁的问题实质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的，希望通过美育达到改造人的目的。基于此，蔡元培先生提出了生活中践行美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他把美育分成三个部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进一步指出三个部分应相互贯穿，相依相成！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和实施方法给现代幼儿教育中的美育课程建构提供了积极的指导意义。他甚至具体提到当时的幼稚园美育课程的目标和建构，认为幼稚园的美育课程应迎合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自主接受舞蹈、唱歌、手工课，以培养孩子的美感。
蔡元培先生在美育主张中非常重视环境的作用，指出一定要让婴幼儿身处符合其身心发展需要的环境，要有适宜的音乐、雕刻、图画书的陈列，成人的语言动作、衣着打扮都要有一种优美的表示等。认为美育的实施需要一种普遍的环境对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审美能力的熏陶影响，这个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蔡元培先生对环境的重视具有独特的视野和高度，他认为美育必须与文化建设发展联系起来，主张人们要多去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美术展览会，甚至是植物园、动物园，国家和社会要广泛地建设这些场馆，要通过国内外的优秀文化来熏陶、培养国人的的审美情操，净化国人的审美理想。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以及美育实施的具体方法路径，彰显了“以人为目的”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对当前国家教育部提出的要科学定位美育的课程目标、构建大中小幼相衔接的科学美育课程体系，加强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作用，统筹整合校园与社会的美育资源，保障美育的健康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01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对国人某些理性精神缺乏和道德堕落的反思批判，而当下的时代已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科学教育无疑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思想界和知识界开始关注反思知识理性精神建设带给国人的现代文明焦虑。本是人类制造了机器，但是却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受到机器的指挥和驱使，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越来越少，并很快成低龄化趋势，孤独、冷漠、甚至残忍成为人类科学文明带给人的情感疾病。蔡元培先生早在100年前已经认识到这个社会未来的情感疾病，他在论及科学与美育时，明确指出：“科学愈昌明，宗教愈没落；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指出：“人类与人类便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且互相残杀”。蔡元培先生大力张扬美育，就是预见了人类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当自身被科技文明成果异化时，能通过美育找回自己失落的情感。
蔡元培先生关于科学与美育的主张和见解，对当前的幼儿园科学教育开展有很好的启发，幼儿的科学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幼儿对科学的情趣，保护好幼儿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的保持一定是建立在浓厚的兴趣之上的，如引导幼儿对光的认识时，可以与色彩联系起来，幼儿园游戏中的很多玩具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定的有趣的科学现象有联系，尤其是现代的玩具或者教具，总是与一定的声光电有联系，都可以成为美育的资料。在科学教育中渗透美育的元素和思想意识，寓教于乐，符合幼儿的思维发展和认知发展，使科学教育富有趣味性、游戏性，激发幼儿的主动探究的欲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主动体验、操作、创造，保证了幼儿的快乐健康成长！
五四时期留下了哪些幼儿教育遗产
《教育发展研究》副编审
南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思想启蒙和文化重建运动，它对我国国家道路选择、社会制度建构、现代思想重塑乃至国民性格转型等都有着重要意义。百年来，人们对五四时期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今天，五四时期留下的丰厚精神文化遗产已经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化作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指引。去年，我国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未来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么如何保证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对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轫阶段的五四时期教育遗产的挖掘。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时代，受新旧冲突和中西论争的影响，各派思潮迭起、多方思想碰撞、多元知识汇聚、多种理论生成，呈现出百家争鸣错综复杂的思想谱系和知识图景。就教育而言，一方面，作为知识传播的基本途径，教育成为各派思想理论扩大自身影响的主要阵地和渠道，另一方面，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教育学科也在与各派思想理论的互动中不断选择并建构起近代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促进了近代教育改革，推动着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从幼儿教育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留下的遗产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儿童的发现”的儿童观变革。“儿童是什么”是事关整个幼儿教育体系与发展的首要问题，五四时期，伴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对传统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批判， 传统父权家长制下的“长者中心”儿童观日渐式微，取而代之基于“儿童的发现”的“儿童中心”儿童观。在传统社会，儿童是父母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没有独立人格，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旨在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以免招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骂名。五四时期，伴随社会上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杜威来华讲学，儿童中心开始走进国人的视野，发现儿童、解放儿童也成为这一时代的普遍呼声，如鲁迅就发出“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呐喊，主张对孩子要“完全的解放”、“尽力的教育”、“合理的做人”，这样才能焕发儿童的创造性，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人”。1923年，凌冰在《儿童学概论》中进一步指出：“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他的身体，他的各种天性，他的知力，都是未甚发达，不是和成人一样。所以教育儿童的方法，也不能和教育青年或成人的方法一样。”之后，近代教育家普遍以儿童的发现和解放来观察儿童、研究儿童，这成为近代幼儿教育的重要特征。
第二，基于个性主义的幼儿教育模式建构。五四时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作为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潮流。这一时期，人们对传统漠视幼儿个性和人格独立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批判，为幼儿个性自由的实现奠定了舆论基础。个性解放首先要尊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其次要顺应并促进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再次是发现幼儿的独特个性特征并实现其发展，最后是形成个性独特的“我”之存在。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洪流中，我国通过对儿童心理和教育研究成果的译介和研究，展开了个性化幼儿教育模式的初步探索。如在教育理念上，自蔡元培就提出了“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展个性”的主张，影响了整个民国时期的教育实践；在教育宗旨上，1922年《新学制》明确把“谋个性之发展”作为七项教育标准之一；在教育原则上，自《教育杂志》于1920年第12卷第1号发表《美国之自动教育法》后，自动主义便成为此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教育原则，旨在使儿童成为“自动的求知者”、“自动的思考者”并“能自动的将知识应用到实际上去”；在教育方法上，明确要求“个人各秉特殊之天性，教育即当因个人之特性而发展之，且进而至其极”；在师幼互动上，要求从“研究应如何教人”转向“觉悟人应如何教”，体现出儿童本位的追求。
第三，基于科学主义的幼儿教育实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热切呼唤，使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批判传统的有力武器。近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不仅使人们相信自然科学的力量，也使自然科学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受其影响，教育学唯有把自身建立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也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近代教育家将西方近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手段引入儿童教育领域，自觉运用统计、测量、调查、实验等科学方法研究儿童教育，使儿童教育研究逐步走上与儿童心理学相结合并以之为基础的科学化道路，其主要代表是陈鹤琴，他不仅出版了当时对智力测验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的《智力测验法》一书，而且基于第一手观察资料写就《儿童心理之研究》，甚至还创办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展持续性的课程改革试验。另一方面，教育家们对国外教育教学改革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改革试验，其主要代表是俞子夷，他深受杜威的影响，力图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带入中国，坚决反对把儿童培养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主张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从儿童自发活动出发，促进儿童的经验生成和智慧发展，而他对设计教学法、复式教学、道尔顿制等的本土实验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四，基于发展道路的幼儿教育中国化探索。民国初年虽然有三种类型幼稚园，但影响较大的却是宗教式幼稚园和日本式幼稚园，国人自办的普通幼稚园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致使我国幼稚园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陶行知先生从近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曾深刻揭露了幼稚园的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批判其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应办中国的、平民的和大众的幼稚园，从而开启了幼儿教育的中国化探索。具体来说，五四时期幼儿教育的中国化探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幼儿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如陈鹤琴建构了包含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在内的完整的活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则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基础构建了生活教育理论，它们共同构成近代中国最具本土化的教育理论。二是幼儿教育改革实践的中国化。如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本土化改革实践、陶行知在燕子矶幼稚园的改革探索以及张雪门关于如何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正规的、标准的、高水准的幼儿教育机构的论述等，极大地推动了幼稚园改革实践的本土化进程。三是幼儿教育制度的中国化。这主要体现在1922年《新学制》将“蒙养园”改为幼稚园，成为近代学前教育机构通行的“学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幼儿教育进行了有益探索，成为解放后推进幼儿教育改革的宝贵经验，代表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方向。
今天，立足新时代来审视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固然有许多改革的难点和焦点问题，这虽是新问题，但却可以从历史遗产中汲取智慧。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在梳理五四时期留下的幼儿教育遗产时就会发现，这些遗产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在今天愈发显示出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诸如构建中国特色学前教育体系、深化农村学前教育改革、推进普惠园建设、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体现儿童立场等，都可以从五四的幼儿教育遗产中获得诸多启迪。
